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平?[1]??
让-加布里埃尔·塔尔德1843年生于波尔多市以东100英里?[2]??的小镇萨拉。他父亲的家族和该镇一样古老。自11世纪以来，塔尔德家族在该地担任各种官吏。（家族前面的贵族标志“德”于1789年被放弃，1885年又恢复，但是他本人署名时从来不用它。）这些传统激起了他的兴趣，他写了几本关于家族和本镇的小书，编辑出版了家族名人的文集。
他的父亲（1797—1850）在拿破仑战争中担任军官。两个兄弟阵亡之后，家族迫使他父亲解甲还乡，转向司法。于是，他的父亲就在家乡萨拉当法官，直至去世。父亲44岁时，娶了本地19岁的名门闺秀安娜-阿林·鲁，塔尔德是其独生子。塔尔德7岁时，父亲去世，他由母亲一人抚养，所以他终身十分依恋母亲。
塔尔德在本地一家耶稣会办的学校读书，学生在这里接受严格的经典训练，重点是拉丁语、古希腊语、历史和数学。年轻的塔尔德总是拿全班第一，但是耶稣会严格的纪律使他非常痛苦，最后三年对他来说尤其痛苦，所以他曾经翻墙离校，逃避读书。塔尔德对经典训练赞不绝口。他认为，这样的训练能使国家的栋梁信奉一套相同的价值观。然而，每当社会强制的纪律限制个人自由时，他又非常反感。这种书院式训练使他倾向于强调知性的角色，强调社会等级的观念。实际上，他的社会等级观念比同代人更加强烈。
塔尔德在17岁时离开了学校。和同时代的卡尔·马克思、克劳德·伯纳德等许多年轻人一样，塔尔德首先尝试了写诗歌和剧本。他的儿子对他的诗歌才能赞不绝口。和马克思一样，塔尔德后期的著作被打上了早期文学创作的印记。
塔尔德早期迷恋数学，曾经想上综合工科学校。使他放弃这个打算的也许是他在耶稣会学校接受的应用性的、有条不紊的训练，以及那被严格管束的生活。从19岁到25岁，他患了严重的眼疾，读书受到严重的限制。由于上述几个原因，他顺应母亲的意愿，决定攻读负担比较轻的法学。于是，他便在家乡附近的图卢兹第一大学学院参加考试，然后在母亲的陪伴之下到巴黎继续求学一年（1865），修完法学。
1869—1894年，他在萨拉及其附近的法院里当法官。不过，从接受这些职位的第一刻起，他看重的就是从事独立研究和写作的大量闲暇时间。他养成了散步的习惯，在多尔多涅河边散步的时候，他会思考读过的书，推敲作家的思想。库尔诺对他多有启发，《关于科学和史学基本思想的若干思考》（L’enchainment des idées fondamentales dans les sciences et l’historie?，1961）尤其给他以灵感，成为他模仿说的一个源泉。在斯宾塞身上，他也发现了模拟的思想。斯宾塞力图找到物理现象、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般原理。从黑格尔——当时在法国特别受尊敬——那里，塔尔德学到的思想是，冲突和对立如何反过来创造新的综合。他崇拜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从穆勒那里学到了逻辑和科学的模式。不过，他觉得自己一定要超越穆勒。塔尔德常常一边散步一边做笔记，把突现的洞见写下来。30岁时，他已经草就了一系列笔记。他的“模仿律”和许多著作的框架和轮廓已经形成，只等以后进一步阐述了。
1877年，塔尔德娶了一位法官的女儿梅尔·马尔泰·巴迪-德利尔，梅尔为他养育了三个儿子。他们享受的是当地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塔尔德以会话和风趣小有名气，他在严肃的思想中扮演执牛耳?[3]??的角色，人们会请他为各种庆典创作诗歌和喜剧。就这样，他写了十来部喜剧和歌舞剧，其中的几部还印成了铅字。
塔尔德喜欢贬低他所从事的司法业务的意义。但是这些活动的确使他对犯罪原因产生了兴趣，又使他接触了意大利犯罪学家的著作。隆布罗索（Lombroso）、加洛法罗（Garofalo）、费里（Ferri）等人在种族和地理理论方面的成就，催生了他批判新意大利学派?[4]??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强调社会因素在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化和模仿中的重要作用。他将自己的几篇文章结集而成《比较犯罪学》。这使他声名鹊起，成为领头的犯罪学家，并成为法国学派的代言人。他经常与《刑事人类学档案》（Archives d’Anthropologie Criminelle?）合作。该杂志于1886年由拉加桑博士创办。1893年，塔尔德成为其主编之一。不过，他最后一部重要的犯罪学著作是1890年出版的《刑法哲学》，此后他再也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著作。他继续出席犯罪学研讨会，并继续担任《刑事人类学档案》编务工作，直至1904年去世。
他于1890年出版的著作还有《模仿律》。这是他最著名的社会学著作，这本书的部分章节曾经被发表在《哲学评论》上。1893年，他出了一本小书——《法律的变迁》，从社会学角度看一般的法学问题。到19世纪90年代，他已是颇有名气的犯罪学家和社会学家了。作为一位“外省人中的法官”，他激发了不少人对法兰西司法界的好评。母亲在世时，他没有努力在司法界升迁——因为那会使他离开故乡萨拉。不过，1891年母亲去世之后，他开始考虑换换地方。两年之后，司法部部长安东·迪博斯特请他就犯罪统计组织工作准备一份报告。1894年，他就任司法部刑事统计局局长。和以往在萨拉任职一样，他在部里坐班的时间比较少。他每年向政府起草报告，代表政府到圣彼得堡和哥本哈根出席国际统计研究会代表大会。但是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后十年里，他旅居巴黎，参加了其他许多活动。
1902年，涂尔干应召从波尔多来到巴黎，官方体制内的大学刚开始教社会学。整个19世纪90年代，社会问题引起了公众极大的注意。也许在首都巴黎，塔尔德是这门新学科圈子里最杰出的代表，常有人请他去讲演，但从来没有来自巴黎大学的邀请。他只是应邀到许多新建的教学研究机构?[5]??去讲演——接下来我们会看看这是什么原因。起初，他讲演的内容多半取材于他论述一般概念框架的两部主要著作：《社会逻辑》和《普遍的对立》。前者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制度（潜意识宗教和经济），比《模仿律》前进了一步；后者论述了冲突作为社会力量既创新又破坏的两面角色，比他的其他著作讲得更加深透。政治学私立学校请他每两年上一门课。1896年，他把自己的社会学观点用于研究政治问题。这里的讲稿，加上他在社会学私立学校的另一门课程的讲稿，后来成书为《权力的变迁》（Les transformations du pouvoir?，1899）。次年，他在同一所学校推出他总体框架的纲要，1898年，这个纲要成书为《社会律》。?[6]??他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俄罗斯学院授课，在巴黎社会学学会和国际社会学学会公布论文，继续在哲学、社会学和有关大众思想的杂志上发表大量的论文。他于那几年出版的论文集还有《社会学文集》和《社会心理学研究》（Etudes de psychologie sociale?，1898）。
1899年，法兰西公学院的哲学教授诺利森（Nourrison）去世，现代哲学教授的职位空缺，塔尔德的一些有地位的朋友［里博和里亚德（Louis Liard）］劝他申请这个教席。他请求将该教席的名称从哲学教授改为社会学教授。虽然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法兰西公学院还是于1900年1月延聘他就任这个教席（而没有聘任亨利·伯格森），并暗地里给予他完全的自由，让他随意教自己想教的内容。
1900年12月，塔尔德获选进入伦理学与政治学学院。至此，塔尔德获得了大学体制外的一切对外开放的社会学领导岗位。
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他在法兰西公学院讲授的内容包括道德的变迁、舆论与会话，这些讲稿见诸他于1901年出版的文集《舆论与大众》（L’opinion et la foule?）；他又教经济学的社会心理基础，并将教案整理成两卷本的《经济心理学》。与此同时，他还讲授库尔诺的哲学和“脑际心理学”（intermental psychology，该手稿未完成，现藏于法兰西公学院）。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计划与阿尔弗雷德·比内携手以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做社会心理学的一系列经验研究，可惜他青年时代的眼疾再次发作，于1904年辞世。
2.冲突的思潮：塔尔德、涂尔干与社会学
1902—1904年，塔尔德和涂尔干都在巴黎，所以他们可以继续多年在学刊上进行论战。论战不仅说明两人的性格不同，这一场论战也反映了两种冲突的传统、法国社会两个对立的营垒和两套敌对的制度，双方都要捍卫各自认为恰当的社会研究的视角。
第一种文化的轮廓——以涂尔干为代表——是笛卡儿主义。?[7]??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的遗产是理性、秩序与权威，它们存在于几何学精神（esprit de geometrie）例证的制度，如教会、政府、军队和国立大学系统中。在革命的影响下，在拿破仑的统治下，资产阶级把这种倾向抬高到准官方意识形态的高度。那时，国家官僚结构的许多基本路线已经确立下来。1970年，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笛卡儿心态的上升势头就确定了下来。
与笛卡儿主义对立的文化形态是自发性（spontaneity）的思潮。这是艺术创作、浪漫主观和个人发明的心态。19世纪后半叶，资产阶级和笛卡儿主义日益与权势机构结为一体，于是反对者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反资产阶级、反体制、反集体的姿态，他们偶尔还抱定革命的立场。传统贵族的后裔、乡村农夫或都市无产者的思想融合起来，从唯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起攻击。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思想家勒努维耶（Renouvier）、利特雷与国会领袖克雷孟梭（Clemenceau）和贡别（Combes）为一派；主张自发性的为另一派，其中的左派斗士是无政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和一些社会主义者，他们和浪漫国家主义者联手结为另一派。偶尔，当反资产阶级的情绪高涨、社会纽带被削弱的时候，个人从主张自发性的左派阵营转向右翼营垒，并不会遭遇多大的困难。最突出的例子是索雷尔（George Sorel）?[8]??。他是主张狂热暴力的理论家，曾从工联主义者的精神领袖变为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caise）声望很高的向导，最终堕落为法西斯主义者。
19世纪上半叶，笛卡儿主义最重要的思想中心是综合工科学院。该院由拿破仑创办，旨在把最好的科学知识用于解决工程和军事问题。但是，把同样的方法用来解决社会问题并不需要迈出很大的一步。圣西门和孔德激进的思想在该院占上风。在哲学思想的激励之下，学生们“在校学习筑路架桥时，大胆尝试创建了一种宗教”。?[9]??该校毕业生成为追随圣西门和孔德的信徒。其类似宗教的心态充斥在国家的官僚机器和资产阶级支配的社会阶层中。
19世纪上半叶，站在综合工科学院对立面的，常常是索邦神学院。许多人认为，索邦神学院体现了自发性的观点。其重要代言人是维克多·库辛?[10]??，他的创造性的修辞风格和“柔性”（supple）的个人主义哲学为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大学打上了深刻的印记。
第二帝国的毁灭被认为是放荡生活与紊乱思想的失败，此后，笛卡儿主义的斗士把这所古老的大学改造成“新型的大学”。他们拒绝库辛轻浮的哲学。这些改革者在孔德的实证主义、泰纳和勒南的科学主义，以及克劳德·伯纳德的精确的实验方法里去寻求理想。他们仿照纪律严明、研究型、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德国大学来创办新的大学。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人成功地把自己的代表安插到重要岗位上。年轻的涂尔干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觉得这个人找对了——涂尔干可以把笛卡儿主义的心态和方法拓展到社会研究之中。涂尔干的著作非常适合共和政府的意识形态需要：对于反对教权的人来说，他贡献的世俗伦理可以取代昔日的天主教教条；对于“团结派”激进社会主义政客来说，他给他们的政治学提供了更加系统的基础。对于德雷福斯?[11]??的支持者来说，涂尔干提供了一以贯之的精神指导。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涂尔干在巴黎大学和全国大学理事会里的地位，由于他和教育部的关系密切，他成了法国最有权势的大学政治人物之一。在同情他基本观点的人中间，他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又遭到其他人激烈的反对。一些最强烈的反对者在自发性的传统中得到了灵感。
一些贵族的慷慨支持催生了许多刊物和学校，它们或团结在巴黎大学周围，或反对巴黎大学。可是，主张自发性的那一派学者却没有得到学院小环境的可靠支持。在比较有名望的学院中，也许可以说，各校法学院和法兰西公学院对自发性学派最友好。
