社会科学
现在讲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更麻烦、更复杂。
1、多层次
首先，它也是多层次的。因为人好多现象是生物基因决定的。比如说，人有讲道理的人，有不讲道理的人。萧伯纳有个至理名言就是“社会总是由不讲道理的人推动的”。
像我这样讲道理的人，肯定是永远推动不了社会。今天我很生气，这个人怎么那么不像话。明天我就会想，算了人家也有难处。讲道理的人总是改变自己来适应社会结构。他往往是功能主义者，是保守的。但是不讲道理的人，总是改变社会结构来适应自己。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层次。
2、还原主义更加困难
比如说性别问题，我刚才举过的，它不可能还原。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还原，社会学的好多现象也是能还原的。比如说，你要解释古代的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的关键就在死亡率和生殖率这两点。现代的人，能主宰人口增长的关键是在出生率，死亡率不再是个大因素。但在古代，疾病多，医疗条件差，主宰的主要是死亡率。
古代社会的人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一般社会学家会用社会结构来解释。比如用性别，性别越平等的地方，出生率应该越低。如果让女人自己有选择，她不会选择超过两个小孩的。
有的用财产，像中国这种国家，每个男性小孩都平分财产，那生的小孩肯定多。而像欧洲，老大拿财产，老二不能继承财产，所以生小孩肯定不会多。有各式各样的解释。
有用剩余的，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越多。有一位学者写了本关于世界人口的书，他发现在1500年之前整个欧亚大陆人口始终差不多，1500年以后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同步提高。
如果是这样子的，那它肯定不是内生原因（也就是性别关系），肯定是外生原因。他的解释很简单就是病虫害。不同的族群，带的病虫害不一样。像埃博拉，是非洲病，但它会通过打仗和做生意传播。
比如说，鼠疫（即黑死病）在欧洲爆发的时候，死了近1/3以上的人口。为什么有的死了，有的没死？死的人身上没有带免疫基因，没死的人往往身上带着免疫基因。
所以每次大规模的传染病杀死的，都是没有免疫基因的人。这样子有免疫基因的人的基因频率在整个物种里不就高了？原来是2%的人带有免疫基因，这病杀死了50%的人，那么在存活里面有多少带免疫基因？是4%。所以通过打仗，把病虫害传来传去，杀来杀去。
到15世纪，在欧亚大陆主要流行的病虫害，已经成为等位的了。以后也有流行病，但流行病不怎么厉害了。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杀死一半人。当哥伦布等人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当时新大陆有好多帝国像玛雅、安帕帝国都是非常厉害的，但后来他们人口的95%以上都死掉了。
西班牙人没多少，就600人，怎么能杀死他们？排队让他杀，也来不及杀。就是因为新大陆病少，我们病多。我们把流行病传给他们。新大陆传给我们主要就是性病，像梅毒。但在新大陆打仗，还没打到一半天花就流行了。
天花对我们是个老病，好多人生几天就好了。但对他们完全是个新病，当时没有检疫站。老大陆人的病为什么那么多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老大陆人养的动物太多了。
动物和人传，每个人基本上和每个养的动物都有密切的关系，就这样会不断导致各种的流行病。而新大陆主要养的只有一种叫Llama（羊驼），就长长的，鹿不像鹿，马不像马。所以他们病就少。
3、无法控制实验
也不是完全不能做，现在像美国做控制实验蛮多的。但这种控制实验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控制实验。比如说，美国有人研究种族歧视到底多强，他怎么做呢？
他发出五千份信，信的写法什么的都控制住。申请的工作差不多，写法也差不多，把CV（简历）、履历都做得差不多。但是把名字改掉。通过这个名字，可以看出这是黑人、白人、女性或是男性。然后看回访的比例。
但这样还是有好多东西没有控制住。比如他公司内部到底要什么人，你不知道。公司内部真的需要某种人，或不需要某种人。做控制实验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可以做控制实验的领域是非常少，能解决的议题非常窄。
4、大量的机制
