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其他基于情感的谬误
除了愤怒和恐惧，还有其他情感也会成为推理错误的来源，同情就是其中一例。有同情心是好事，对某人怀有怜悯之心，这绝对无可非议。但是若因对某人所怀的怜悯之心使我们持有对无关之事的某种立场，这就是一种有名的谬误：诉诸同情的“论证”（"argument"from pity）。我们要找人完成一份工作；海伦几乎无法养活她饥饿的孩子，她迫切需要一份工作；但海伦是否具备我们需要的技能？如果这份工作并不需要特殊的技能，那么没有人会指责我们出于同情心而雇用她。但是，对海伦怀有怜悯之心，可能会使我们错误地判断她的技能或者高估她的能力，而这是一种推理错误，她的技能和她的需求不相干。假设你需要在本课程中拿到较好的分数，以便进入法学院，或者避免学术不合格等。如果你认为，由于需要较好的分数，你就应该得到或者已经得到了更好的分数；或者如果你想让指导老师对你怀有怜悯之心，借此试图让他认为你应该得到更好的分数，那就是诉诸同情的“论证”。如果你认为由于某人（或他的父母）所经受的困难而应该得到一个更好的分数，这也是诉诸同情的“论证”。
妒忌也会扰乱我们的思维。同情会诱使我们强化某人的优点；妒忌则诱使我们夸大某人的缺点。当我们由于妒忌而对某人吹毛求疵时，我们就陷入一种谬误：源自妒忌的“论证”（"argument" from envy）。“嗯，或许很有钱，但他肯定是无礼之流”，如果仅因妒忌激起了我们对他的如此批评，就是此类谬误的实例。
自负一方面会使我们夸大自己的成就和能力，另一方面会令我们做出其他无关的判断。自负感尤其让我们易受阿谀奉承（apple polishing）的影响。本书作者之一摩尔最近担任一起刑事案件的陪审员，此案涉及脱衣舞夜总会里的所谓卖淫和介绍卖淫；被告辩护律师告诉陪审团成员，“具有超凡辨别力的陪审团”才能发现，无论法律如何措辞，法律的本意并非要适用于被辩护人这样的对象。陪审团成员最终接受了辩护，但我们希望这不是因为律师对他们辨别力的吹捧。利用我们的自负感去代替对断言的真实性的判断，或者像这位律师所做的，试图利用别人的自负感去取代理性的判断，就是阿谀奉承的谬误。
负疚感也能起干扰思维的作用。“你怎么能不邀请珍妮弗参加你的婚礼呢？她绝不会这样对你，她知道后肯定很伤心。”该评论就是要引起对珍妮弗的歉意，更有甚者，是要唤起一种负疚感。引起某人的负疚感以促使他决策是否该做某事，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谬误：使人负疚（guilt trip）。家长们在不愿（或无法）向孩子解释清楚该不该做某事时，有时就会运用这种策略。当然，如果孩子故意做错事，他应该有负疚感；但并不能因为让孩子有负疚感，就说明他做了错事。
现实生活 膝盖手术并不奏效
假手术对骨关节炎也起作用，
我们给人做手术，但这是假象。
——贝勒医学院医生巴鲁克·布罗旭
人们常常一厢情愿地思维：任凭希望粉饰我们的信念、影响我们的判断。安慰剂效用就是其有力的证明。虽然实际上服用的是不起作用的东西，但只要服用者相信所服的是药物，他就会感受到医治所带来的改善。治疗关节炎的膝盖手术不仅流行而且昂贵，对该项手术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外科手术，也显然受安慰剂效应的影响。接受了该项手术的人坚信他们的疼痛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但休斯敦退伍军人医疗中心和贝勒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接受了安慰剂（假）手术的人也相信有同样的疗效。更有甚者，研究者发现，手术两年后复查膝盖功能时表明，手术对改善功能丝毫不起作用。
资料来源：Sacramento Bee,July 11，2002.From New York Times News Service.