塔尔德对耶稣会的笛卡儿倾向采取比较否定的立场之后，在图卢兹和巴黎两地的法学院更多地接触了自发性学派的传统。虽然这些法学院属于官办的大学体制，但是其学生并不像巴黎大学的学生那样激进，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更加突出，他们维持了学院派文化中讴歌自发性意识形态的一面。后来，法兰西公学院准备延聘塔尔德时，他在那里找到了保罗·雅内这样的哲学家知音。雅内曾经迫使涂尔干删除论文中恭维孔德的一段文字。塔尔德的另一位知音是让·伊朱雷（Jean Izoulet），他有一句名言：“强制在200所师范学院里教涂尔干的社会学是最严重的民族灾难，法国已经很久没有遭遇这样的灾难了。”?[12]??塔尔德去世后，他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职位由亨利·伯格森接任，伯格森是自发性传统的典范。接下来，伯格森成为乔治·索雷尔和夏尔·佩吉?[13]??灵感的源泉，也是塔尔德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灵感的源泉（父亲弃之不用的贵族标志“德”，儿子却一直在坚持用）。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与另一位学者合作用笔名“阿加东”出版的一本书，抓住了信守自发论反对涂尔干的情绪。书名《巴黎大学的精神：古典文化的危机，法语的危机》?[14]??并不显赫，其中一段话却使人想到那个时代的气质。
里亚德（M. Liard）赋予了涂尔干阐述新学说的使命吗？他赋予涂尔干重新组建巴黎大学的使命。我们有理由担心，情况的确是这样的。他把涂尔干打扮成完美的学者……涂尔干的就任是新精神的胜利。他沐浴在大学的光彩之中，成为巴黎大学的摄政王，至高无上的主人。众所周知，哲学系的教授沦为他卑谦的奴仆，对他百依百顺，受他的压迫……涂尔干牢牢确立思想霸权。他把教学变成他颐指气使的工具。
接近涂尔干和塔尔德的人热情地献身于两派对立的学说。不过，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两人却能保持相对平静的态度——你不能不表示钦佩。他们两人并非完全浸泡在一种心态中——非此即彼的理想之中的典型说法，必须要具体分析并给予必要的限定——他们不能被周围典型的紧张气氛弄得晕头转向。对于他们两人辩论时偶尔表现出来的教条，习惯冷静思考氛围的读者要抱同情的心态。
然而，他们在论战中的不同意见，却不能遮蔽两人的一些重要的深层次的相似之处。我们先看看一些基本的相似之处，再转向两人不同的地方。
虽然对社会学先驱贡献的意义做了不同的解释，但是塔尔德和涂尔干都认识到孟德斯鸠、孔德、凯特勒和斯宾塞著作中重要的社会学历史先例。虽然他们在哪些人应该纳入社会学先驱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但是两人在上述历史根基上意见一致。所以，两人与法国当时两个社会学流派的其他人有区别。这些人不承认上述的先驱：社会统计学家和勒普莱（Le Play）的追随者。
在社会学研究的分类法中，两人也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在最低的层次上，也就是在为社会学研究搜集素材的活动中，两人的意见一致。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同时代的教条者不一样，和后来的一些社会学家也不一样。他们一致认为，前文字社会的民族志材料、当代社会现象的个案研究、个人档案、法律文件、政府的统计资料、研究者搜集的资料等，都是社会学家有效且宝贵的资料。在社会学家应该利用什么数据这样的问题上，两人都持折中主义的立场。不过，我们可以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在如何改进搜集数据的程序上，两人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此外，两人还认为，思想上有意义的成果，只能靠在有限的题材上做专门研究的人来完成。这些研究社会生活各方面——宗教、法律、家庭、经济等——的专家，依靠经验素材研究，可以用经验归纳和部分综合的形式记录自己的观察。然而，这些研究过程是不可能完全靠归纳完成的。为了有助于经验研究，为了给专家提供整合的基础，一个总体的观念框架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个框架应该从具体研究的经验发现中生长出来，应该和具体的研究结果一致。然而，经验研究——尤其是社会学成长期的经验研究——与这个雄心勃勃的总体框架的总体命题并非逐一对应。最抽象的社会学理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者独立的活动。在提出各种社会学研究的思想中，在推出经验概括的总论，即部分综合和一般理论原理的过程中，两人都避免了走极端，都不会热衷于一类研究活动而损害其他活动。他们避免从事被有些德国学者当作理论的那种枯燥无味、毫无生气的分类研究。他们从事范围狭小的经验研究时，并不把这样的研究当作自给自足的活动，而是要说明更大的问题。他们把各方面的贡献成功地编织成为意义丰富的总体框架，给不同种类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杰出的范本。
两人第三点共同之处是逻辑分析。两人都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基本研究原理中吸收了许多思想，最突出的是穆勒的比较方法。因为专心致志于研究总体的原理，又由于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经验，所以他们相信，比较是必须使用的方法。他们探讨的“专门的”学科——语言学、伦理统计学、史学等，只有经过比较方法的加工之后才能成为社会学。最富于成果的比较方法，是比较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的现象的比较方法。只有经过这样的比较，才能超越孤证的描写，进一步阐述更一般的原理。他们的断言是：“没有比较就没有社会学。”半个世纪以来，倘若后继的社会学家更加用心地遵守这条原理，社会学的成就肯定会超过目前达到的水平。
一般来说，两人还遵守一条大致相同的逻辑规则：研究从一开始就评估对一种现象的各种解释，从互相竞争的解释中抽取有价值的成分，着手建立一种新的条理清晰的解释，然后用多种经验数据去验证这种新的解释。这种研究程序颇有价值，因为它迫使研究者系统性地考虑以前的解释，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梳理现有的证据并证明，新的解释确实比过去的解释略胜一筹。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弱点：和其他组织图式一样，它也可能会蜕变为一种形式主义。此外，这种方法还有认识上的危险：如果老的解释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新的解释就一定是正确的。他们两人偶尔都会犯这样的错误。
塔尔德和涂尔干并非总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但是在批驳论点上，两人倒常常是意见一致的。有的批评家反对社会学的理由是，社会学和自由意志相冲突。他们评估了这些批评家的立场，反对了其立场。他们指出，个人可以做出慎重的选择，然而统计数字显示，个人的选择受制于一般的规律。有的批评家认为，不经过“专门的学科”比较彻底的确认，就研究无所不包的一般的社会学，那是不负责任的拔苗助长。两人对此的回答是：物理学和化学成为发达的学科之前，更加宽泛的天文学和生物学就已经建立了。
他们两人都拒绝功利主义理论的许多侧面，都否定功利主义的一个基本预设：社会是由原子式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从这个预设出发，穆勒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的发展可以靠组合律，再加上基本的逻辑原理。?[15]??契约说理论家把社会表述为形态上两两关系的集合。?[16]??对诸如此类的结论，塔尔德和涂尔干都坚决反对。契约论者设想的是，仔细确立一系列的契约关系，人们就可以解决基本的需求。两人批评了这种设想，强调必须运用社会强加于人的规范性框架，才能进行有意义的社会分析。不过，他们并不像有些人走得那样远——把社会看成一个宏大的有机体。有机体主义（organismic theory）理论是斯宾塞的主张，但它未必和功利主义结盟。有机体主义把社会比喻为有机体。这种比附为19世纪下半叶冒充社会学的理论提供了很受欢迎的基础。正是由于塔尔德和涂尔干联手抨击这种比附，有机体主义才在20世纪法国明达的社会学话语中荡然无存。
由此可见，塔尔德和涂尔干有许多重要的观点是相互交叉的：在社会学的历史先例、社会学研究的分类、总体的逻辑分析、反对某些思潮方面，他们的思想是相互交叉的。不过，其共同点仅限于此。两人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自然就产生了若干分歧。?[17]??
塔尔德认为，任何一门学问都有一个前提：某些基本的可计量现象要能多次重复。艺术关心的是对独特的单个现象进行考察和描绘；科学依靠大量的案例进行概括，只能以某种重复现象的观察为前提。社会学以人为对象，而人又生活在社会语境之中，所以社会学必须找到它基本的探询重点，即基本的社会事实，也就是人身上某种典型的社会现象。向社会学家开放的人身上的社会现象，必须要与他身上的物理现象和生物现象区别开来，还要和他的“内心”即心理现象区别开来。剩下的就是“心际”现象，即人们受他人影响的现象。塔尔德认为，“心际”影响产生的基本过程和社会学研究的基本事实就是模仿。社会关系基本上就是模仿的关系。不过，社会学需要关心的心理现象仅仅是头脑之间传输的心理现象。在这里，两个基本的心理单位，两个模仿的基本元素，就是塔尔德在早期论文中提出的“信念”与“欲望”，“信念”是认知元素，“欲望”是情绪元素。模仿在个人身上产生的结果是“心理印记”，类似于照片上的印记的心理印记。因此，心理学不能被排除在社会学之外，因为说到底，社会过程就是“心际”关系。
正是在这一点上，塔尔德和涂尔干产生了极大的分歧。涂尔干断定，基本的社会事实不是模仿，而是外在于人、强加于人的东西。他信守老师布特鲁（Boutroux）教授的立场：科学是在一连串渐次涌现的层次上发展的，任何一门学科的基本原理都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层次”上。涂尔干拒绝这样的观点：社会学原理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独特的科学，必须把社会事实作为研究的对象；社会学的事实必须把其他与之不同的社会事实作为自己的因果。显然，将这样的推理再往前推进一步，既然社会学的题材外在于个人，它必然就外在于构成一个社群的所有成员。他的结论是：排除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之后，群体基本的社会学特征维持不变。然而，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诞的。塔尔德认为，这就是涂尔干的假设的必然结果，它没有任何新意，只不过是中世纪唯实论的“经院哲学本体论”而已。塔尔德反对整体大于成分总和的论点，认为整体只不过是成分的总和而已。当然，他被迫给自己贴标签的时候，自称是唯名论者。
涂尔干思想缜密，他宁可把自己的假设推到极端的逻辑结论。他不止一次地支持唯实论，塔尔德把他的立场叫作“本体显象论”（ontological Phasmagoria）。在这一点上，后世的社会学家必然判定涂尔干错了，塔尔德才是正确的。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由于他不断地进行经验观察，?[18]??或者是由于他接受了塔尔德等人对他的逻辑谬误的批评，或者是两者皆而有之，涂尔干逐渐脱离了极端的唯实论。这种偏离在他的经验主义研究中最为明显。?[19]??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从来不明确反诘自己早期的言论。很不幸，因为后来狂热的追随者坚持所谓的涂尔干福音，这几乎给法国的社会学和心理学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塔尔德也走了极端，他说社会由个体组成，低估了集体影响的重要性。不过，他阐述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比涂尔干更加老道。他指出，大量的社会行为不是建立在社会规范之上的外在约束，而是在模仿信念和欲望中自然产生的。信念和欲望在个体身上内化，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构成个体的行为。
塔尔德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强调个体的行为植根于自发性。涂尔干强调集体性和笛卡儿主义对秩序的追求。两人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由此而生。塔尔德强调创造性个体的核心作用，个体能提出新的发展思路，而且最终能被集体采用。涂尔干强调社会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性特征又预先决定了集体的变化；他贬低个体因素的重要性。?[20]??
