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
（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世界已经认可中国GDP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超过了美国，按照兑换率还需要十年超过美国。但是从人均收入来讲，中国离美国还差的很远，只有美国的1/5左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今后会不会经济增长陡然减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呢？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把全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比上美国人均GDP，能够发现一个神奇现象。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家（多数在拉美）的这一比重并没有增长，而是长期停留同一水平，摇摆在美国人均收入的1/5到1/3之间。这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或地区中只有几个例外，那就是亚洲四小龙，它们跨越了贫穷陷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一直迈进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以上。
什么是贫困陷阱呢？类似的，我们把那些贫穷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比上美国人均GDP。这些年来大部分地区的这条线没有上升，停留在美国人均收入的1/10甚至1/100以下。仅有的两个例外，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一个是印度。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序列，但是会不会陷在这一阶段？这是一个问题。
（二）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按照正确的工业化路径和产业升级顺序来发展，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体机制跨越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但前提是国家力量必须扮演重要和关键的角色。按照前面描述的各国工业革命历史规律，跨越这两个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需要完成两次工业革命，即以规模化方式生产轻工业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规模化方式生产重工业机械产品和化工产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首先需要开启原始工业化过程（类似中国的乡镇企业繁荣）才能够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还需要在适当时期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我们正在目睹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把所有生产过程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革命。目前的高收入国家如果无法通过适当产业政策开启这场新工业革命，就会陷入高收入陷阱，就像南欧国家那样。因此而每一场工业革命的启动都需要国家力量和产业政策的主导。
因此我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很乐观的。这不是说中国没有大量的困难要克服，实际上，中国困难重重。中国用几十年走过了别人几百年的道路，也积累了别人几百年的问题，经济规模庞大，问题繁多。但是，相比那些已经陷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那些因为受华盛顿共识和黑板经济学忽悠而放弃了国家能力的国家，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力量足够强大，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走在正确的产业升级道路上，正如以下数据所揭示的那样。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工业化路径和产业升级道路呢？我以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台湾地区，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还有中国大陆为例来对比分析。图2-图7是根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付才辉老师和林毅夫老师的发现而制作的，因此我把它们叫做“付-林图”。付-林图中的横坐标是一个国家非农产业（即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除以美国的这个的比重，因此代表一个国家工业化相对于美国的程度，在0和1之间（也可以大于1）取值，这个数值越大，说明该国的产业升级越是接近美国。纵坐标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除以美国的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在0和1之间（也可以大于1），这个数值越大，说明人均收入越是接近或超过美国。按照工业革命的历史规律，如果一个国家产业升级的道路是正确的，那么随着非农产业增加值向美国逼近，其人均收入应该以递增方式逼近美国甚至超越美国。如果产业升级的方式不正确，比如搞盲目的大跃进、全面进口替代、休克疗法等，虽然产业升级表面上逼近美国，但是纵坐标上的人均收入却不升反降，这又会反过来影响产业升级，使非农增加值与美国之比发生倒退和减小，形成原地打圈圈的混乱局面。
图2 韩国
先看图2中的韩国。随着制造业和服务持续增长，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和美国相比持续上升，曲线上的点向右移动。与此同时，韩国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相比也是急剧递增的，形成一条十分平滑的往上翘的抛物线，说明韩国的产业升级带来了巨大的收入提高，是正确的道路。从1960年到2010年为止，韩国的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从相对于美国的78%上升到美国的98%，于此同时创造的人均收入从相对于美国的10%一路飙升到美国的72%，一举跨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两个陷阱。韩国战后在强政府主导下以手工业和轻工业起家，包括纺织业和制鞋业，迅速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然后又通过产业政策在80-90年代以轻工业积累的剩余为基础大力发展重工业，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是正确的工业化道路，没有在建国之初就强行大力上马重工业，符合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
图3 中国台湾地区
图3显示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也很成功：随着产业的升级，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从1960年相当于美国的73%开始上升，直到2019年为止已经达到美国的98%；与此同时，人均收入于美国之比也加速上升，从1960年的12%飙升到2010年的74%。大家知道，自从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吸取了大陆经验搞了土改，又利用美国提供的手工业和轻工业产品市场，台湾没有大力上马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重工业，而是大力推进以纺织业为领头羊的轻工业，成功引爆了一场轻工业革命；直到80-90年代才开始大力推进资本密集型的电子产业（包括芯片），因此也走了一条正确的产业升级道路。但是台湾犯的错误是民进党上台以后受华盛顿共识干扰，没有通过政府产业政策大力推进汽车与造船等重工业产业，因此后劲没有韩国充足，以后的继续发展可能成为问题。
图4 阿根廷
那么，什么又是错误的工业化路径呢？图4至图6显示拉美国家的产业升级或工业化道路普遍不正确。例如，阿根廷资源丰富，独立建国两百余年，离上帝远但离美国近。尽管阿根廷的产业在升级，但是它的人均收入没有什么模式，一团乱麻。长期以来阿根廷一会儿采用进口替代，一会儿采用华盛顿共识，造成现在货币贬值，图中的曲线仿佛像无头苍蝇般到处飞，非农产业与美国的比值在90%与98%之间徘徊，人均收入与美国之比在0.25%-0.5之间徘徊，而且1958年曾经达到过美国的55%，但是2002年回落到美国的25%，始终无法苦熬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归根结底，是阿根廷根本没有明确的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产业政策。类似的还有巴西（图5）和智利（图6）。