社会科学跟生物学一样有多层次，每个层次背后也是由大量的机制在起作用。但它与生物学不同，这些机制不需要符合进化论原则。社会科学领域大量的机制都叫“正负反馈机制”。
什么叫“正反馈”呢？就是你火气大，我也火气大；你骂我，我骂得更凶；你揍我一拳，我揍你两拳把你打翻。就是不稳定的。负反馈机制往往就是你骂我几句，你突然就说：“算了、算了，都有道理，我们不吵了。”
负反馈机制也就是当A和B，A高了，B跟着高，B更高了，信息反馈导致A变低了，然后到B又低了，这就趋于稳定。正反馈是A高了，B更高，B高了反馈到A，A更高了，B更高，就越来越高。
我们有多少人学习国际关系的？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正反馈理论。就是说不管什么意识形态的国家，只要你强大了，你就是我的敌人。
一旦相信这个理论，它又有一个“自我预言实现者”机制。也就是说一旦我相信对方是敌人，我就得防备他，制造武器。因为我认为他会打我。
这样子原来实际上不是敌人，但是标志为敌人，结果真成敌人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完全在它的错误性。你越相信它，它就越正确。我们人类的大量机制都是正负反馈的。
比如说经济学，供需关系是负反馈的。价格高了，生产过多，价值就低。但是价格一低，生产就会变少。但是人类追求生产，对于环境来说，完全正反馈。因为生产能力越来越大，为了把生产的东西卖掉，我们必须搞消费主义，搞广告什么的。
这样要想把资本主义运行下去，就必须要让人浪费，而且拼命浪费。这样一来，对环境就完全是正反馈的。生产越多，环境影响越大。虽然经济学内部是负反馈机制，但它和环境却是正反馈机制。所以价格规律这个机制，是不符合进化论原则的。
如果价格规律跟着进化论原则走的话，肯定是没几年就要完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那个机制，就是谁强大，谁可能就是我敌人——也是不符合进化论原则的。到最后，大家互相扔原子弹那就都完蛋了。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社会科学的机制和社会现象的关系非常复杂。生物学里面机制和现象的关系是一对一的。比如说，我刚才举的，我吃多了，我胰岛素分泌就多，我就会瞌睡。
胰岛素分泌就在那时候起作用。社会学现象都是多对一的。也就是一个社会学现象，马上会找到几个、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机制，都能解释这一现象。这在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方法论上叫“过度决定”。就是相当多的机制，它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
比如说，要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你可以用“搭便车”的理论来解释。就是说当人都具有工具理性，哪怕是追求共产主义这样崇高的目标，也不会引起他好好干。因为他想着你们干，我享受，那多好。
也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机制。虽然山上的庙里每个和尚都要喝水，但是和尚一多，谁都不肯打水。工厂里好多人“磨洋工”的确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也可以用别的机制来解释。
有一个机制就是领导没有Incentive（激励）。国营企业的领导有两个Incentive，又红又专。生产多少和他无关，他专门搞革命，整天唱高调——工厂先进，他才能升官。领导的政治利益和生产利益相互冲突，他选择政治利益，选择红而不专，这样工厂肯定搞不好。当时就是一直在搞运动。工厂生产是有它的规律的。
我在工厂干过8年。要知道一个车床上面有几百个零件，每个零件稍微有点误差，这个车床就会重得要死，声音还会“擦啦擦啦”响。比如，我们生产牛头刨这种机车，一年生产120台，有115台左右是支援非洲的。这样子就把垃圾给人家非洲去了。
生产这种牛头刨的成本是多少呢？是上海的十倍左右，是山东和辽宁一带的五倍，是西德的三十倍。但是基本上是没用的。当时我们中国人整天在说，我们支援非洲多少多少钱。
实际上是把垃圾扔给人家。按照价值来说，我们的115台牛头刨是有价值的，但是真是摇不动。所以要解释给定的社会现象，比如说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下生产为什么上不去，我能找到好多机制。
我还能找更多，一个小时就讲怎么找都可以。我就给你们举个例子，就是有给定的现象，你可以用好多机制来解释。这就是社会学的困境。好多书写得道道地地，里面逻辑很好，但逻辑和经验可以完全无关的。为什么有这些现象呢？