为了解释社会规范形成的机制，塔尔德提出互动论，这是与乔治·赫伯特·米德相似的互动论。与此相反，涂尔干倚重高涨的集体活动之类的群体情况，不过在这一点上，他不如塔尔德那样精确。
塔尔德详细地论述了社会控制理论。他认为，社会控制产生于社会互动，社会控制由于大的群体组合而延伸，由于广泛的大众传播而发展。与此相反，涂尔干在解释社会控制时更加强调价值和规范的约束。
涂尔干有时说，初级社会单位是小群体；塔尔德反驳说，初级社会单位是个体，至少是家庭。不过，两人都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能靠先验解决，而是要通过更加广泛的研究才能决定。?[21]??
今天看来，诸如此类的立场似乎是互补而不是矛盾的。不过在当时，两人倒不是这样看问题的。然而，他们的论辩有助于后世的社会学家看清问题。
3.塔尔德思想的结构：发明、模仿与对立
在更加仔细地检讨塔尔德的基本理论时，要先强调：他和涂尔干等人的确有深层次的相似之处，到19世纪末，他们的理论开始合流，帕森斯将这一趋势称为唯意志行为论（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22]??这个趋向合流的社会理论包括五个核心成分：行为者（actor）；行为指向具体的目标（goals）；行为者受到环境条件（conditions）的局限；行为者为了既定目标享有采用其他手段（means）的自由；行为者在制度性规范（norms）界定的社会框架里的行为。?[23]??
顺便说一句，在整合各种思想传统并使之会集为唯意志行为论的过程中，法国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反过来，这种理论为当代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社会思潮里，最极端的立场——为了达到唯意志论的整合而采取的最急遽的修正——并不是牢牢地扎根在法国的传统中的，而是扎根在德国和英国。英国的功利主义传统非常强烈?[24]??，它过分强调行为者的条件和手段，忽视行为者指向的目标，也忽视决定其行为结构的规范。另外，主导德国社会思潮的却是理想主义——这股思潮显然偏向于和功利主义相反的方向，其焦点主要是行为者的规范和目标，而忽视了行为者的手段和条件。当这些偏离“民族”传统的思潮在英国或德国发生时，它们常常是来自对立传统的输入，并不是真正的创见。法国的社会思潮虽然在实证主义者的研究中也许太理性，然而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英国和德国的思潮比较，它显然还是折中主义的。?[25]??法国哲学界普遍采取开放的态度，认为有必要熟悉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种传统。其结果是，在19世纪后半叶的大多数时候，法国人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以便把迥然不同的成分融合为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在这一方面，塔尔德和涂尔干处在有利的位置。因为他们可以在自己原有的成果上前进，这就促进了他们按照各自的风格去完成整合的任务。尽管他们扎根于法国自发性和笛卡儿主义这两个矛盾的传统，他们还是成功地把五种基本的分析成分编织进了各自的观念框架中。
在研究社会行为者时，塔尔德注意到了个体差异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比涂尔干更加仔细。在探讨发明时，他认为，发明者追求的一般目标——财富、宗教理想、冒险——应该放进他们如何指导各种发现活动的框架中去考察。塔尔德仔细检视了限制社会行为的条件（比如运输技术和通信技术）和达到具体目标可资利用的手段（尤其是大众媒介）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见诸他论公共舆论和大众传播的著作。如果说塔尔德忽视了五个基本要素中的什么成分，那大概就是规范。我们已经指出，塔尔德对涂尔干强调社会规范的外在强制性做出过回应，他突出的是社会规范自发性内化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为了贬低社会规范的重要性。此外，他探讨了社会群体容易受模仿的影响，指出了在传统的规范和创新的规范之间变换的可能性。然而，在其他地方，他苦心孤诣地强调，如果说规范存在的话，规范代表的是发明的历史遗存。一般来说，自发性传统使他强调个体的自由。强调规范既是社会行为的结果，也是社会行为的原因。
我们可以指出，唯意志论行为图式的五种成分和塔尔德的基本观念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关系。但这并不是暗示他明确地利用了这五个范畴。与此相反，在阐述思想的过程中，他主要是通过赋予想象力的操作来研究三个核心的观念：发明、模仿和对立。发明是能干者的创造，这是在社会系统中通过模仿传播开来的。用塔尔德的话说，模仿的传播就像池水中的涟漪，总是逐渐向系统的边缘传播，直至遭遇障碍。但是这个障碍可能是对过去发明的模仿。在两者的对立中，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产品——一种新发明。这个新发明又受到新障碍的局限，如此等等，无穷无尽。发明、模仿和对立这三个过程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以多种方式互相生成、互相影响。塔尔德反复观察了这三种基本过程，集中研究它们在人格、小群体、经济、政体、国际关系等领域里的运作情况，并提炼出若干种一般的运作情况。他把这些一般的运作情况叫作规律（law）。他意识到，这些概括的尝试性使“规律”这个词成为“有点不太妥当的词”。但是他指出，这个误用是对“单音节词方便性”认可的误用。
适用于这三个过程的一条基本定律叫“累进增大律”。该定律认为，发明在日益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得到模仿，遭遇的对立相应地日益增多；反过来，日益增多的对立又产生了日益增多的发明。一个系统的边缘未必会限制这三个过程的运作，因为大多数模仿可能要和无数模仿发生冲突，然后才能到达系统的边缘，这些模仿可能会因为冲突而重新定向，走向进一步的革新和模仿。
发明
因为发明、模仿和对立这三个过程是一个引向另一个的，所以从逻辑上讲，可以从任何一个过程着手来分析它们的总体循环模式。塔尔德认为，发明是人类一切革新和进步的终极源泉，所以发明是一个方便的出发点。社会的某一领域，比如经济、科学或文学的发展速度，依靠的是这个领域产生的革新思想的数量和质量。整个社会随着它的许多领域的发展而进步，所以，重要发明的产生对生气勃勃的社会变革是极端重要的。发明在塔尔德的系统中扮演着核心的社会角色，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受到关注。尽管如此，他还是承认，他对发明的表述从来没有像他对模仿的表述那样精确。在模仿这个问题上，他提出了最令人惊喜的阐释原理。原因之一是，和论述模仿的文献相比，有关发明的文献实在是太贫乏。与此对应，塔尔德的研究大大地推动了人们对发明的社会基础的思考。
一切发明的终极源泉都是有才能的个体头脑中产生的创造性联想。一个社会领域或整个社会的发明才干的极限，当然受制于其成员的智能——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智能。塔尔德引用高尔顿?[26]??的《遗传天赋》，强调少数天才对推动某个领域发明的重要性。一般来说，他强调了发明的理性和自觉的侧面；有的时候，他强调发明的“基本上归纳的属性”。他说，发明主要产生于发明者自觉的意志，有时甚至产生于三段论式的推理：发明者看到某个目标可取；他用现存手段去追求目标；但是倘若既定手段不够充分，他就断定，需要为寻找新的手段而行动，并凭借新手段去达到预定的目标。为了创造足够的手段，发明者就会谋求创造恰当的发明。
塔尔德这种自觉寻求的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发明的现象。不过，他还是迅速补充说，其他因素也是需要的，比如发明者在不同阶段的各种情绪和心态中的创造性灵感。和19世纪后期比较理性的社会学家韦伯或涂尔干不同（在此，塔尔德和自发性传统的承继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塔尔德觉得，头脑中的无意识或“亚自我”（sub-self）可以突入意识，并成为创造性灵感的源泉。
塔尔德进一步指出，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和性爱最活跃的时期显然有交叉：从25岁到35岁。在这一点上，他靠近了生理学的边缘。他用来支持理论概括的许多例子取材于自然科学。实际上，后来更加系统的研究说明，这个年龄段是许多自然科学家最富创造性的时期——虽然并非一切学科都是这样的情况。
塔尔德强调发明的外在因素。他比同时代的许多社会科学家更加细心地注意思想发展的内在因素。在这个领域，他提出了两条原理。第一是积累（accumulation）原理，它强调一切知识累进的基本属性：新的发现并非简单地取代旧的发现（从技术用途的角度说，新的发现有可能取代旧的发现；从思想发展的立场说，它不会取代旧的发现）。人类的知识遗产是不断增加的。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里，知识可能会以不同的速度增长，但总体的趋势是：在一切领域里，知识都是不断积累的。第二是不可逆（irreversibility）原理。有些类型的知识的发生过程，可能会呈现出任意的顺序，比如探索未知区域的各部分时，就没有必然的逻辑顺序。不过，在其他领域，有些发明就以另一些发明为前提：比如，车子的发明就必须以车轮的存在为前提。塔尔德强调，知识是以小量增加的形式向前发展的，即使最富有创造性的发现也非常倚重业已存在的思想。最杰出的发明往往是把已有的点滴知识结合起来，进行最富有创造性的高度的综合。思想发展的主线受到积累和不可逆两条原理的管束，不过，思想发展的具体方向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
在塔尔德的眼里，社会分层有助于发明，因为它为上层阶级提供了更多的闲暇，使社会精英之间能更好地交流与互动。如果思想接触的密度增加，思想交换越来越多，相应的创造性发现就会越来越多。阶级界限最低限度的僵化也可以隔离精英，使之不受平民思想的抑制。倘若时时、事事、处处都被迫屈从于大多数人的意见——塔尔德在此引用托克维尔详细阐述的民主运转不灵的情况——他们就不可能放开手脚去搞发明。所以，社会分层有利于发明，就像大学的结构能保证最低限度的学术自由一样。塔尔德强调，除了阶级差别，发明创造能力的民族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和同时代的许多人相反——尤其是与英国高尔顿的追随者相反，塔尔德并没有求助于民族差异的种族主义解说。他认为，国家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来自教育和思想结构的不同组合，这样的结构对发明起到了促进或妨碍的作用。他指出，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如果要恰当地测量民族差异，就不应该比较那些反映发明流布开来的粗略的指针，比如经济产量；也不应该比较晚近发明的大规模生产的情况。我们应该比较那些直接开发创造发明力的指针，专利许可或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的发明就是这样的指针。
发明创造能力表现出民族差异，产生差异的因素多且复杂。不过，从塔尔德的总体框架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结构性因素，他强调传播是发明的前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民族越是与外界隔绝，它的发明创造能力就越是低下。塔尔德推论说，大洋洲等地古代的前文字社会之所以发展迟缓，是因为它处于极端的地理或社会隔绝状态。相反，在同样的时期，两河流域的各个社会迅速发明了许多东西，那是基于更加稠密的交通网络。同样的社会隔绝原理也适用于个人和社会群体。
