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以一个纯社会的繁衍欲望为例，看看它如何肇始，又如何遵循自己的方式前进。这个例子有助于理解我即将提出的一条总体的规律。假定一个地方的人口长期停滞增长，因为想生孩子的欲望被害怕生孩子受罪的顾虑完全抵消了。可是突然之间，有消息不胫而走，一个同胞发现并征服了一座大岛，找到了一个不忍受贫穷就可以多生孩子的办法，实际上那还是可以发财的办法。这则消息得到证实之后，想生孩子的欲望就成倍增长了。就是说，新的欲望被追加之后，原来就想生孩子的欲望就成倍增长了。新的欲望并非能马上得到满足。它不得不与一整套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悠久的风俗竞争，古老的风俗使人普遍相信，要习惯远方孤岛的水土是不可能的，饿死、热病必然发生，思乡之苦必然会有。许多年之后，他们才会克服这种普遍的抗拒情绪，然后才能掀起一股移民潮。殖民者摆脱了过去的偏见之后，才爱上了多生子女的风俗。此时，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不仅主导着生孩子的欲望，也支配着其余一切欲望。于是，这个增长趋势得以实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是这个时间并不长久。很快，出生率就开始下降，业已实现的繁荣正是出生率下降的原因。繁荣造就的奢侈需求、闲暇需求、幻想独立的需求，一天又一天蚕食多生孩子的欲望。享受的需求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极端开化的人就陷入了两难选择的窘境：一是挑选享受的欢乐，一是挑选多子女的快乐。选择前者就必然要放弃后者。于是，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戛然而止。接着，如果极端的文明进程继续下去，人口就开始减少，罗马帝国就是一例，现代欧洲甚至美洲都必将遭遇这样的局面。不过，人口下降的情况过去就不持久，将来也不会持久。这是因为，如果它超过了一个极限，文明就会遭受挫折，享受奢侈品的欲望就会下降，人口的增长又会抬头。因此，经过一些波动之后，如果没有新的情况出现，静止的情况就会维持一段时间，直到某种新的机会或天才出现。
我们不必害怕就上述观察进行概括。既然这条规律可以用来分析做父亲的原始欲望，它就应该更加适合分析所谓的享受奢侈品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需要都是由新发现产生的，比如用蒸汽机运输的欲望就是这样的发现。起初，使用这种运输工具的欲望受到了局限，因为人们怕出事故，又受到好静习惯的约束。不过它还是势如破竹、迅速发展，直到它遭遇到更加可怕的对手——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对手也是它创造和鼓动的。我所谓的对手是为了满足文明生活千千万万需要而产生的对手。为了满足需要，老百姓的乐趣就必然要无止境地增加。同样的规律还适用于更高一级的欲望，这些欲望有：追求平等的欲望，比如对政治平等的欲望；追求真理的欲望，虽然这更高一级的欲望并不是一望而知的。这些欲望，包括第三种欲望，即追求真理的欲望，是最近才出现的欲望。第一种欲望是享受奢侈品的欲望，它兴起于18世纪的人文主义哲学和理性主义哲学；第二种欲望是追求平等的欲望，它诞生于英格兰的议会制度。第一种运动的源泉和领袖，我们都比较熟悉；第二种运动的发明者和倡导者也不难一一列举，不必回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就可以举出一个又一个人物。至于第三种欲望，即追求真理的欲望，如果我们相信杜波依斯-雷蒙德（Dubois-Reymond）的论断，这折磨人的欲望在古典时代是不必存在的。古人追求真理的欲望的空缺正好可以解释，灿烂辉煌的古典时代的科学和产业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比较落后，要不是这种欲望的付诸阙如，这个时代本来应该是天才辈出的时代。这种欲望是基督教独特的果实，是偏重精神关怀的宗教的产物。它对信念的要求超过对行为的要求，信赖可靠的历史事实，传授极具价值的真理。于是，基督教就导致它的大冤家科学的诞生，现代科学对基督教势如破竹的传播起到了阻碍作用。科学是16世纪才兴起的，虽然人们对真理的热爱非常强烈，但是这样的激情仅限于一小群献身科学的人。从那时起，这个圈子就在不断扩大。不过已经有迹象表明，20世纪的好奇心不像过去3个世纪那种全神贯注的好奇心。不过可以预期，要不了多久，对福利的需求就会抑制人们的科学热情，就会使我们的后代偏向于功利心，偏向于对共同福利的追求，也许还是国家强加的安抚人心的虚幻的追求，结果就牺牲了个人对难以企及的真理的崇拜。这是因为产业——这个科学的孩子会引起人们对福利的追求。可以肯定，我们业已大大削弱的对政治平等的渴求也好，我们目前争取平等的激情也好，都逃不脱类似的命运。
