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事实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1）和其他欲望一样，发明和发现的欲望随着它受到的满足而增长。（2）每一项发明都在一个脑袋里及时进入两股模仿潮流的交叉点上，第二股潮流强化了第一股潮流；或者一种强烈的、对客观事实的感觉和第一股潮流结合，给过去的某一个老念头以新的启示；或者第一股模仿潮流与一个鲜活的经验需求结合，在某种熟悉的实践中找到意料之外的资源。但是，如果分析这里的感情和感知，就可以发现，感情和感知几乎也可以完全化入心理因素。随着文明的前进，在范本的影响下，感情和感知就完全化入心理因素了。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经过了母语、民族宗教、主导偏见或科学理论的棱镜和有色眼镜的透视。不经过一番自毁的过程，最无偏颇、最冷静的观察是不可能获得解放的。某一个有机体的欲求获得了典型的经验形式，这个形式就获得了周围范本的认可。社会环境在界定和实现这个形式时，实际上利用了这个形式。甚至营养和生殖的欲求似乎也转换成了民族的产品。性欲在不同地区转换成按照各自宗教礼仪结婚的欲望。吃饭的欲望在一个地方表现为吃面包或肉食，在另一个地方表现为吃粮食或蔬菜。寻求乐趣的自然欲望更是如此，这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欲望：马戏、斗牛、古典悲剧、自然主义小说、国际象棋、扑克牌或惠斯特牌。从这个观点来看，18世纪把蒸汽机用于满足航海的欲望，实在是几条模仿思路交叉产生的了不起的思想。此前，蒸汽机已经应用于工厂，再把它应用于航海则是在几百年航海进程中产生的欲望。后来，海员就适应了蒸汽船，使用这项发明的想法和以往航海发明的念头也是类似的。哈维[11]用光学手段发现了静脉瓣，他把这个发现与头脑中原有的解剖学知识结合起来，就发现了血液循环。这个发现只不过是传统道理（也就是他规规矩矩地以小学生的态度追随的方法和实践，这使他最终能提出了不起的主张）与别的道理相遇的成果。两个旧公理在一位几何学家头脑里产生的一个新公理，也酷似以上情况。
因为一切发明和发现的构造成分都是初始的模仿，因为这些模仿的复合体本身也受到了模仿，并最终成为更大复合体的构造成分，所以就形成了由这些相继的成功的首创行为组成的一棵谱系树，所以这些复合体看上去是不可逆转的。虽然这个过程构成了一个不太确定的序列，但它还是使人想起哲人们提出的泛生论（pangenetic theory）。每一个成功的发明只实现了成千上万个潜在发明中的一项发明，或者说在给定的情况下，它只实现了成千上万项必需的发明中的一项发明。成千上万的发明就孕育在那个成功的发明的“子宫”里，一旦这项发明出现，它就摧毁了其他大多数的可能性，同时又使此前不可能的许多发明成为可能。这许多发明是否能问世，那要看模仿在其他发明业已照亮的社会里辐射的程度和方向。自然，唯有未来的发明中最有用的发明才能被保存下来，因为每一项发明和每一个发现一样，都是对一个问题的一种解答。我所谓的最有用的发明，是对时代的问题做出最佳解答的发明。这些问题[12]本身是某些不确定的欲求的模糊的表现，它们有多种解答方案。有趣的问题是弄明白：如何、为何、何人提出了这些解答；为何专挑某一天而不是另一天做出了这样的解答；为何在此地挑选一种解答，在彼地却挑选另一种解答。[13]这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首创性，取决于过去的学者和发明家的禀性。从最早、最伟大的学者和发明家开始，我们的进步就像雪崩一样从历史之巅滚滚而来。
我们难以想象，最简单的思想是如何需要天才和特别的环境发展出来的。驯化本地无害的野兽而不仅仅是猎杀它们，似乎一开始就是最自然、最有成效的首创，事实上也是必然的首创。然而我们知道，马原来见于美洲，可是欧洲人发现美洲时，马已经在美洲灭绝了。布尔多（Bourdeau）认为，马的消失可以这样来解释：“在新世界的许多地方（旧世界也是这样的），它被猎杀来吃了，牧人没有想到驯化它。”［见《动物的驯化》（Conquête du monde animal?）］由此可见，驯化的观念绝不是必然的观念。马的驯化有赖于某一个偶然的事件。它在某一个地方发生，然后通过模仿传播开来。马这种四足动物的情况是这样，一切家畜和栽培作物的情况无疑也是这样的。说到这里，请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最初的发明，人类如今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呢？