塔尔德指出，不同的文化价值使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倾向，使创造力的发展倾向于不同的速度或类型。价值使社会中个体行为者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同的结构，使一些类型的活动比其他活动重要。某些活动具有比较高的文化价值，所以能吸引更多素养更好的人，其必然结果是，文化上更受欢迎的领域的发明创造力就会更加强大。乍一看，强调经济发展的社会比其他社会产生的发明多。在这些社会里，愿望的直接满足代表着较高层次的文化目标。他强调，同样的发明有时会产生于完全不同的目标中。比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常常发现新的土地，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追求商业利益和传教——这是英国人与荷兰人探险的目的，驱动他们的还有一种强健而富有激情的征服精神。结果，他们的发现常常更加令人叹为观止。追求立即满足的文化倾向和冒险的精神，可以产生更多的发明。他们让机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非完全任意的巧合，虽然运气也有一定的作用）——从事更加精心策划的、结构谨严的冒险。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冒险能得到巨大的回报，对美洲的发现就是这样的回报。
模仿
有些发明或发现，比如美洲的发现，比其他一些发明或发现容易被接受。由于塔尔德概念体系的结构，他喜欢用“模仿”而不是用“接受”（acceptance）这个术语来思考问题。模仿是他的体系里的三个核心过程之一，所以模仿的含义比接受的范围宽得多。在《模仿律》中，他没有给模仿下定义；在第二版序言里，他宁可说模仿是“准照片似的大脑形象复写”，可这并没有澄清概念。在此，就像在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向他学习的最好方式不是批评他不准确，而是钩稽出他的洞见。
最基本的模仿律之一是，新发明越像社会中业已被模仿与制度化的旧发明，就越可能被社会模仿。塔尔德把这条规律叫作“逻辑模仿律”——这条定律强调模仿中的理性——逻辑侧面。这个概念通向另一条原理：越接近最先进技术属性的发明，就越可能被社会模仿。一种新型的马车就不太可能被尚未发明轮子的社会模仿；同样，广泛使用汽车、火车的社会也不太可能模仿这一种马车。这条定律有一个“超逻辑形式”——越满足文化里主导性重点的发明，越可能被该文化模仿。它引人注意文化中的非技术因素，比如强调新奇而不是传统的文化因素。
注意这两个反差很大的侧重——逻辑的和非逻辑的侧重，就会产生两种类型的规律。塔尔德关注发明和模仿的逻辑侧面，这使他区别了两种发明：可以互换的发明和只能积累、不能替代其他发明的发明。两个可以互换的发明——比如反差很大的语言或服饰——互相竞争的结果是产生一个“逻辑的决斗”。两个互补的发明相遇时就会产生“逻辑的结合”——轮子与家畜结合成马车就是一例。不过，逻辑上对立的发明不可能产生公开的对抗，除非观察者指出其不可调和的性质。在没有批评的情况下，不太调和的发明也可以相安无事地共处一段时间。然而，从终极的观点来看问题，它们的共处往往会产生塔尔德所谓的两种“逻辑的紧张”之中的一种，在许多方面，这种表述与晚近许多“认知不和谐”（cognitive dissonance）的表述有类似之处。第二种紧张之源存在于知识的绝对向前之中，它总是导致越来越多的“逻辑的结合”。为了解释这样的紧张之源，塔尔德不依靠文化取向的社会学家的假设——基本价值观的不完全实现有利于知识的增加。相反，他偏爱的“脑际”（intermental）解说是显而易见的。以上两种紧张有一个个体的源头：头脑的高强度互动，促进思想的快速流通，使思想更加趋向一致，产生知识的扩张趋势。因此，我们可以用命题的形式来表述：社会的互动越频繁，思想趋于一致的紧张度就越强，知识增长的速度就越快。
然而，塔尔德认识到，这样的表述失之过简。他起初忽略了文化的变量，文化的变量是后来才加进来的。他指出，社会和历史阶段的变化，有赖于它们对哪一个更加重视：是连贯性还是发明创造？他甚至提出一种循环模式：社会的重视在发明创造和连贯性之间交替，先强调发明创造，后强调一以贯之。发明创造的数量大时，就难以维持连贯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性化的努力就显得日益重要。他认为，19世纪是发明创造大发展的世纪，因此20世纪可能就会注重将19世纪的发现理性化。就社会思想而言，他的预言似乎很有道理，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很有道理。
转向超逻辑的模仿律时，我们发现，塔尔德探讨的许多问题之下有一条总的原则：在发明的初期，模仿这些发明的往往是最接近发明源头的人和社群；后来，这些发明逐渐从源头向比较远的地方辐射。塔尔德没有明确这条定律，不过它潜隐在比较明显的一条定律之下：模仿“从内心到外表”扩散。从这条定律演绎出来的命题最清楚地说明，他总是喜欢把精神原因放在物质原因之上。他的假设是：思想的传播走在物化表现之前；宗教教义的传播走在宗教仪轨之前；目的的传播走在手段之前；总体的思想被接受之后，才可能得到司法和立法的支持。在这一系列命题里，塔尔德抓住了一种因果关系思维的线索。在有些情况下，这条思路无疑是有效的。不过，在他相关的研究里，他总是以过多的篇幅进行例证，而不是以足够的篇幅确定命题的有效边界。
第二条基本的超逻辑模仿律是，模仿由地位来决定流动的方向：从社会优势的高处流向社会弱势的低处。精英的功能不仅是给发明发酵，它还给社会提供指引的模式，使新发现得以广泛流布。发明和初级阶段的模仿并非总是那么容易区分，当发明（比如生活方式的发明）的逻辑性或科学性较差的时候，尤其难以区分。但是两者常常有重要的交叉：精英一旦停止给发明引路，一旦它只维持既定的风俗，它的衰落就迫在眉睫了。相当程度一体化的精英成了全社会的基本模仿之源，也确保了全社会信念的统一。在中世纪，古罗马天主教在基督教理性化和广泛传播中的作用，就是塔尔德反复征引的突出的例证。
在民主时期，以前由贵族扮演的角色往往被首都接替。这种转化在法国尤其明显。法国人的精神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巴黎，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首都之所以扮演领导角色，是因为社会精英集中在这里，他们最有资格创造和传播发明：大量男子、成人和“最活跃的头脑”就是这样的精英，他们在人口构成中占有超常的比例。
塔尔德认为，社会等级越森严，发明传播过程中穿越的距离就越大，这似乎有一点同义反复。反过来，模仿抵达社会最底层之前跨越的社会阶层的数量，是可以用来测量社会距离的。他提出了这样一条原理：人们模仿的是社会上“最接近”的底版。因此，他可以说，社会底层的人可以直接模仿最高阶层而不必通过中介来传播模仿时，这个社会就是民主社会。
这个民主观念与托克维尔等人的民主观念不协调。他们认为，社会分层比较多的时期，即贵族与都市被人口中的大多数人取代的时期，就是民主社会的时期。一个人对自己的优势越来越没有把握时，他做决定时就会日益受到多数人力量的影响。“6万法国人不可能都错了”，这是由此而必然推导出来的符合逻辑的结论。塔尔德却强调，社会大多数人的信念必然是大规模模仿的产物，这个观点既反映了他的贵族背景，又反映了他对模仿观念用途的强调。他高兴地回顾说，最受到珍惜的民主的平等观念也起源于贵族：民主起源于宫廷成员持续不断的互动，虽然一些皇族激烈地排斥低层贵族要求民主化的狂妄主张。
因此，塔尔德根本不可能构想一个不分层的社会。他承认，高位人有可能模仿低位人，不过他认为这是例外。尽管如此，高层对底层的模仿这条规律一般还是站得住脚的。这条定律并不会与以下定律产生矛盾：逻辑上优越的发明取代比较低级的发明，无论发明者的背景如何。他对这两条定律的调和构成了这样一条原理：由社会底层人提出的思想，哪怕它再好，也不会立即被人模仿；然而，如果领导阶层珍惜自己的地位，他们就不得不尽快支持这样的思想。这条原理一直很流行。精英使新思想合理化之后，整个社会就会模仿。不妨将这条基本原理称为“泵起动效应”（pump priming effect）。后来的报告认为，它在大学体制内的革新制度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科学家承认新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临床医生接受新药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塔尔德试图把握模仿模式的长远趋势：从单向模仿走向交互式模仿。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从对威权主义的服从走向更加平等的关系。在威权主义之下，上层支配下层；在平等关系之下，相互交换和模仿在各方之间进行。建立在优势群体支配基础上的工作关系让位于个体议定的劳动合同，令人极端敬畏的社会模式让位于平等协商，父母之命让位于婚姻自主。其他制度领域的关系亦是如此。塔尔德给他的根本“转换”提出的解释，我们也耳熟能详：模仿。弱势者在接触强势者的思想之后，也谋求受别人的模仿。持续不断的社会互动逐渐消磨了互动者的等级差异。
如果把从单向模仿到交互式模仿的这条原理引申到历史的走向，就可以预测这样一种趋势：摆脱“从可逆性到不可逆性”的趋势。不过，这个公式只涵盖等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塔尔德所指的是摆脱高度分层的社会关系的趋势，也就是最终走向普遍平等的趋势。一旦平等成为主导关系，就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等级关系中去了。支撑他这条原理的解释是：尽管模仿持续不断，发明却是越来越少的。由于发明的比率降低，模仿的比率就会保持一个常数，模仿者就会越来越像他们模仿的底版。
塔尔德抽象地假设，模仿产生平等。然而这个假设留下了太多晦涩之处：什么样的模仿形式、什么样的模仿频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效果等问题，他都没有回答。为什么从单向模仿到交互式模仿这样的转换，在某些时候比在其他时候完成得快一些；为什么发明会逐渐减少；什么时期会减少——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应该被提出来的问题。在他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宏大的历史思考类似于社会学，所以人们认为他的历史哲学与他的其余思想不协调。今天，我们必然要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是他贡献中的薄弱环节。
对立
1897年，《普遍的对立》问世，塔尔德在自己的理论体系里明确地加上了“对立”的概念，这是他在发明和模仿概念之外的第三个基本概念。在以前的著作里，“对立”这个概念隐隐约约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不过充分阐述这个概念还是要等到《普遍的对立》问世。
他喜欢用物理学和生物学打比方。他觉得社会力量产生的结果，有的时候与力学里矢量描写的结果类似。不过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类比的确不可避免地“太机械了”。沿着达尔文的路子，塔尔德说社会冲突能产生更好的适应性，并因此而产生社会进步和人的进步。不过他进一步强调说，除了摧毁劣等的成分，冲突产生的结果是更加适应变化之中的生活情况。他集中研究了对立的思想侧面，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社会冲突产生于各种社会载体对立思想的冲突，这些载体相遇时就会产生冲突。回头说物质的波动时，他指出，倘若两个波（或者模仿之中的两种思想）发生冲突时力量相等，它们就必然会同归于尽。倘若一个波的力量很大，力量小的波就会被吞没，小波对大波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然而，倘若两者的差别介于两个极端之间，那就会产生一项新的发明，一个“适应性变化”。塔尔德的对立概念的主要兴趣正是在于新发明的产生。然而，两种冲击力相遇时何以产生创新，对此，塔尔德从来就没有做过令人满意的解释。他只是说，创造的确产生了。
塔尔德给“对立”下的定义有点独特：对立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最大差异，而是一种特殊的重复——“两个类似的事物由于类似性而互相摧毁”。由此出发，他将对立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连续的对立。这是质的对立，是不可逆转的对立，会产生一系列界线分明的阶段，就像化学反应的转化一样。与此相反，第二种对立是数量的对立，那是可以逆转的对立。这是程度大小的对立，产生股市涨落、犯罪率波动的对立就属于这种程度的对立。第三种对立是符号的对立，那是可以贴上正反符号的决然的对立，对一种事物抱定的正反两种态度就是这样的对立。《普遍的对立》用过多篇幅罗列了各种例子，难以计数，包括物理、生物、心理和社会的例子。不过，在阐明这三种类型的例子之间，还是有一些有趣的观察，虽然它们并非总和对立或冲突的概念有直接关系。
