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问进步是如何取得的？一个人思考一个问题时，一个接一个念头涌上心头，思想一个又一个涌现，一个又一个淘汰，直到他最后捉住一条解决问题的线索。从那一刻起，他就迅速地从曙光朦胧的境界里进入阳光普照的境界。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不就是这样的吗？社会使一个伟大的构想越来越精致，好奇的公众推动这个观念，直到科学矫正并发展这个观念，对世界做机械论解释即为一例。梦想用蒸汽办大事是另一例：先想到把蒸汽用于制造业、牵引火车或驱动轮船，然后才能开发这个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局面呢？这样的问题被提出之后，人们立即着手从事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发明，玩弄各种各样的奇思异想。起初的发明和奇想零星、分散，且倏忽即逝，直到某一个清晰的公式或恰当的机制突然来临，把其余一切发明和构想打入背景，牢牢确立自己的地位，并从此成为将来改进和发展的起点。由此可见，进步是一种集体思维，虽然没有一个集体的大脑，但是由于模仿的作用，由于许多学者和发明家交换连续不断的发明，他们的头脑就结合而成集体的思维。（发现靠文字凝固，文字能超越时空，发现的凝固相当于个体头脑中印记的固着，头脑里的印象构成脑细胞记忆的模板。）
自然，像个人进步一样的社会进步靠两种办法来实现：一是替代，一是积累。有些发现和发明只能用于替代，其他的可以用于积累，由此产生逻辑的争斗和逻辑的结盟。这是我们将要采纳的总体分类，这种分类不难把一切历史事件纳入其中。
再者，在各种社会里，新旧欲望的不和谐，新科学思想和旧宗教教条的不和谐，并非总是立即能被觉察的，也并非总是在同一时期能被感觉到的。此外，感觉到不和谐之后，结束不和谐的欲望也并非总是一样强烈。欲望的性质和强度因时因地而异。实际上，理性既存在于个体身上，也存在于社会之中。在一切情况下，理性和其他欲望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特别的欲望而已。像其他任何欲望一样，这种特殊的欲望也靠满足而发展，发明和发现满足它并使之产生。换句话说，体制、规划、教义问答、法规尝试把思想和意志结为一体，从而创造并刺激一致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一种真实的力量，定位在个体的头脑中。它的升降浮沉、走向和目的都随着时期和国别而有所不同。有的时候，它是一股清风；另一些时候，它又是一阵旋风。今天它攻击政府，明天它攻击语言，后天它有可能攻击我们的产业组织，再过若干天，它又可能攻击我们的科学。然而，它再生或革命的努力决不会停步。
已如上述，理性这种欲望是由一连串首创和模仿唤起并受到征用的。所谓的一连串模仿就是说，凡是没有被模仿的革新，从社会意义上说都是不存在的。因此，一切信念和欲望的小溪和潮流或并行或对流，它们都是社会量，它们的增减都受社会逻辑的调节，社会逻辑也就是一种社会代数。一切欲望，包括把社会逻辑作为社会代数这样的思考及其可能性的欲望，盖源于模仿。这是因为，历史上不存在自我创造的东西，就连历史本身永远不完全的统一性也不是自我创造的，经常的、或多或少能成功的、长期的成果也不是自我创造的。一出戏是历史的一个片段，是整个历史的反映，是一种逻辑的、渐进的、复杂的和谐状态，这种状态似乎与任何人的设计都没有关系。这样说当然不错，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和谐状态的出现可能会引起误解，和谐状态是来也快去也快的，其存在仅仅是为了响应社会对同一性的强制性需求，剧作家能感觉到这样的需求，他心中指向的公众也能感觉到这样的需求。
一切欲望，甚至发明的欲望，都有同样的源头。实际上，发明的欲望完成了统一，而且成了统一的逻辑所需要的成分。如果此说法不错——我可以证明不错，那么这个逻辑就既是一个最大限度的问题，又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发明和发现越多，它的创造力就越旺盛；新发现越多，它就越热心于探索新的发现。这种高尚的欲望使高尚的头脑达到欲罢不能的境地，所以模仿同样是通过模仿机制完成的。由此看来，发现给人的收获是加大把握、增加发明、增强信心、增强安全感。因此，发现和发明的欲望是一个双重形态的结构，追求最大限度的公众信念的趋势就是这样的双重形态。这种创造性倾向是善于综合和消化的大脑具有的特殊品质，它以双重形态的面目交替出现。有的时候，这种倾向的双重形态会同时发生。然而在一切情况下，创造性倾向总是和批判性倾向协调一致的。批判性倾向是寻求信念平衡的倾向。相反，与信念背道而驰的大多数发明或发现却被淘汰，这个过程就是实现信念平衡的批判过程。寻求信念一致的欲望和寻求信念纯洁的欲望能依次得到满足，不过两者的迸发期或相合，或相继。两者的共同源头是模仿，所以，渴望信念稳定和信念绝对的欲望都具有一定的强度；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渴望信念稳定的欲望和信念绝对的欲望，与社会生活的活跃程度成一定比例。就是说，与人际关系的多样性成比例。任何优秀思想的结合首先要在个人头脑中闪光，然后才能照亮整个民族的头脑。它在个人头脑中闪光的机会取决于个人头脑之间思想交换的频率。两种制度或两条原理的矛盾不会使社会感到困扰。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一个思维缜密的人会有意识地整合自己的思想，但会遭遇障碍，于是他就指出这个困境——这可以用来解释哲学家为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一个民族内部，思想的相互激励越多，思想的流通越多，人们就越容易感觉到这个思想困境。