当我们解释横亘着难以逾越障碍（虽然过去未必有这样的障碍）的社会之间的相似性时，如果我们不想用某种不同的、早已被忘得干干净净的原始模式来解释，一般地说就只剩下另外一种解释了。除了已经采用的那一项发明，社会必然是穷尽了沿着这个思路的一切可能的发明，淘汰了一切无用或不太有用的发明，一切社会概莫能外。不过，原始民族的想象力相对而言比较贫乏的特点，和这个假设必然是截然对立的。如此看来，我们应该接受前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很有力的理由就不要放弃它。比如，瑞士和新几内亚的古人都住在湖滨，他们相同的念头似乎并不是通过互相模仿而来的——肯定是这样的吗？关于打磨燧石、用筋腱和鱼骨缝纫、用两块木头摩擦取火，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我们否认世界范围内渐进而漫长的模仿过程的可能性之前，一定要想一想史前时代的悠悠岁月，决不能忽视远隔千山万水的民族之间存在着关系的证据。不仅青铜时代有远距离运输锡的事实，早在新石器时代，甚至在旧石器时代就有远距离运输锡的证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大规模的入侵，必然推动了文明思想的推广，甚至是普及。即使是史前时代，也是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古代的情况更是这样的。大规模的征服之所以容易，是因为被征服的民族处在原始的、一盘散沙似的状况中。蒙古人于13世纪突然出现，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中世纪的巅峰时期，它突然冲破了种族的樊篱，把中国、印度和欧洲联系在一起。[14]
即使没有这样的多事之秋，全世界范围内范本的交换也不可能不发生。请允许我再次做一个一般的表述：除非能证明文明之间存在着商务关系和军事关系，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不太承认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影响。他们心里会想，一个民族对另一个远方民族的影响，比如古埃及对两河流域、中国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军队、海船或沙漠商旅到过那里。比如，他们不愿意承认，公元前16世纪古埃及征服两河流域之前，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的潮流曾有融合。反过来，由于这个相同的观点，一旦艺术品、纪念碑、墓葬或殡葬的文物显示出类似的特点，他们就急忙断言，两个文明之间一定发生过战争或正式的交流。
我确立了三种普遍的重复形式。据此而言，以上观念隐隐约约有一种老牌物理学家的错误：两个远距离物体之间的任何一种物理作用，比如热或光的传导，都证明了物质的传输。牛顿不是认为太阳光是太阳发出的微粒穿过无边无际的太空形成的吗？我的观点和一般人的观点迥然不同，就像光学里的振动说和微粒说的差别一样大。当然，我不否认这样的社会影响：军队或商船队的运动会产生社会影响或是唤起社会影响。但是，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军队或商船队的运动是文明“接触传染”的唯一形式或主要形式。处于不同文明的人在边境接触，无论是否有战争或贸易，他们自然会互相模仿。再者，他们不必互相取代，不必阻挡彼此的模仿对象，而是继续不断地互相影响，跨越遥远的距离，就像大海中水分子的后浪推前浪却不必取代彼此的方向一样。因此，法老的军队打到古巴比伦之前很久，许多天文、地理的观测和手工艺的秘密，已经通过无数人的手，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古埃及传到古巴比伦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历史的首要原理。让我们仔细地研究历史连续、强大而不可抗拒的作用。试举一例，中世纪的时候，许多地方有一种奇怪的风俗，那就是人们让遭受家暴的丈夫倒骑着毛驴游街。自然，这个荒唐的念头不可能自发地在许多不同的头脑里同时产生。难道这不应该归因于模仿吗？但是，波德里拉（Baudrillart）先生被当前的偏见牵着鼻子走，他相信流行的节日是自发产生的，不需要个人有意识的首创性。“他说，塔拉斯克的怪兽节、梅茨的鬼节、瑞米耶日的狼崽节、鲁昂的滴水节等许多节日，很可能不是靠敕令决定的（我承认），也不是预先策划好的（错就错在这里）。定期的节日是由人们完全和自发的一致意见决定的……”试想，数以千计的人同时构想并自发地执行这样非同寻常的事情！