塔尔德探讨了集中化冲突和非集中化冲突的后果。其中一个特别精辟的意见产生于他对个体现象和社会现象关系的关注。个人内心的冲突很严重时，他难以调和内心的对立；个人内心太分裂时，他就不可能行动，社会冲突就会降到最低限度。?[27]??内在对立外化之后，心理上的紧张大大减缓，社会冲突水平随之提高。因此，社会冲突越大，心理紧张就越小，反之亦然。如果整合个体的心理，就会把冲突推入社会群体之中；整合小群体就会把冲突推入大群体；整合一切社会群体固然可能加强民族团结，却也可能引起国际冲突。于是他问：个体的安宁和社会的安宁，哪一个更加可取？他暗示二者不可调和。不过他又说，这个问题也许是虚假的两难。他乐观地谋求既有个人安宁又有社会安宁的答案。一旦找到这个答案，他就说，历史正是沿着这个方向漂移的——至少这是你从他的著作中得到的印象。他的救世良方是：超越国际冲突再向前跨出一步，让国家结成集团，集团内部的关系就会相对平静，而集团之间的冲突就会增加。然而，等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结成真正的联盟时，我们就进入最后的决定性阶段。届时，内外冲突之源都将被一扫而光。但是如果忽略他这些比较勉强的推理，你还是可以在他后来有关冲突扩大的探讨里，看到他核心洞见的影子。塔尔德的冲突理论不如近年的冲突理论准确，然而，即使他的分析深度不够，他的视野之广阔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此外，塔尔德认为，从经济竞争里也可以看到同样日益扩大的对立模式：个人之间的竞争被小商行的竞争取代，小商行的竞争又被卡特尔之间的竞争取代。不过，终极的结果未必就是垄断，未必是一个产业里一家独一无二的大公司支配一切。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中小公司联合的全国性公司或国际公司，每一家中小企业都会在大公司中保留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塔尔德探讨的第三种对立，也涉及类似的转换。前两种对立的讨论里已经隐含着第三种对立，不过他的第三种对立集中在科学、宗教和法律事务的思想内容交换上。两个人的舌战往往被小圈子的论战取代，然后被大学派的论战取代，最后又被全国性团体的论战取代。法国思想潮流的大趋势——尤其是因为集中垄断的大学、政府和教会而昭示的大趋势——被塔尔德提升为普遍的原理。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他使我们注意到一种重要的模式，可是他却冲破了言之有理的极限。
在众多讨论中，比如在探讨变化之中的冲突模式时，塔尔德力求寻找一般的原则来描绘这样的转换。他有意识地用“转换”这个词，以区别于当时很走俏的、失之过简的、普世的“进化”理论。他的转换概念太雄心勃勃，近来的社会科学家可能不太喜欢他这样的雄心。?[28]??不过，在分离出转换模式时，他比当时的许多人更加灵活、更加敏锐。他强调个人行为里影响转换方向和速度的唯意志论成分。在构想发展的分叉模式中，他成为后来反进化论理论灵感的基本源泉，博厄斯等人类学家就阐述了这样的反进化论。经过几十年的回避，社会学界近年重新焕发了对进化论的兴趣。塔尔德关于转换的命题就既至关重要又合乎时宜了。
4.人格、文化与社会结构：信念与欲望
塔尔德对人格研究的贡献不太突出。不过他能看见许多人之不能见：人格结构与广义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关系紧密。就心理学家的身份而言，塔尔德是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然而公允地说，我们应该记住，他研究人格的主要文章《信念与欲望》早在1880年就问世了，那时，人格理论才刚刚兴起。后来，他再也没有认真重开这方面的研究，其原因是：他在这篇文章里阐述的基本思想，足以给他阐述的总体理论框架提供一以贯之的基础。他觉得没有必要再修改。
在塔尔德的心中，人格有两个基本成分?[29]??，就是他这篇经典文章标题里的两个成分：信念和欲望。信念指的是人格的认知成分，欲望指的是人格的情感成分。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特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身上，不过他没有努力去磨砺这一对术语。有人问：“我们不妨问，究竟什么是信念，什么是欲望？”他不得不回答说：“我承认我不能给它们下定义。”聊以自慰的是，在他之前，“别人的尝试也失败了”，失败的人中就有休谟?[30]??和穆勒。然而，塔尔德还是拒绝联想心理学那种单纯的观点，认为“和欲望一样，信念在逻辑上和心理上都不是感觉的结果。信念绝对不是感觉的集合。对感觉的形成和安排而言，信念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旦抽掉判断，谁也不知道还剩下什么感觉。哪怕是最简单的声音、最难以看见的色点，都会占据一定的空间，都具有一定的连续性，都含有若干小点，都表现为若干相连的时刻，这些东西如何时刻结为一体并形成一种信念却是一个谜”。由此可见，在人格的核心问题上，塔尔德坦率地承认，他和其他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
在探讨人格结构时，塔尔德小心地避免走经验主义和先验思想的极端。一个基本的弱点是，他的探讨不包括人格变化的内在机制。他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时刻存在的模仿机制，个人内化的信念和欲望会逐渐增加。但是塔尔德的表述只到达这个层次，再往前走，他几乎不置一词。倘若他集中在社会化和发展过程上多下一点功夫，他可能会解决自己遭遇的一些问题。关心人格发展和学习理论的社会心理学家——库利、缪勒?[31]??和多拉德?[32]??——正确地指出，塔尔德思想中缺少人格的动态观念，这是他很不幸的弱点。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太苛求他，正如我们不能太苛求他在人格研究的其他方面一样。毫无疑问，他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心理学家弱。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是一代人之后的事情；社会化的心理学理论开始成型时，人类已经进入20世纪好长一段时间了。
然而，如果说塔尔德对社会化和人格变化的考虑不周到，他关于个人人格、模仿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紧密联系的观念，至今仍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个人人格中的信念和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是或然的情况，就是塔尔德所谓的“可信性”（credibility）与“合意性”（desirability）。在有的情况下，外在条件对个人可能的信念类型做了一般的限制——比如，已知缸子里有10张票，我们就很可能相信，抽签的结果必然是1～10的一个数字。这种外在的条件影响着内在的信念模式。不过，在指出外在条件对个人信念和欲望类型的一般限制时，塔尔德并未提出系统的因果关系模式。
他对信念和欲望的处理固然有价值，但是他对与之相应的心理因素的体制化探讨更有价值（见下表）。信念和欲望通过社会模仿而扩散并逐渐制度化，从而产生与之相应的心理状态“轻信”和“顺从”。对某事的信念、对某物的欲望进一步普及到全社会时，一方面产生了“公共舆论”，另一方面产生了“普遍意志”。经过一段时间，一些信念和欲望在社会里深深扎根，而且会反过来界定什么是“真理”和“价值”。塔尔德在使用这些字眼时偶尔不说明其由来：他在某些社会信念或基本文化成分之间所做的区别，只能被理解为他对基本的信念和欲望所做的进一步阐述。
?
5.方法论、方法与量化
塔尔德的人格表述的第一个长处是它指明了人格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关系，第二个长处是他关于量化和测量的精彩论述。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如果多注意量化研究，我们的思考就能大踏步前进。《信念与欲望》一文开宗明义：“心灵似乎向我们展现了许多连续不断的向度……从中分离出一两个可以量化的成分，这从科学上来看是可取的。虽然这些可以量化的成分与感知的定性成分纠缠不清，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它们还是可以测量的。”塔尔德认为，信念与欲望是人格的核心材料，是借助模仿渗透全社会的基本成分，是社会科学家需要计量的基本要素。
他检讨了研究人格的其他方法论，批评边沁的“快乐微积分”（hedonistic calculus）假设，也批评以或然率为基础的其他方法论。他断言，这些方法错在一个基本的原因：它们都假设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态度的形成过程，在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一种行为客观上的利弊都是经过理性的计算的；不仅如此，它们竟然说这种理性计算的结果就等于一个人的态度。从这些假设推导出来的方法可以提供“信念需要的计算理由”，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计算出一个人会抱定某一信念的或然率。然而，塔尔德强调，计算某些信念或欲望背后的“可信性”或“合意性”，无论如何是不足以取代对信念或欲望的直接测量的。
塔尔德很喜欢心理物理学家的暗示法。他们用暗示法计算客观刺激（类似于上述逻辑学派所谓的“可信性”）与客观回应。?[33]??不过他认为，要像费希纳定律?[34]??和韦伯定律?[35]??那样表述客观刺激与主观反应的关系，以同样的方法来确定客观或然率和主观态度之间的关系，却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当代心理学家所持的立场一样。?[36]??
那么如何测量态度呢？一种办法是用行为主义的视角去观察并计算肌肉运动和人身上可以观察到的其他运动。塔尔德显然不满意这种粗糙的方法，他为缺乏测量内在态度的更加精确的方法感到惋惜。尽管如此，应该强调的是，他还是不同于他的同胞，尤其是不同于他的德国同行?[37]??。这类研究方法的主要障碍，一是社会缺乏广泛的兴趣，二是研究工作的贫乏。任何时候他都毫不怀疑，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努力会有所作为。他相信，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努力有助于解决个人态度测量中遇到的困难，也能聚合各种态度以推演出公共舆论的测量方法，并证明这种方法是合理的。?[38]??
讲究实际的人执着于行动和具体的行为，他不可能去系统地研究人们从事某一具体活动时肯定或相信的程度。“和观点一样，只有在投票或公证被认为是绝对的办法而不是相对的办法时，才可以用欲望来管理公务和私事。在这一点上，欲望和观点是一样的。执着于实干的人似乎全神贯注于他正在做的事情，而且相信他的确是全情投入的。”
与此相反，其他人，包括库尔诺、勒南、圣伯夫等杰出的哲人和文人，不断强调区分具体行为和主观信念的重要意义。然而，他们对人类行为的经验测量从来就没有充分的兴趣，所以他们不会去检查是否有可能量化或测量自己的一般概念。
塔尔德指出，测量个人态度，并将其作为公共舆论的一根指针，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切实可行。?[39]??不过，由于可行的方法尚未被发现，他提出了几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其中之一是使用大规模的、信手可取的社会簿记的统计数字，诸如人口迁移、工业生产、商业活动、罢工、犯罪率等统计数字。他指出，如果进行独到的分析，就可以从这类材料中发现广泛而有用的信息。
然而，他指认的社会簿记材料有若干固有的缺陷。首要的缺陷就是不准确，因为搜集数据时就不太精确。这个缺陷的程度因分类统计的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虽然出生和死亡比较容易分类，但是由于并非所有的生死都登记在册，所以计算生死其实并不容易。当你不得不依靠底层公务员所做的相当粗糙的分类时，问题就会更多。以刑事犯罪为例，人们有可能在统计时把各类抢劫都放进了同一类别，虽然偷和抢的具体分类、犯罪动机、个中情况等有所不同。（涂尔干也指出官方公布的自杀分类有同样的不足。?[40]??）
塔尔德认为，这类社会簿记也许有一个更加严重的缺陷：这类统计数据把造成一个举动的不同态度，都放到一个分类之下。行为被分类了，行为背后的态度却没有被分类。
在检视统计师的材料时，更应该记住，这些统计数据基本上是主观的品质、信念和欲望；还应该记住，即使统计师列举的行为的数量相等，这些行为也可能表现出不同事物非常不同的分量。比如，上教堂的人数或投票的人数也许并未变化，然而教徒的虔诚程度或选民对政客的支持程度可能有了很大的变化。?[41]??