比如在19世纪，交通运输工具的发明使人际关系的加强超乎意料，模仿行为更加有力、更快、意义更加深远，所以社会改革的激情、系统而理性地重组社会的激情，就达到了目前的规模。我们不会因此而感到奇怪。同理，由于以前的征服活动，征服自然的社会激情，尤其是征服自然的工业激情就无穷无尽地爆发了。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经过上一个“发现的世纪”（难道19世纪配不上这个名字吗？）之后，一个“调节的世纪”即将来临。文明的要求是，滚滚而来的发现和协调各种发现的努力，要能同时发生或相继发生。
另外，社会处在发明创造力薄弱的阶段时，其批判性也相对薄弱；反之亦然。此时，社会拥抱的就是流行时尚或传统中最矛盾的信念[4]，可是人们对这些矛盾浑然不觉。不过，与此同时，由于时尚和传统的贡献，社会拥有大量分散的思想和知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这些思想和知识还是能揭示社会自身的始终如一性的，这样的始终如一虽不为人知，但成效卓著。同理，一个社会或者出于好奇向相邻的社会借用一些思想，或者出于虔诚而珍惜祖先的遗产。于是，借用和继承这两种格格不入的需求和相互对立的活动就因此而滋生。这些实际的矛盾和上述理论上的矛盾一样，没有人感觉得到，也没有人进行阐述，虽然人人都在矛盾激发的不安中受到损害。原始民族没有感觉到，他们的一些艺术流程和机械工具对彼此大有裨益，能为他们共同的目的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有些感知证实了某些假设，并成为解释假设的中介，可是人们对这些感知的作用却浑然不知。
有很长一段时间，磨石和明轮已经广为人知。可是人们却没有想到，再加一个磨坊的发明，三者就可以合作而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早在古巴比伦时代，就有人在砖头上用文字和印章记录砖工的名字，还有人写了书。但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念头却没有出现，没有人想到把写书和移动的文字结合起来，虽然这件事非常容易，而且它可以把印刷术出现的时间提前几千年。
同样，轮车与活塞也长期并存，但没有人想到用活塞（当然是要通过其他发明）助力车子前进。在颓废的中世纪末期，从阿拉伯半岛和古代世界传来的异教徒的奢侈嗜好、进口商品和死而复生的思想，真是难以计数！它们从城堡的漏洞和修道院的窗户里悄悄地爬进来，迎合人们的需要，形成大胆的混合，丝毫不使人感到不安，并没有使基督徒虔诚的风俗和封建制度粗鲁的习惯产生震荡！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生产活动与民族活动正在追求的目标，又有多少是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啊！然而，随着思想的交流与摩擦的速度加快，随着需求的交流和传输加快，强者淘汰弱者的步子也随之加快。与此同时，由于相同的原因，相互有用、相互肯定的目的和思想也可以更快地在天才的脑子里相会。按照这两种方式，社会生活必然要在逻辑的同一性和力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5]
我已经指出，社会对逻辑的需要是如何产生社会逻辑的，社会逻辑又是如何在社会对逻辑的需要中形成、兴起和发展的。目前需要明白的是，社会逻辑是如何寻求满足的。我们已经知道，社会逻辑的两种倾向是可以被区分的，一种是创造性的倾向，一种是批判性的倾向。创造性的倾向满载累积性的老发明和老发现及其组合，批判性的倾向承载着交替性的发明或发现及其斗争。我将在下文研究这两种倾向，先说后一种。