总而言之，一切社会现象里的一切社会的、非生命的、非物质的现象，都是模仿产生的。社会现象的异同都是模仿产生的。自然（natural）这个标签普遍被用来描述自发的、非暗示产生的相似性，不同社会的各种社会事实之间都存在着这样的相似性，这个标签的用法并无不妥。如果我们喜欢从自发产生的相似性这一面去看问题，我们就有权把社会里的法律、信仰、政府、风俗和罪案叫作自然法、自然信仰、自然政府、自然产业、自然艺术（我说的不是自然主义的艺术）和自然罪案。这样看问题，诸如此类的自然的相似性当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不过遗憾的是，如果要捕捉它们准确的意义，我们就白白浪费了时间。由于其难以补救的含糊性和任意性，它们的下场必然是使自信的、富有科学素养的头脑感到厌恶。
也许有人会提醒我，虽然模仿是社会事实，然而为了省去搞发明的麻烦而去搞模仿的倾向，是本能偷懒的倾向，这种倾向绝对是自然而然的。不过，虽然这种倾向必然走在第一个社会行为的前头，虽然这第一个社会行为是满足偷懒倾向的手段，但是这种倾向的力度和方向却因为现有模仿习惯的性质而千差万别。有人仍然会说，这种倾向仅仅是欲望的一种形式而已。我个人认为，欲望是先天的、根深蒂固的，稍后，我将从欲望推导出一切社会理性规律，我所谓的社会理性就是最强烈的欲望和稳定的信念。倘若这些规律存在，它们在人们的思想和制度中产生的相似性就必然有一个自然的、非社会的原因——因为从源头上说，没有任何东西具有社会性。比如，美洲、非洲和亚洲的野蛮人在解释疾病时，都说是魔鬼俯身——这种现象完全是巧合，采用这种解释之后，他们就想出了用咒语驱魔的办法来治病，这是逻辑的必然结果。我的回答是：前社会的人的确有某种逻辑倾向，这一点不能否定；然而，社会环境的影响提升了逻辑协调的欲望，并给它导向；在社会环境里，这种欲望必然会出现最广泛、最奇怪的波动；像其他欲望一样，它逐渐增强、逐渐明确，其变化的程度有赖于它得到满足的程度。我们将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样的证据。
[1]罗马尼斯（George John Romanes，1848—1894），英国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达尔文助手，著有《动物的智能》等。——中译者注
[2]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英国航海家，三次率船队在太平洋和南极海洋探险。——中译者注
[3]Espèce humaine?, p.336.
[4]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1519年率远征军征伐墨西哥，1512年灭阿兹特克帝国。——中译者注
[5]实际上，新旧世界有许多引人瞩目的相似性。美洲的文明和欧洲的文明一样，陆续经过了“相同方法和相同形式的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墨西哥人的‘金字塔’（teocalli）和古埃及人的金字塔对应；北美洲的土台（mounds）和步列塔尼（Brittany，位于法国北部）、锡西厄（Acythia，位于古代欧洲东南部的黑海北岸）的可有一比；秘鲁的门楼（pyl?nes）仿佛是伊特鲁里亚（意大利中部的古国）和古埃及门楼的复制品”（Clemence Yoyer，Revue scientifique?，July 31，1886）。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西班牙国内的巴斯克语似乎只和美洲某些印第安人的语言具有相似性。不过，这些相似性的有效性由于一个事实而受到削弱：它们不是从两个文明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而是从新旧世界的许多不同文明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
[6]模拟（mimicry）受到了更多的注意。迄今为止，这个谜还没有被解开。但是如果解开这个谜的钥匙是自然选择赋予的，它就可以用遗传的一般规律来解释，就可以用最有利于物种的个体变异的遗传固化和积累来解释，这种变异就可以用另一个物种的轮廓来作为自己的伪装。
[7]这个偶然的巧合更加突出，因为阿兹特克语里的tl可以不被重视，因为这个复辅音似乎是墨西哥语常用的词尾。Téo和thé?（与格）的意义相同，发音也相同。