社会簿记的第三个缺陷是，统计方法不成熟，在关键问题上有缺陷：很多统计数字搜集的现象并非社会科学家感兴趣的现象。在几部著作中，塔尔德反复强调，正规统计数字可以用作公共舆论的指针。不同时期的一连串统计数字——给教会捐赠钱物和财产的统计，上教堂、忏悔和望弥撒的人数的统计——有助于说明教徒虔诚程度的变化。?[42]??此外，他还提倡保存书报销售数量和类型的统计数字，以及慈善捐款等“善举”的统计数字。语言跨越国境互相渗透的分布和程度（边境地区可能尤其强烈），可以用外来词语的流布程度来衡量。
和其他大规模的统计数字一样，上述信息可以由政府机构搜集，也可以由某种特别的研究机构搜集。塔尔德研究的测量公共舆论的其他方法更适合小型的研究机构。有一次，他差不多就勾画出了一种内容分析方法。他推荐的方法是，统计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邮寄的信件的绝对数量。在这些数据中，他注意到了信件长短和信件内容的合意性。
信件的形式基本一致：信封、邮戳和地址都基本一致……然而，尽管抬头和结尾那一套公式千篇一律，一旦打开信封，你看见的千差万别多么独特、深刻，实质上有多么不同啊！因此，把这些本质不同的东西加在一起并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弄清了信件的数量，对其长度却一无所知。不过，弄清一种趋势无论如何是饶有趣味的：是否信写得越多，就会越短，就会越平淡（且枯燥）——看来有可能。?[43]??
塔尔德研究谈话，提出了许多论述个人影响的观点，也论述了谈话统计学的合意性。学术会议的记录向这个方向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步材料；大量的个人日记如果准确，也是很好的材料。?[44]??第一种有趣的“交谈统计数据”（statistics of conversation）可以测量不同类型交谈的速度。
有人对世界各大都会中行人的平均速度做了测量，已经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出相当大的速度差异，每一步的稳健程度也有明显的差别。我相信，如果大家认为有价值，我们也可以测量每个城市中的人交谈的速度；而且我相信，各城市中的人谈话的语速会大有差别，正如男女谈话的速度大有差别一样。
看来，人的文明程度越高，走路和交谈的速度就越快……许多旅行家在评述时注意到，阿拉伯人和原始民族的语速比较慢。未来属于说话慢的民族还是说话快的民族？也许是属于说话快的民族。我认为，劳神费力用精确的数字来考察这个问题，是值得的。这样的研究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物理学。迄今为止，该学科的要素尚不具备。?[45]??
塔尔德探讨的经验信息是考古学。对于当代社会学家来说，这似乎有点异常，但是他在《模仿律》中专辟一章讲方法论，考古学方法就是他详细论述的两种方法之一（配上统计数字）。由于塔尔德对历史和比较方法感兴趣，所以他对考古学的关怀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考古学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能迫使历史学家——“那些瓜分现实、不能感知重大社会事实之间的界线的可怜虫”——更加善于抽象并集中研究人类生存的重要细节。于是乎，“考古学家成了纯粹的社会学家，因为他们挖掘的人物的人格无法穿透……在某种程度上，考古学家能听见无形的历史乐队演奏的历史音乐，就像瓦格纳式的理想一样”。
借用考古学的方法和程序，人们就可以记述考古发现的历史阶段和地理位置。借用同样的证据，人们还可以追溯这些发现如何依靠模仿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传播的路径。在此，塔尔德的兴趣激发了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类似课题的兴趣。
但是，虽然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消亡社会珍贵的信息，这些数据却远不如统计学那样详细。就关于模仿的数据而言，至少以下事实似乎是真实的：考古学提供的有关发明的信息有价值，然而它大多数的统计数字却没有价值。
统计学对塔尔德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方面，是它可以对具体现象的时间变化进行精确的检查：这样的数据可以使研究者把模仿律细化并加以延伸。他考察时间序列的一般程序，是寻求变化的级数，级数的倾斜度可以用方程式来表示，并因此能与其他时间序列进行比较。塔尔德认为，级数是时间序列的“自然”倾向，因为它代表的是发明在社会体制中累进式的模仿过程。与此相反，退化却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一种革新被另一种革新替代时产生的现象。因此，如果要解释马这种运输工具走下坡路的原因，那就要考察不断增加的火车和汽车。不过，如何合理解释一个系列的衰退就是另一个系列的前进呢？在这一点上，塔尔德始终非常含糊。涂尔干对穆勒共生变易程序的探讨，以及他本人在《自杀论》等著作中对这个程序的使用，比塔尔德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精确得多。
塔尔德使用统计信息，这和涂尔干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我们注意到，塔尔德的理论取向使他把时间序列作为社会分析的基本统计形态。在这个方面，他与凯特勒及其学派的区别不亚于他和涂尔干的区别。凯特勒认为，社会学家应该寻求的统计结果类型，不是递增的时间序列，而是常衡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对凯特勒来说，这些“统计平台”代表着基本的“自然规律”。和涂尔干一样，凯特勒把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常数上，就是强调结构性的因果关系；相反，塔尔德却把这样的因果关系贬低到最低限度。塔尔德认为，基本常数可以在生物和地理因素中找到——这样的因素有性别、年龄、气候、时令等。他承认这些因素与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这说明他不像涂尔干那样教条。然而，塔尔德的系统取向也有偏见，他对特定时刻群体之间差异的数据分析不大感兴趣。
在塔尔德统计分析的一般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观念框架诱发的认知心态是很狭窄的。在他精细的经验分析的某些方面，他开始摆脱这些方法论的束缚，不过他还是被束缚得难以施展拳脚。同样，涂尔干也受到了束缚，他被自己的精心之作《自杀论》捆住了手脚。然而，回想涂尔干的不足，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原谅塔尔德的不足。不过，这个事实充分说明，经验研究因个人的理论观点而具有各自的结构。尽管这样的结构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塔尔德在使用统计数据时，还是提防了无生气、不加解释的图表，当时的社会统计资料中就充斥着这样的图表。他提防了那种从几条统计曲线就抽象出来的一挥而就的“社会规律”。?[46]??
6.精英的起源与功能
塔尔德从他的观念框架中演绎出了一系列社会分层的思想，在那个时代，这是异常高深的思想。由于他的思想与他的总体框架关系紧密，所以我们自然在上文好几个地方触及了这些思想。与此相应，他关于社会分层的命题在以下章节中也会被讲到。一个特别给人启发的命题是他对“显贵”的讨论，这个命题节译自《权力的转换》。
塔尔德所用的“显贵”指的是精英，他的这个观念基本上是功能性领导的观念。他有一个观点与后来的戴维斯?[47]??、穆勒、帕森斯等人的观点很接近。他指出，一个社会地位优越的人依靠他“追求的……善事……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国家的大多数人追求的善事”。他又说，使一个人地位高的品质，就是他阐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发明的能力。?[48]??就这样，精英反映了社会的核心价值，虽然他们领导着价值系统的革新。
根据塔尔德的系统推导，建立在很少的发明之上的社会，其特点是精英的能力仅限于这些极少的发明。当发明日益多样而复杂的时候，更多的精英群体就会出现，每一个群体都精于某一种发明。一个精英群体可以战功卓著，也可以富可敌国；可以表现出圣洁的品格，也可以表现出高尚的品质；可以是审美俊杰，也可以是文明高手。
塔尔德凭借对社会领袖的阐述，为精英的结构和功能提供了浑然一体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他显然要比社会分层理论家略胜一筹，才华横溢的马克斯·韦伯也不如他。韦伯提出了精英阶级、地位和党派的三分法。他推动了社会分层的思想，大大超越了高高矗立在单一、垂直的金字塔顶端的独一无二的精英群体——这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很多社会学家抱定的观点。?[49]??塔尔德则与此相反，他系统地把领袖模式和广泛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思想走向一个整合的领袖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
7.社会控制与社会偏离
塔尔德在若干不同的语境下阐述了社会控制和偏离的思想，这些语境包括模仿和大众传播的语境。不过，他在1897年谈少年犯罪的文章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尤其有趣，因为他在这里的分析并非出自他的总体观念框架。塔尔德注意到，几十年间，法国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轻罪有所增加，就着手揭示其隐蔽的原因。自从担任地方法官，他就开始关注日益增加的犯罪率。他对这个社会问题的关注与他对人口减少的关注有许多相似之处，与雅克·贝蒂荣、勒鲁瓦-博利厄?[50]??、涂尔干等人的关注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饶有趣味的是，塔尔德和涂尔干在谈经验问题而不是一般理论问题时，得出了令人注目的相似的结论。
塔尔德觉得犯罪率上升和人口下降有五个因素，这些因素既彼此相关又略微不同。第一个因素是基督教伦理基础上的传统道德的崩溃。众多道德说教破坏了基督教伦理，削弱了家庭的道德力量，又不能用强有力的道德力量取而代之。
第二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第一个因素的结果。社会中下层渴望社会进步，对新型奢侈品的需求增加了。都市工业化地区对乡村农工和小土地所有者具有吸引力，他们与家庭的道德纽带被削弱，因为都市提供的生活水平高于乡村。地理空间上的流动性进一步削弱了家庭的纽带。
第三个因素是，虽然一般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移居城市的人的富裕程度超过了他们过去的所见所闻，由此激发的要求是合法工作难以满足的。
第四个因素是，这些背景因素产生了一种偏离的亚文化，酗酒、小报和传统文化模式的崩溃加强了这种偏离的亚文化。“小报给酗酒推波助澜，使人心酒精中毒。”社会中下层把握道德操守的能力被削弱了，他们难以抗拒这种亚文化的诱惑。再者，上层社会变迁的文化模式也加重了这个社会偏离。?[51]??