[1]对心理学感兴趣的读者，请参考我于1880年8月和9月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论信念和欲望及测量信念和欲望可能性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收入我的论文集《社会学文集》（Essais et mélanges sociologiques?）以后，我在这个论题上的思想有所变化。让我来说明有哪些方面的变化。现在我意识到，也许我对信念和欲望在个体心理中的作用的阐述略微有些夸张。我不再断言，只有自我的这两个侧面才会发生损益增减。恰恰相反，现在我断言，它们在社会心理中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承认，心理中存在其他心理量，比如，虽然柏格森（Henri Louis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中译者注）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在其他方面和我的观点非常吻合。然而我们可以承认，心理物理学家的这个观点有道理：如果不考虑感知与理性的关系，不考虑感知受到的注意力有多少，如果说感知强度的变化仅仅是程度的变化，而不是性质的变化，那么感知就能用实验手段来计量。然而有一点却是事实：从社会的观点来看问题，信念和欲望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征，它们和简单的感知截然不同。这个特征是：信念和欲望相似时，彼此的接触起强化的作用；信念和欲望不相似时，彼此的接触所起的作用既可能是强化也可能是削弱，强化或削弱的作用视情况而定。凡是同时经历相同的信念和欲望并意识到这样的经验时，相互的影响便随之发生。与此相反，视觉或听觉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相互作用。比如，剧院里的观众注意看戏时，他们的视觉或听觉决不会受到修正。就是说，虽然观众体会到了相似的印象，他们的视觉或听觉并不会由于互相影响而变化。从一些令人震惊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推断，当周围的人全都体会到同样的信念或欲望时，这种欲望就可能变得很强烈。比如，即使在颓废和轻信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流行病似的忏悔浪潮还是会不时地爆发。布克哈特说，就连最铁石心肠的灵魂也为之所动。这些风潮之一是萨沃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改革家，多明我会传教士，领导佛罗伦萨市民反古罗马天主教会起义，建立民主政权，被教皇处死。——中译者注）领导下的佛罗伦萨起义（1494—1498），瘟疫或灾害之后常常会出现这样的风潮。这些风潮数以百计，它们揭示了基督教信仰深层而稳健的活动。人们的心灵深处涌动着同样的信仰或理想时，就会不时暴发传染病似的模仿潮流。如今，我们不再卷入流行病似的忏悔，只剩下传染性的朝圣形式。不过，我们的确有另一种形式的风潮——奢侈、赌博、彩票、股票投机、大规模铁路建设的风潮，还有黑格尔主义、达尔文主义等时尚。
[2]相对于身材大小而言，儿童的身体蕴涵着的生命力超过成年人。成年人的生命力已经有所减损。
[3]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理解地透彻一些。在文明进程中，欲望的数量增加，力度减少；相反，真理和安稳都以更快的速度滋生和加强。倘若把蒙昧状态（barbarity）而不是野蛮状态（savagery）作为文明进化的起点，两者的反差就会更加显著。根据我们目前的观察手段，野蛮状态是能最终确定下来描写文明进化起点的术语，而不是描写更高一级进化的第一个术语。
[4]比如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瑞士神学家，提倡“辩证神学”。——中译者注）先生说：“佛教本身含有自我否定的成分，不是总体上否定种姓制度，而是否定婆罗门种姓，他不遵照任何平等的教义，然而它又没有任何反抗的思想。由此可见，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对立长期存在，但对立的双方却浑然不觉。”（The Religions of Indiapp. 125-26, A.Barth,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ev. J. Wood, London, 1882. ——英译者注）直到最后，这样的矛盾才引人瞩目。尽管如此，佛教还有一个矛盾：“婆罗门是佛教徒中光荣的称号，锡兰人把这个称号授予国王。”这有点儿像我们民主社会里的情况，伯爵、侯爵的封号至今受到尊敬，虽然这和反封建的立场背道而驰。
[5]现在我们明白了，靠排除宗教异见或政治异见的办法来统一民族信念，总是远远不能达到目的的《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于1598年4月13日在南特颁布的敕令，给新教徒广泛的自由。1685年11月18日，路易十四撤销《南特敕令》，剥夺新教徒一切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使法国失去最勤劳的商业阶层。——中译者注）就是这样的例子。诚然，这个办法可以使一个民族对可能损害其信念的矛盾浑然不知，虽然它可以维持信念，但是它预先排除了信念的增加。这是因为，如果不知道矛盾，批判的意识就会呆滞，想象力就会荒芜，互相肯定的意识就会模糊。何况正如科林斯所云，总有一天，探询会再也压抑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