也许，以上论述同样适用于对私有财产的欲望。不必全盘采纳拉维勒耶（de Laveleye）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对私有财产的欲望是在一组农业发明中诞生的，并且是文明的首要动因。私有财产欲望占上风之前的欲望是共同财产（北美人称之为普韦布洛，印度人称之为村社，俄国人称之为米尔，等等）的欲望。实际上，对私有财产的欲望过去一直在增长，并且这同时在损害对共同财产的欲望。不可分割的共同财产，比如公用土地逐渐被分割的事实，就是一个例子。不过，对私有财产的欲望已经停止了增长，它不得不与另一种欲望竞争——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更加普遍的福利的欲望。它产生了这个对手，而后不得不在对手面前退却。
我刚才描述的每一种信念、每一种欲望都要经过三个阶段的传播，然后才到达最后的安息阶段。总之，每一种欲望或信念都得艰难地穿越由对抗的习惯或信念组成的网络，都不得不克服这个障碍去夺取胜利，它必须拓宽自己的地盘，直到在它的胜利中诞生的敌人成为它的拦路虎，直到它最后遭遇难以超越的边界而不能继续前进。拿欲望来说，这些新的敌人主要是它自己直接或间接树立的敌人。至于信念，我们知道它总是有一定程度的谬误，它的新敌人主要是和它对抗的思想，主要是异见或科学，是科学理论或产业发明。和它对抗的思想就是由它演绎而来的，或者是在它的启发之下产生的；和它对抗的异见或科学既是由给定的教条演绎而来，又和这个教条相对抗；和它对抗的科学理论或产业发明由于先前理论的启迪而产生，于是，老理论的应用范围就受到了局限，其真实性或成功也受到新理论、新发明的限制。[9]
起初是缓慢地前进，随后是快速而一致的增长，后来是增长速度的减慢，直到停止。这就是那些真实的社会存在的三个阶段，我把这些社会存在叫作发明或发现。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这三个阶段，同样，生命体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类似的或是完全一样的三个阶段。一个缓坡，一个相当陡峻的山坡，随后是对坡度的修正，直到一片高原。简言之，这就是每一座山的形态，山的典型曲线。这就是规律，如果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都遵循这条规律，他们就不至于产生许多幻觉。比如，他们就不再认为俄国、德国、美国、巴西的人口将要以目前的增长率增长，就不再以恐惧的心态去计算法国人未来一百年里不得不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是数以亿计的俄国人和德国人。他们再也不会认为，将来法国人对坐铁路、写信、打电报、读报和政治活动的需要仍然会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这样的错误想法导致的结果可能代价高昂。
所有这些需求都会停止增长。一种欲望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和固有的许多欲望一争高下，其中一些欲望就会胜过这种欲望——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这是我在上文已经阐述过的事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最富有创造性的文明尽管能自由发展，但是它们的差异也不会那么引人瞩目。有人也许会想，这些文明的差异会逐渐减少。这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可以这样来解释：文明之间经常交流，其中一种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于是，模仿导致缓慢而必然的趋同，明显的回归自然也就随之而起。这是因为两种相争相搏的文明产生的震撼，使它们对差异和冲突的需求被削弱，使它们增强了对相似的原始的需求。这是不是说，有机体的需求归根结底总是要控制艺术和工艺的进步呢？它是不是像外部现实最终要控制思路一样的呢？未必如此，因为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民族能把自己的文明推向偏移的极端，极端的例外仅仅是明显的保守趋势而已。古埃及、中国和古希腊就是这样的，它们依恋传统的趋势是表达得最充分的。好了，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上述这一番插叙吧。
在我指出的三个发展阶段中，第二个阶段的理论价值最高。这不是终极的静态阶段，终极的静态是第三阶段的局限，也是统计学家最重视的阶段。在山顶和山脚的缓坡之间，有一个方向再清楚不过地标示着力量的走向，它或者指向被剥蚀的山顶，或者指向充满堆积物的山脚。因此，第二个阶段最适合显示向上的能力，这是相应的发明打在人心上的烙印。倘若理性的和自愿的模仿能事事处处取代不假思索的和机械的模仿，这个阶段就能成为唯一的阶段，它就会“吃掉”其他两个阶段。再者，倘若这种取代得以实现，一种新商品上市需要的时间就会相应减少，它在流通领域所费的时间也会相应减少，减少的时间由这种取代过程花费的时间来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