第五个因素是，上层阶级失去作为下层阶级社会行为楷模的自信心，这和当时的非正统思潮合拍。塔尔德明确指出，孔德的实证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尤其令人不安。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竞争心态，竞争心态又很容易引发犯罪行为。各种社会学说争鸣的过程，又和各种法学理论的分歧和矛盾搅和在一起。这样的道德混乱，尤其是向学生传授的混乱的信念，对偏离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任何一种固定的社会化理论，无论其基础是《圣经》《古兰经》，还是现代的哲学体系，都不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偏离。在试图做道德整合的各种理论中，塔尔德最严厉批评的是涂尔干的理论。他以戏弄的语气模仿涂尔干的结论说：“一颗最高级的新星在渺小、紧张、泄气、精神崩溃的法国人的眼前升起时，昔日美好时光的精神又会重新抖擞，使命的法则又会人人熟知，理性的一切困难就会荡然无存。”塔尔德承认，一个小型的城邦追求责任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那可能是恰当的；然而，在大型工业化社会里进行这样的追求，却是完全不现实的。（这是塔尔德对涂尔干劳动分工思想做出的回应。涂尔干的这一思想作为国民教育的新原理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再也不像他在1902年《社会劳动分工》第二版序言里提出的社团主义了。）
塔尔德本人喜欢的解决这些道德问题的答案，简而言之就是重新加强家庭的纽带，这个思想和勒普莱身前身后的保守派对工业化的批评做出的解答，不分伯仲。勒普莱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支持强化的家庭整合。但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塔尔德特别亲近保守派的思想和未来主义的思想。他觉得长远的道德秩序的整合，只可能建立在国际主义情感的基础之上。他觉得，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大众媒介的影响正在为这种新秩序奠定基础。在下一节里，我们将转向他的这些思想，那是他探讨公众、群众和大众传播时产生的思想。
8．公众与群众
塔尔德论群众的主要文章发表于1893年。?[52]??五年之后，他探讨公众与交谈时，将自己最初的构想与自己过去对群众的言论做了一些比较。?[53]??对他来说，“公众”的概念比“群众”的概念更有吸引力。他喜欢研究人的更加文明的行为，愿意把研究群众的课题让给勒邦（Gustave Le Bon）等更加注重普及的作者。不过，我们要把他的论述与别人对群众的论述结合起来考虑，才能理解他所谓的“公众”。
公众与群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群众是“基本上靠实在的接触而产生的多种心理联系的集合”?[54]??。公众既是群众的外延，也是其对立面。公众可能源于物理空间相近的群体——比如一个看戏的群体，不过这是狭义的公众。塔尔德认为，最好是将公众看成“纯精神的集体，由身体分离且分散的个体组成，其结合完全是精神的纽结”。?[55]??他又说，“他们之间的纽带在于同步的信念或热情，在于和许多人共享同样的思想或意愿”。?[56]??但是，这种“精神集体”是不是来自社会互动呢？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社会互动如果不依靠空间相近，又依靠什么呢？他的回答是，如果没有必要的技术条件和传播手段把公众成员纽结在一起，公众就不可能存在。为此目的而必须有的最基本的手段就是报纸。反过来，正如发行量大的现代报纸要依靠印刷机、电报、铁路等发明一样，现代意义上的公众要等到19世纪才能产生。塔尔德认为，19世纪并非勒邦所谓的群众的时代，而是公众的时代。群众是古已有之的，和集体及原始群落一样，是最古老的社会群体。
和其他社会集群（grouping）比较而言，公众这种社会形式要复杂得多，公众对成员的影响和集群对成员的影响迥然不同。一个个体可以同时属于多个公众集群，但是他只能属于一个群众集群。由于身体相邻的人数受到限制，群众的最大规模具有一定的边界限制。由于公众和群众具有成员资格和规模交叉的二元属性——规模暗示成员资格有异类的性质，公众对成员资格的要求自然就比群众更宽容。因此，被群众支配的国家就不如由公众主导的国家宽容。接着，塔尔德阐述了一系列有趣的现象：公众和群众在取向和风格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那是因为它们的构造成分不同：性别、年龄、宗教等构造成分具有不同的特征。
然而，公众最重要的特征也许是它造就的舆论。塔尔德说：“舆论与现代公众的关系好比灵魂与身体的关系。”更准确地说，舆论“是一种评论，是或多或少合乎逻辑的成串的判断，这些判断回应当时的问题，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社会的人做出的许多次的判断”。?[57]??但是，要使这“成串的判断”成为真正的公共舆论，公众成员还必须形成分享某些基本信念的意识。塔尔德认为，由于大众传播既在公众中扩散信念，又在公众成员中产生共享某些信念的意识，所以大众传播就很值得注意。当时，大众传播及其影响的观念，尚无人触及，所以塔尔德是当时感知最敏锐的评论家。他在这个广阔的领域里发表了许多言论。当代的学者谋求在最广泛的语境下去理解媒介，所以他的思想格外吸引人。
9.公共舆论、大众传播与个人影响
塔尔德考察了技术发展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探讨了电报、电话、大批量生产的书籍，甚至是印制的请柬和公告的角色。不过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媒介无疑是大发行量的现代报纸。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报纸依靠迅捷的传播媒介（电报和电话）和快速的运输工具（铁路），以便迅速地收悉新闻，并在辽阔的地域里迅速地发行。由此可见，报纸依靠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革新，那是只有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才具备的技术革新。要把报纸的影响从工业化的技术发展产生的影响中分离出来，即使并非不可能，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
一个例子是社会控制重心的迁移。工业化之前，与工业化相连的传播媒介被开发之前，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是传统而凝固的社会单位的天然功能，这些固化的单位是：村落、行业和家庭。塔尔德说：
在封建国家，比如中世纪的英国或法国，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子内部都有它不同的意见，都有它独特的政治和思潮……不存在普遍的“舆论”，只存在数以千计的互无关联的意见，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长期的联系。
只有书籍能提供这种联系。后来，报纸更加有效地提供了这样的联系。由于日报和期刊的作用，非常相似的个体组成的原生群体可以构成第二级和第三级的集群，这些集群中的成员不必谋面或认识就形成了紧密的联系。?[58]??
塔尔德认为，中层组织的兴起和忠诚模式的延伸是双重的解放现象。和西梅尔一样，他证明：群体规模越大，个体成员的整合程度就越小，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大。?[59]??他又认为，随着交叉身份成员的群体数量的增加，成员身份延伸和矛盾的现象就使群体能更加灵活地变换思想意识的角度，组成联盟，甚至组建国际同盟。
我们在讨论塔尔德的对立观时已经说过，他分析了冲突形成和扩大的过程。一个人头脑里生成的冲突能加剧家庭、社区、地区，甚至是全民的冲突，最终甚至酿成国际冲突。但是，超越社区规模冲突的爆发，必须有一个功能性的前提，那就是有效的传播系统。虽然国家之间的战争几乎和国家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但是工业化之前战争的规模受到了很大的局限。那时的国家也许会正式宣战，不过广泛遵守的豪侠之气有效地限制了实际的敌对杀戮。国际冲突要达到煽动全民激情、调动全国经济的程度，就必须要有传播和运输的网络，以团结社会各阶层。
不过，塔尔德认为，尽管与报纸相关的社会转换可能会增加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性，其他社会变更还是会节制冲突，使社会倾向于和平：他觉得，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报纸突出的贡献还是它文明和理性的影响。?[60]??
如果我们认为，刚才讨论的那一套变化首先是社会结构层面的修正，我们就可以把另一套动向看作主要是文化的变迁。塔尔德看到这两个层次经常处在相互交织的影响之中：技术开发使报纸能运转，报纸促进大规模公众的形成，并拓宽公众成员的忠诚度，造就交叠而变迁的集群组成的广泛的网络。这些集群促成更加广泛的意识形态视角，理性、宽容、国际和平和理解就是终极的产物。
由此可见，大众媒介既可以产生善果，也可以产生恶果，善果也许能将恶果平抑到最低限度。可惜，塔尔德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不够准确。他没有给理性或文明赋予准确的意义，他的解说没有超过这些词在一般会话中的意义。关于报纸总体的影响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他的表述在不同的文本之间也有所不同。
根据他的论述，有的时候，报纸使社会成为日益增大、涵盖面广、相互交织的公众组成的集合体。偶尔他又说，文明和理性（文化变迁）几乎是自动地流动的，社会集群（社会文化变迁）的重组造成了这样的流动。?[61]??他分析的趋势是：工业社会基本上是从比较小型的、紧密、高度整合的社会集群走向比较大型的、疏离、更加复杂的关系网络的。由此可见，他的分析大体上和滕尼斯?[62]??、西梅尔、韦伯、涂尔干等人的看法一致。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塔尔德和以上三位德国人还是不同，和涂尔干还是有几点不一样。第一，塔尔德在分析这个总体走向的动态过程时，不如他们系统。第二，他不同意他们的悲观主义观点（德国浪漫主义的部分遗存）：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将变得冷漠无情、工于心计、失去人性。刚好相反，塔尔德热情地欢迎他看到的发展趋势，并认为，随着交流的日益增长，人将会越来越温文尔雅、举止文明。?[63]??
塔尔德的乐观主义与许多人受局限的悲观主义形成了对照。其原因之一是，他强调人际关系能缓冲大范围内结构的变化。他强调面对面的接触，这使他在类似的问题上与后人的思想更加接近。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人。
如果要最扼要地向读者归纳塔尔德在这个领域的观点，也许可以说，他提出了19世纪法国版本的一种模式，也就是他说的“两步流程传播”（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64]??。但是和拉扎斯菲尔德不一样，塔尔德使用的主要是经验的素材，是现代巴黎中普鲁斯特似的沙龙里的健谈者，而不是俄亥俄州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
由此可见，塔尔德一方面强调报纸重建现代社会的威力；另一方面又强调，报纸的影响只有在与人的直接影响协调时，才能发挥作用。他说：“如果人不交谈，办报纸就没有意义……报纸就不可能对人发挥持久的影响或深刻的影响，就像徒有振动的琴弦而没有共鸣板一样。”?[65]??
毫无疑问，塔尔德给予了报纸恰如其分的赞誉，他认为现代报纸是塑造舆论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他又强调了交谈在古今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然而，报纸仅仅是舆论的一个源头，而且是刚刚露面的源头。我们把报纸放在优先的位置来研究，那是因为它最为明显。不过，我们要对交谈进行研究，而且要进行较大规模的研究。这是明智之举，因为交谈是一个尚未被探索的领域，是形成舆论的一种媒介。我们认识到，交谈是一个经久不衰、无所不在的媒介，是一条看不见的涓涓细流，它渗透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虽然它未必很有规律。?[66]??
塔尔德这位家道殷实的法国知识分子，抱有人本主义关怀，他对研究交谈这个课题很感兴趣。在论述交谈的文章里，?[67] ?他反驳了（尤其是泰纳）对交谈和文学沙龙的攻击，他认为这些攻击是法国精神生活中保守和浅薄的根源。这篇文章尤其显示了他对交谈的热爱。他认为交谈本身就是爆发思想火花、令人兴奋的训练。?[68]??此外，在他的总体框架里，交谈是创造发明的源头：在热烈、绝妙的交谈里，主张不同发明的双方互相摩擦，产生思想火花，触发创造发明；通过其他短小、不太热烈的交谈，这些创造发明渐次在整个社会网络里传播开来。
塔尔德分析交谈的基点，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命题：社会互动产生并肯定共同规范，即在社会体系里的行为者共享的规范。实际上，塔尔德的很多论述都深挖和细化了这个主题。因为每一个社会体系的生存都依靠规范的维持，所以互动在功能上是必须的条件。
维持一个大型社会体系还要有另一个必备的条件，那就是一个权威等级体系。但是权威体系自身的维持必须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这个合法性来自一套不同的符号和不同的规范信念。全国性的报业和连续的社会互动都会使基本的符号和信念在全社会弥散。当然，塔尔德并没有走极端去断言，国家的整合仅仅产生于报纸的兴起。相反，他列举的一整套新开发的事物——中央邮政设施、全国道路系统、常备军、围绕国王的宫廷——都有助于实现全国的统一。“然而，最重要的是印刷机，这项伟大的事业要留待印刷机来完成。”?[69]??
集体利益和国家身份迈出的前几步，似乎是在几个欧洲国家议会型结构的形成中完成的。在全国性的报业形成之前，在强大的全国性政党调动选民的能力形成之前，议会只能是地区利益团体的集合，而不是忠于全社会的公民议事的场所。塔尔德并没有贬低扩大投票权等选举改革在促进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不过，他特别强调的是报纸的贡献。
然而，需要规范性共识才能发挥作用的并非只有政治体制。经济的运转也需要类似的基础：大群人之间如果没有某些基本一致的意见，定价和交换显然就是不可能的。?[70]??最古老的市场是没有固定价格的，买卖双方要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才能确定价格。有了广泛的规范性共识之后，虽然市场之间有时空差异，然而不同市场的价格还是相对固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再也不用进行长期的议价。生产者通过广告来弥补个人直接影响的丧失。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个人的影响还是重要的。
家人和朋友因交谈产生了需要和欲望的等级系统，人们根据这个系统来衡量商品的价值。当然，在实际的买卖里，熟练的销售技巧也是不可小觑的。?[71]??在批发的大宗交易里，个人的影响在决定交易价格中的作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他强调，市场、价格、零售和批发的整个体系，就这样凭借报纸和个人影响的相互作用而编织起来。
塔尔德集中研究了政治权威和经济交易，详细展示了报纸在个人影响的辅助之下如何传播并强化社会体制的规范。
当然，下一个有逻辑的步骤就是提出这些现象运作的原理。其中一条原理是：传播源头越远，影响就越小。高度集中化的法国正好完美地证明了这个论断，因为地理、心理和社会距离在法国的交叠超过了大多数国家。16世纪以来，毫无疑问，巴黎一直处在法国教育、文化和工业金字塔的顶端。塔尔德在几场讨论中说明了这条原理。他证明，巴黎的模式对地理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偏远地区的影响，就相对比较小。?[72]??