图5 巴西
图6 智利
最后，我们来看中国（图7）。改革开放前，中国高速推进产业升级，建成全面工业体系，但是没有在人均GDP这个方面表现出来，与美国之比一直在5%这个低收入水平徘徊，而且大跃进期间还有回潮。改革开放后，从原始的农村工业开始，走面向市场的乡镇企业道路，而不是大干快上重工业，结果中国的非农增加值与美国之比业上升得很快，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均收入迅速起飞，然后又经过引爆轻工业革命，再以轻工业引爆重工业革命，到2010年，中国非农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美国的90%，以此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一路飙升，从1978年占美国的5%开始上涨，到2010年达到了美国的27%。这个趋势目前看来是能够持续的。
图7 中国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之路上的最后一公里才是最难的。例如，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制造业升级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它们非农产出份额与美国比达到0.9的时候，他们的人均收入和美国相比也仅仅达到0.2到0.3之间，与中国大陆目前一样。因此这最后一公里的产业升级（0.9-1.0）也正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挑战。
按照这一趋势，等到农业现代化完成之后（这个我估计还需要15-20年之间），我们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就能达到美国的70%，像目前的台湾和韩国一样。我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在人均收入上追赶美国。一个美国人平均消耗的世界资源太多了，远超所有工业化国家，地球承受不起。中国只需要追赶韩国就好。只要我们人均收入达到韩国水平，就相当于地球上有了一个由30个韩国组成的超级巨大工业国，规模等于2.5个美国。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象！这个目标是现实的，是可望又可及的。而且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韩国的水平，就意味着沿海省份达到了美国的水平。
▍总结
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我认为只有彻底重新阐释被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所误读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以及为什么中国义无反顾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与此同时，中国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向工业超级大国的惊人转型所蕴含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而且也为非洲难以逃离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19世纪的大分流和欧洲的异军突起，以及貌似神秘的英国工业革命本身提供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注释。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衡量，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经济体。但事实上上，中国是战后20世纪所有国家中（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最快的，尤其是通过毫不掩饰地继承改革开放前30年积累的国家能力和打下的国家行政构建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后大胆实施以产业政策为基础的由下而上的循序渐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0年就迅速从一个低收入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其工业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和日本两个超级大国的总和，把其它所有盲目照搬华盛顿共识“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东欧国家、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问题在于，当事实与理论不符的时候，对人类工业化历史不熟悉的经济学家们和知识分子却长期固执地认为是事实错了，不是理论有问题，抱着“西方人永远是对的”这个信念不放。它们的信念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而荒唐逻辑上：西方比我们发达，就连说话走路的姿势都与我们不同，因此中国人如果想要成功，必须模仿西方人说话、走路、吃饭的方式。这好比是把别人的屋顶当自己的地基，把结果当原因，把相关性当因果律。这种混淆葬送了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陷入了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纵然徒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彻底西化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和选举制度。
其实，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而这一成本却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忽略了。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也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工业革命，其源泉并非来自于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于一个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所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技术升级是对大市场需求的回应，正如阿里巴巴和华为等现代企业的崛起一样。
然而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来建立，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休克疗法，是私有产权还是普选民主，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和产业政策来实现。无论一个国家多晚开启工业化，重复发达国家早期的基本发展阶段依然是必要的。
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府官员都把屋顶当地基，把结果当原因，把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当作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们教导贫穷的农业国通过建立先进的资本密集工业（如化学、钢铁和汽车工业），或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例如浮动汇率、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彻底私有化），或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如民主和普选制）来开启工业化。但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违背了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如下一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它自身的需求。因此造成政治不稳、发展停滞和无休止的金融和财政危机，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成为社会躁动不安和贫穷与收入陷阱的根源。
落后国家无法开启工业化是因为缺乏创造市场的国家力量。在无法像欧洲列强（与亚洲日本）当年那样靠战争、屠杀、殖在民、掠夺和“打砸抢”式的全球市场扩张来富国、裕民、强军的新时代条件下，落后国家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和平的、更加文明的工业化道路，就像中国目前正在做到的那样，这才是中国模式最大的意义——它不是靠战争和殖民崛起，它靠的是积极有为的政府、举国同心的体制、国企与私企双轨并存的市场制度安排，和公平的国际贸易。
问题在于被欧美发达国家垄断的世界秩序是否允许发展中国家长期这样做下去？因此，建立新的、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才是中国继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