希望、渴望和厌恶也可能让我们偏离逻辑。当我们仅仅因为若某判断为真则令人愉悦（或不快）而接受（或拒斥）它时，就会犯一种谬误：一厢情愿的思维（wishful thinking）。比如，有的人仅仅根据一厢情愿的想法或对来世的向往而信仰上帝。吸烟者可能会拒绝承认吸烟对健康有害。我们曾遇到过这样的学生，他们否认逃课的后果。许多被称为“积极思考”的空洞修辞，如“心想事成”之类的口号，就包含着一厢情愿的思维谬误。一厢情愿的思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有时候它能让我们不再努力去理性行事。
现实生活 研究表明：积极的人生观并不能延长癌症患者的寿命
法国奈斯——有观点认为，积极的人生观能提高癌症患者的存活概率，有科学家于星期六宣布，新的研究对前述观点给予重磅一击。
专家依然认为，患者通过加入癌症支持团体等方式来改善自己的态度是有意义的，这会让他们的感觉更好。
星期六公布的这项新发现是在奈斯举办的欧洲肿瘤医学学会会议上提出的。为断定支持团体能否通过心理作用延长患者寿命，研究者检查了相关证据。
“一些研究表明，积极思考不仅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而且有助于延长癌症患者的生命。我们并不质疑前一作用，但我们质疑后者。”主持这项研究的英格兰埃克塞特大学教授艾德泽德·恩斯特说。
“一项始于1989年的研究被人们广为引用，但也有相反结论的研究，所以我们要探个究竟。”他说。
研究人员分析了针对1 500位患者的11项研究。
“数据表明，并没有证据表明积极的人生观能支持癌症患者延长寿命。”恩斯特说。
显然，又是一厢情愿的思维。
——美联社
资料来源：萨卡门多蜜蜂报，2002.10.19。
大多数人都渴望被人喜欢、被社交界接受，人们往往也不愿意被本已接受自己的人冷落。渴望被人接受的心理，可能促使我们接受某判断，并不是因为该判断自身的特点，而是因为接受它我们就会得到某些人的赞同（或者可以避免与“同伴”意见分歧）。当我们这样做或试图让别人这样做时，就犯了同辈压力“论证”（peer pressure"argument"）的谬误。显然，人们不会说诸如“拉尔夫，这个判断是真的，如果你不接受它，我们就不再喜欢你了”这样毫不掩饰的话。同辈压力常常是经过粉饰的，或者是未经挑明的。但是经历美国高中生活的人都感受过这种真实的压力（在美国高中，若你被发现与不“入流”的人在一起，对你的评价就有可能降低）。被排斥的孩子，有时会把枪带进学校。
同辈压力并不一定仅仅来源于相识的人。科学实验表明：即使被试原本陈述自己看到了某件事，如果发现在同一间房里的其他陌生人都否认看到了这件事，被试也会按这些陌生人的观点修正自己的说法。
当置身于某个群体（团队、俱乐部、学校、帮派、国家、民族、Elks奖学金、沃尔玛、美国、毛里求斯等任何群体）时，人们就会有群体认同感。由群体认同感引发的谬误十分常见，该谬误与同辈压力“论证”密切相关。群体思维的谬误（groupthink fallacy），指人们用源自某群体成员的自豪感来替代其对某个问题所持立场的理由和慎思。因为该谬误屡见不鲜，它一直位于我们所列的十大谬误的清单中。该谬误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形式就是民族自豪感或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种能导致我们盲目认同一个国家的政策和做法的有力的、强烈的情感（“我的祖国是对、是错”的思考显然不激励批判性思维，而鼓励盲目的爱国情绪）。民族主义也被用于拒绝、谴责或压制对祖国的批评，视对祖国的批评为不爱国或对国家不忠（这可能涉及同辈压力的某因素，也可能不涉及）。如果周一当地报纸的“观点”版对美国提出批评，不用说，在周末之前，会有人用如下“论证”来作为对该批评的回应：如果某某人不喜欢这儿，他应该搬到俄罗斯（或古巴、阿富汗、伊拉克）去。
群体思维并不是文化上或政治上的唯一宠儿。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政治倾向也很盛行：所谓“先指责美国”流派。该流派的思维伦理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动地假设全世界所有的错误都该由美国的政策来负责。此流派没有正式会议，也没有成员规则，但是对于那些高举美国旗帜的人，该流派会大加嘲笑，并拒绝与之为伍。
群体思维的“推理”并不限于政治团体。只要在心理上认为某人的“入围”（或“出局”）至关重要，就是这种“推理”的表现。
从源自愤怒的“论证”到群体思维的谬误，都是与情感有关的谬误，它们都有共同特征：它们常常（虽然并不总是）包含可称之为“前提”的断言，以及可称为“结论”的断言；但这些“前提”并没有真正支持“结论”；相反，它们唤起一种情感，让我们想要接受这个没有得到证据支持的结论。因此，它们虽然穿着“论证”的外衣，但其实是“说服”（见第5章）。一旦语言被用于唤起人们的情感，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对于任何进驻我们思维的“结论”，都要仔细考虑其是否已得到证据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