[8]虽然毁伤、割礼、断发、文身作为宗教服从和政治臣服的象征见诸地球许多角落，见诸美洲、波利尼西亚群岛和旧世界；虽然南美洲原住民的图腾柱使我们想起中世纪骑士的盔甲；等等。这些巧合与相似性仅仅说明，行为受制于信念，人的信念主要是外界现象和内在倾向暗示的结果。人性的深度到处都一样。外在现象虽然有气候的变异，人性却是大同小异的。我承认，这样的相似性可能是由模仿引起的。不过，这些相似性只不过是粗浅的、不确定的，它们不具备社会学意义。同理，昆虫和脊椎动物一样有肢体，和鸟类一样有眼睛和翅鞘，可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相似性是没有意义的。与此相反，鸟类的翅膀和蝙蝠的飞翼看上去截然不同，然而这两种器官实际上是同一进化构成的组成部分，其过去相同，其未来也可能相同。在它们相继的变化中，这些器官的对应性不胜枚举。它们是同源的。反之，鸟的翅膀和昆虫的翅鞘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如果说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只不过是在它们完全不同的成长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有相似之处。割礼在阿兹特克人和希伯来人那里被赋予相同的仪式和宗教意义了吗？事实正好相反，它们的意义截然不同。同理，阿兹特克的忏悔和我们的忏悔也是迥然不同的。然而，针对不同的仪式，从社会观点来看问题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仪式是社会环境里一个特殊的部分，仪式受个体活动的指引。况且，这样的社会环境处在不断累积之中。
[9]这些思想更容易倾向于简单，只需要一点点想象力就行了。最稀奇古怪的一些风俗就是这样简单的思想。比如，加尼尔（Garnier）先生和修果内（Hugonnet）先生的《古希腊奇风异俗》提到现代古希腊人饭后打嗝，以示礼貌。显然，这个国家表示吃饱了的欲望产生了这种自然的却也是滑稽的习俗。
[10]同样，在新旧世界里，相同的需要促使旧世界的人产生驯化牛和羚羊的念头，促使新世界的人产生驯化野牛、水牛和美洲驼的念头。（见Boureau，Conquête du monde animal?，p.212。）
[11]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英国医生、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奠定了近代生理科学发展的基础。——中译者注
[12]政界把problems叫作questions，比如东方question、社会question。
[13]有时，虽然还有其他解答，各地却采用了相同的一种解答。这就是说，各地选择的这种相同的解答是最自然的解答。此种说法没错，然而同样自然的理由难道不是可以用来解释另一个现象吗？比如，一种解答在一个地方出现，而不是同时在各地出现，但是结果它却向四面八方扩散——难道不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吗？比如，几乎一切原始民族都认为，恶人的来世在地狱，好人的来世在天堂。诸如此类观念的相似性常常是很细腻的。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至今影响犹在，著有《原始文化》《墨西哥与墨西哥人的过去和现在》《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研究》《人类学：人类和文明研究导论》等。——中译者注）认为，俄勒冈州的萨利希印第安人相信，恶人死后的住所终年积雪，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猎物却打不着，眼睁睁地看着水却喝不上”。（见Primitive Culture?，II，84，Edward B. Tylor，London，1871。——英译者注）
[14]1890年《两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刊载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作者是戈布雷（M. Goblet d’Alviella），文章讲述了宗教符号凭借旅行者、奴隶制与货币快速顺畅流动的情况，讲得很透彻。货币的流通是流动的浅浮雕似的证据，政治符号也是这样的情况。双头鹰即为一例，奥地利皇帝和俄国沙皇的手臂上都有双头鹰纹饰，这是从古日耳曼帝国遗传下来的，是腓特列二世13世纪东征时从土耳其借用的。再者，戈布雷先生说，这里说的双头鹰和最古老的两河流域浮雕上的双头鹰极其相似，是有道理的。那是一连串模仿的结果。这篇文章还提到γ形护身符被广泛模仿的情况。另外，用十字来表示大气之神或罗盘的盘面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通过两河流域和阿兹特克帝国的互相模仿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