因为机制可以不符合进化论原则，机制和社会现象不存在一对一关系。这就是人这种动物恶劣的地方。人是既有本能，又讲策略。人是有脑袋的，会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认证自己行为正确性。
这是人可怕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人是不可能将心比心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道理。和有不同的人谈他的道理准则。两个人吵架，他设定到50%都是非常少的。
基本上四六开，就非常讲道理。不讲道理的就一九开，甚至零十开。这是完全不讲道理的。旁边的人看，会觉得这个人彻底是在胡闹。可是他自己可以说出一大堆道理，认为自己不在胡闹。
实际上，人讲道理或不讲道理，就是他能到四六开，就是说能站在六分上来说公正，那这人就是好得不得了的人。这就是社会科学和生物学的唯一区别，就是人的本性。所以做社会科学的难度非常大。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社会科学一般解决就是把它碎片化，搞分野，用不同的学科来把它们区分开。怎么分开呢？第一，有的人用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来解释社会现象。这些人慢慢就变社会学家了。
一个人为什么读书读得好？社会学家就说因为你爸爸妈妈有钱，把你送到好学校。实际上这是用社会结构来解释你的成功。第二种人会说，读书很成功主要是因为你在某一个阶段碰到一个高人，经过那个高人的指点后，你完全改变人生的意义。这种人就是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就是发觉人生的意义。人对事物意义性的理解会改变社会结构，改变历史。马克思理论实际是一种对人生、对历史的意义性的理解，但大多数的人都相信它的时候，那对社会影响就非常大。
还有一种呢，比如解释你今天为什么很成功，主要是因为你高中时有一门课失败了。这个失败导致你认为再也不能这样混下去了。从今以后，你就变成好学生了，所以成功了。这样讲故事，你会发觉它用的逻辑，既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
它用的逻辑是时间序列叙事。比如说，今天我一脚踩下去，踩到水塘里面。怎么回事？我在想是不是下大雨了？太阳正大，别的地方也没事，那肯定不是下大雨。再看，啊！原来那一头是在浇花。
已经发生的事情，通过回溯来找原因，这种逻辑既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叫归溯。这就是人类的第三种逻辑。这是历史学家用的关键逻辑。搞历史学的基本功就是造个时间表，通过时间表来找关键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是人的行动？是结构？还是偶然性？所以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这三个基础学科，代表了三个基本的叙事方法。当然，真的社会学家，这三种叙事方法都用。
这三个叙事逻辑怎么解决问题？既然都是讲故事，为什么这个故事比那个故事好？这个判断标准是什么？
我目前就想通过这样来解决，把这三个都用，但关键的是我提出一大堆问题。用希腊哲学来说，就是一个有力的解释必须自变量少，因变量大。也就是用最简单的东西，来解释的东西越多越好。从这个角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漂亮的理论。
在逻辑上，它用生产方式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用一根小筋挑动全世界。就像杂技演员，他手上要耍五百个球，在下面还能扔着玩，这当然是很厉害。
所以就是必须要想一个好的故事，你的自变量或你要解释的那个概念，要越小越好，但是你解释的东西要越多越好。可以说，社会科学实际上就是画画。
如果画一个小品很容易。但如果要画一个壁画，像米开朗基罗画的梵蒂冈整个大厅墙上的那一大副画，上面上千个人物、不同的场景，还能把它画的逼真，那水平就高了。
或者说做社会科学又像是拼图。一般比较差的学者，他做的东西就是拼20块拼板而已。但如果你能把5000块的拼图拼出3500块，或拼出4000块，那就很厉害。在社会科学里，谁都无法做出真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已知的事实，来构建比人家更好的故事。
社会科学不能做控制实验，那它怎么能够有个判断标准？差别就在于我的故事背后的理论很简单，比你的更简单，但是我解释的东西比你的更多。相对来说，这个理论就比其他理论就是一个更好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