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说，刚才对气候的一番论述也适合于年龄、性别等自然因素。总之，一切外部现实，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生命的外部现实，都表现出相同的、无穷的、未能实现和难以实现的雄心，它们的作用是既刺激对方又要使对方瘫痪。它们身上的一种属性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然规律的固化，这就是铁的规律，这就是统御一切的现实。实际上，这就是再也不能沿着严格意义上的自然轨迹前进的状态，也是再也不能充分实现自我的状态。这样的规律同样适用于统计学家在社会领域发现的固化（或短暂固化）的影响。这是因为，社会现实（即思想和欲望的雄心）不亚于其他现实。其他社会实体，比如风俗、制度、语言、法律、宗教、科学、工业和艺术，也可以分解为思想和欲望。最古老的事物——过了青春期的事物，已经停止生长；比较年轻的事物却在继续生长。证据之一是我们的开销在不停地膨胀。我们的预算已经并将继续膨胀，直到终极的灾祸临头，这个终点反过来又成为重新增长的出发点，其终极命运也是在劫难逃的。我们不必回到1819年之前的情况，单看1819年到1869年，间接税从5.44亿法郎增加到13.23亿法郎，就表现得很有规律。1819年的3 300万人，1869年的3 700万人——他们的欲念逐年增加，因为他们在越来越多地互相模仿。只有越来越多地生产和消费，他们才能满足自己的欲念。因此，他们的公共预算应该和个人的支出成比例，这就是必然的结果。[3]
如果用统计学来研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会得出一些始终如一的级数，这些级数以平行的方式展开，与上述有名的“自然律”非常相似。这也许是因为自然比人类的历史悠久，自然史的漫长足以使一切文明都进入发明已经耗尽的状态，我们赋予这种状态固化和永恒的性质，并讴歌这样的状态。我所谓的文明就是自然的生命类型（我们所知道的真正网络状的社会）。社会学的统计数字的周期性非常美、非常令人钦佩，这种周期性顽强地凸现年龄或性别对犯罪率或结婚率的影响，其原因就在这里。我们事前就可以肯定这样的规律性。同样，我们可以肯定，可以把犯罪嫌疑人分为神经质型、胆汁质型、黏液质型、多血质型，甚至是金发型、褐发型。我们还可以肯定，这些类型的人每年的犯罪率总是维持不变的。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有些看上去是另一种统计规律的数字，实际上也属于上面提到的那种类型。比如，至少在过去的50年里，治安法庭判定有罪的案子，每1 000宗中至少就有45宗提起上诉。相反，在同一时期里，公诉人提起上诉的案子却稳步减少到原来的一半——这是为什么呢？公诉人上诉的减少是司法界的互相模仿在增加的直接结果。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囚犯上诉的数量静止不动呢？我们可以这样说：被判有罪的人在考虑是否上诉时，一般不受处境相同者的影响，不考虑他们正在做什么，也不考虑他们可能会做什么。一般来说，他们对这类事情浑然不知。统计数字显示，上诉法庭越来越倾向于确认下级法庭的判决——上诉人对这样的数字更不注意。不过，假如其他情况（根据案情而怀有希望或感到恐惧的原因，每年平均的分量基本差不多）相同，影响当事人是否上诉的原因是他大胆的程度，他害怕失败或希望成功的程度决定着他是否上诉。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一个权衡的因素——当事人胆大和自信的程度，这个因素必然要反映在上诉比例始终如一的猜想中。
凯特勒的错误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统计学最初关注的是人口问题，也就是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问题，这在任何地方、对于任何年龄组来说都是重要问题。一般来说，这些气候和生理因素或悠久的社会因素的产生几乎是有规律的重复，所以统计学家就犯了把这样的观察结果推而广之的错误，后来的观察证明这样的泛化是错误的。统计数字本来只表达这样的意思：大众模仿个别高位人的奇想和观念的时候，其实是受到约束的，统计数字可能是用来肯定当前的偏见的。这种偏见认为，社会生活的一般事实不是由人的脑子和意愿决定的，而是由一些所谓的自然规律的神话决定的。
话又说回来，人口统计数字应该打开我们的眼界。任何国家的总人口都不会维持不变，它必然或增或减；在不同的民族和时代，人口变化的情况各有不同。我们怎么可能用社会物理学的假设来解释这个事实呢？我们自己又如何来解释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悠久的做父亲的需要，这种欲望的升降反映在每年的出生率中。统计学表明，这个悠久的需要总是要产生巨大的波动。查一查历史，比如法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一连串的人口减少和增加的情况，这种波动是渐次的、交替发生的。人口波动乃时代属性，这纯粹是虚构的情景。做父亲是自然而本能的欲望，这是一回事；社会的、模仿的、理性的欲望则是另一回事。前一种欲望是一个常数。在每一种风俗、法律或宗教大变动的时期，后一种欲望都要嫁接到前一种欲望之上，所以它总是表现出周期性的波动和更新。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将两者混为一谈或只考虑前者。实际上，对社会学家而言，只有后者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想做父亲的第二种欲望还有许多新颖独特的欲望，这样的欲望和社会人想生孩子的社会动机一样多。在解释这些社会动机时，我们常常能找到一些实际的发现或理论的构想。西班牙裔美洲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所以生育率高，那是因为他们可以到美洲定居。倘若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真不知有多少人是不会出生的！不列颠小岛上的英国人之所以生许多孩子，那是因为他们可以到全世界1/3的地方去殖民。其他原因是：一连串幸运的探险，善于航海和好战的天性，尤其是个人的首创精神，等等，这些原因的直接结果就是开辟大量的殖民地。马铃薯被引进以后，爱尔兰的人口从1766年的300万增加到1845年的830万。历史悠久的雅利安人渴望多生孩子，以使他们祭坛上的香火永不熄灭，以使祭坛上的祭酒永不枯竭，因为他们相信，香火和祭酒的断绝会给他们的灵魂带来灾难。狂热的基督徒顺从《圣经》大家庭的教诲，梦想当大家庭的一家之长。对早期古罗马人而言，多生孩子就是多给共和国奉献武士。如果没有这样一组发明，如果古罗马人用不上伊特鲁里亚人、萨宾人和拉丁人的这些发明，古罗马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开矿山、修铁路、盖棉纺厂就是给现代发明诞生的产业添上翅膀。哥伦布、瓦特、富尔顿[4]、斯蒂芬森[5]、帕芒蒂埃[6]、安培[7]等发明家，无论他们是否出名，他们都可以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繁衍能力最强大的人。
容我不再赘述，我的意思已经说清楚了。父亲对已经出生的孩子总是一视同仁的，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他们的潜在的可能生出的孩子，他们的态度却可能迥然不同。他们既可能像古代的家长，把孩子当作没有权利的家奴；也可能像今天的欧洲人，把孩子当作索求无度的主人和债权人，说不定哪一天他们还会成为子女的奴仆。这是因为古今的风俗和法律不同，风俗和法律是欲望和思想的结果。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在这里看到，个人的首创性和传染式的模仿造就了上述一切结果，这就是我说的社会现象。千百万年之前，在历史的进程中，要不是偶尔出一个天才，要不是他刺激了人类的繁衍能力，人类的数量也许会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也许人会像熊和野牛一样停止进化。这些天才的祖先刺激人的繁衍能力有若干途径，或者是通过发展生产、建立殖民地来开辟新的出路；或者像马丁·路德[8]那样，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来复活宗教热情。每一种刺激可以说都唤起了新的欲望，比如社会性意义上的做父亲的欲望，追加或替代古老的欲望——追加的情况多于替代，然后沿着自己的方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