当然也有例外，一般规律不应该使观察家对偏离视而不见。比如，就在现代工业都市的影子之下，我们看到“村庄……旧的需求、旧的思想原封不动，人们向织工定做土布，喜欢吃粗面包，只会说土话，还相信巫师和巫术”。?[73]??
从这条一般的距离原理又衍生出一个命题：模仿从社会高层下降到低层。比如，在讨论法国农民的时候，塔尔德就说到社会最底层有多少创新能力。
走进一家农舍去看其财产：从农夫的刀叉到玻璃杯，再到他的衬衣……我们沿着社会阶梯下降到农夫的村舍之前，没有一件衣服、没有一件工具不是从上往下降的：先是帝王、战将或教士使用的奢侈品，再是贵族开始模仿，然后资产阶级才跟着模仿，最后是与其地位接近的地主跟着模仿。让农夫说话，你就会在他的身上发现：所有的法律、农业、政治或数学的观念，所有的家庭情感或爱国思想，所有的希望或欲望，都是始于社会高层的创新或革新，然后才往下传播，并逐渐深入农夫之中。?[74]??
然而，影响却并非总是从社会高层传播到低层的。最高贵的王子如果与仆人一道在乡下生活，他说话时就会带一口土音，甚至用上乡间土话。另外，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被征服民族反抗新统治者，地位低的人有可能顽强地拒绝模仿地位高的人。尽管如此，塔尔德还是认为，大多数社会影响和模仿是从上到下的，以至于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多数时候，忽视奴隶对主人、儿童对成人……下级对上级的影响，只注意相反的作用，只注意历史正宗的解释”，这是可以接受的。?[75]??
实际上，塔尔德用这条一般原理来分析了个人的影响，所以他没有想到多元的舆论领袖模式——晚近才被详细阐明的关于影响的扩散研究。?[76]??他忽略的影响还有相对平等的人之间的影响，以及低位人对高位人的影响。当然，在这个方面，他和其他许多作者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后来的作者也和他的意见差不多。话又说回来，在塔尔德之后，社会地位平等者之间的影响是有所增加的。作为一个献身科学的人，他深知自己提出的理论总是要被人超越的。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能说明他的理论高度：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超越他的成就。?[77]??
10．思想传承：塔尔德思想的扩散
正如塔尔德本人指出的那样，创造新思想的最佳条件和宣传新思想的条件，并非总是一致的。塔尔德创造了许多新思想，可是他普及的新思想却很少，至少在法国普及得很少。?[78]??
毫无疑问，在法国普及思想的最高效的机器是国立的大学体系。处在核心位置的人控制着课程内容、考试、学位要求、教学科研岗位的聘用、研究经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在学报上发表文章和在出版社出书的出路。学术地位的分层重重叠叠，大学，尤其是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吸引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和大部分出类拔萃的学生。塔尔德的头号对手涂尔干，是当时顶尖的两三位大学教授之一，这对于塔尔德思想的传承不是吉祥的兆头。塔尔德在五六所学校执教，所以人们还是指望他的思想能得到传播的，尤其是因为他执教的学校对公众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可惜，这些学校的成就和威望好景不长，它们很快就衰落了，而国立的大学体系历久不衰。
塔尔德与涂尔干及其周围的人都壮志凌云，都在努力开拓思想的处女地。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法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却大大地下滑了。大学内外的创新继续下降，谦卑地模仿过去思想的风气得一时之盛。涂尔干的追随者不屑于提起塔尔德的名字，只把他当作在早年的几次论战中败在祖师爷手下的对手而已。在他们自己和心理学家的论战中，他们不是越来越精明，而是越来越僵化，只知道重申涂尔干在论战里反驳塔尔德的口号。另外，大多数心理学家在论战中空话连篇，捍卫一个极端狭隘的观念：个体的心理独立于社会因素的影响。结果这对法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79]??令人惊诧的是，从塔尔德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段时间里，在这个新领域的美国版本被引进法国之前，法国社会心理学裹足不前，几乎没有任何进展。?[80]??
尽管如此，塔尔德在法国也并非完全没有追随者。他执教的几所名分边缘的学校和法兰西公学院，是不授博士学位的。因此，他既不指导博士论文又不领导实验室，不可能有众星捧月、前呼后拥的弟子。他的热情追随者是中年律师、公立中学老师、政府官员、各种自由撰稿人。这些自由撰稿人与勒内·沃尔姆斯（Rene Worms）创建的机构有关：主要是巴黎社会学学会、国际社会学学会和《国际社会学评论》。?[81]??塔尔德成了这些机构的思想明灯。他真正意义上的弟子并不多，然而他对许多人的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早期把生物学排斥在社会学之外的斗争，继续在这些机构里引起热烈的讨论。在这些机构里，他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种族刑事学家和有机类比论的信徒。
勒内·沃尔姆斯从他首次的重要思想整合《组织与社会》到后来的《社会科学的哲学》，大幅度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受到了塔尔德的影响。加斯顿·理查兹在担任波尔多大学的教授之前，一直追随涂尔干。他是脱离涂尔干阵营在塔尔德-沃尔姆斯执教的机构里工作的少数人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带头抨击涂尔干阵营的社会学。?[82]??拉乌尔·格拉塞耶尔（Raoul de Grassier）对效力《国际社会学评论》尤其积极，他从塔尔德的思想里吸收了大量的灵感。G. L. 迪普拉（G. L.Duprat）也一样。他在巴黎和沃尔姆斯密切合作，后来任日内瓦大学教授。这一群学者的国际定向因此突显。理查兹和迪普拉后来都成了《国际社会学评论》的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丹尼尔·埃塞蒂耶尔、夏尔·布隆代尔（Charles Blondel）等人努力消解两个阵营的纷争，建立互相促进的基础，以便使心理学和社会学融合。他们的努力逐渐成功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让·斯托泽尔（Jean Stoetzel）等年轻一代学者的影响下，一致的意见才慢慢显露。他们推动了战后法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他们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网上求解出大家可以接受的一种表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学研究中，法国人吸收了美国人不太受意识形态论战牵制的经验。
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里，美国社会科学家已经向塔尔德学到了许多东西。塔尔德在同时代的美国同行里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詹姆斯·鲍德温认为，他是“在世学者中声誉最卓著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之一”。?[83]??阿尔比昂·斯莫尔认为，“塔尔德目前是社会学这门新学科先驱里杰出的——也许是最杰出的——先驱”。?[84]??莱斯特·沃德称赞塔尔德是“当代领头的思想家之一”。?[85]??富兰克林·吉丁斯在英文版《模仿律》的序言中也对他赞誉有加。
还有一位学者和他们一样热情洋溢，而且他在思想上更加感谢塔尔德，此人叫E. A. 罗斯。他于1908年出版的专著《社会心理学》也许是在美国传播塔尔德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86]??由于鲍德温、罗斯等人的推崇，塔尔德被认为是模仿说的主要倡导人。用模仿来解释人的行为，这是有别于各种形式的本能说的主要学说。哲学学说或偏重社会学方法，或偏重心理学方法，其竞争分别和罗斯与麦克道戈尔联系在了一起。?[87]??在20世纪20年代，纯粹的本能说被人抛弃，但是模仿说还是由于它太简单和太一般而受到批评。?[88]??C. H.库利和G. H.米德起初提出的命题在许多方面和塔尔德的相同——社会互动形成社会规范。不过，他们超越了塔尔德，更加细致地考察了社会互动导致人格变化的机制。?[89]??后来的大多数社会学家所走的都是同一个方向：把一般的模仿观念和人格的各种观念结合起来，以生成社会化和学习的理论。?[90]??
同样，人类学家构建各种文化扩散模式时也借用了塔尔德的模仿说。他的《模仿律》被认为是最杰出的人类学著作之一。它给美国第一位人类学系主任弗朗兹·博厄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通过博厄斯深深地影响了数十位美国人类学家”。?[91]??文化成分在不同社会中的流布可以用塔尔德提出的原理来解释。博厄斯借用这些原理来解释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的秘密会社。?[92]??然而奇怪的是，塔尔德可以给人类学界的论战双方提供灵感，既激励文化扩散说的干将，又激励独立发明说的学者，因为他为两种文化现象都提出了基本的原理。?[93]??
对于关怀当代社会扩散现象的社会学家来说，塔尔德同样能提供思想激励。富兰克林·吉丁斯的学生奥格伯恩受到的影响，显然出自塔尔德。在《社会变迁》?[94]??及后续的许多著作中，?[95]??奥格伯恩详尽而准确地论述了塔尔德提出的发明分析、社会潮流和文化扩散。斯图尔特·查品对政府市政管理形式扩散的研究颇有名气，他提出采用创新的“S”形观念，?[96]??后来的许多人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97]??整个20世纪上半叶，在扩散研究方面，一些互无关联的传统分别在人类学、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教育等领域逐渐形成。直到最近，才有人尝试系统地把上述领域的成果整合起来，以分离出业已经过验证的原理。?[98]??
同时代的学者常引用塔尔德的著作。A·劳伦斯·洛维尔借用他的思想研究公共舆论，斯奇皮奥·西格赫尔、古斯塔夫·勒·伯恩和罗伯特·帕克?[99]??在研究公众和群众的著作中引用了塔尔德的话。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对塔尔德的了解主要是靠帕克的著作。埃弗雷特·休斯指出?[100]??，芝加哥学派的“圣经”——帕克与伯格斯合著的《社会学导论》里再也没有重复引用过塔尔德的任何一段话，然而这本书对孔德的参照超过了对库利、涂尔干、西梅尔、托马斯或韦伯的参照。?[101]??通过帕克，你可以在后来许多论公众、集体行为和大众传播的学者身上看见塔尔德思想的烙印。这些学者有：赫伯特·布鲁默、莫里斯·詹诺维茨、拉尔夫·H.特纳、路易斯·M.基利安、库尔特·兰和格拉迪斯·恩格尔·兰。?[102]??爱德华·西尔斯论中心和边缘的文章可以使塔尔德含笑九泉了。?[103]??
你也许会指望，20世纪四五十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和公共舆论研究向塔尔德学了不少东西，因为它们也强调个人影响扮演的角色。?[104]??不过，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大多数同事在当时对塔尔德在这个领域里的成就并不熟悉。?[105]??
一般来说，法国的律师、法官、刑法学理论家不是在涂尔干主导的巴黎大学被培养的，而是在各个学校的法学院里被培养的，因此使塔尔德的遗产充满活力的是他们这一批人，而不是专业的社会学家。迄今为止，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一篇刑法学著作从塔尔德的著作里吸取了大量的营养。?[106]??他仍然是学者们从事偏离、社会控制等基础研究的重要的思想源泉。塔尔德经常把时间序列分析和数学模式结合起来研究问题，达维多维奇和布东又把他的这种方法与电脑模拟技术结合起来。?[107]??他们修正并细化了塔尔德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原理，其成就证明，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思想对当代的社会学家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1]本“评传”原是特里·N.克拉克为《传播与社会影响》一书所写的绪论，本文有删减。
[2]1英里约为1.6千米。——中译者注
[3]执牛耳，指在某一方面居领导地位。——中译者注
[4]新意大利学派，以19世纪意大利著名学者孟西尼为首所倡导的以当事人的本国法作为属人法的一个学派。——中译者注
[5]?关于这些教学研究机构、杂志、学会，详见克拉克《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法兰西的社会研究，1850—1914》（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nov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Social Reseach in France?，1850—1914）。
[6]与他在严肃著作中科学的谦虚态度相反，《社会律》是一本篇幅不大的普及读物，语言夸张华丽。这是他讲稿的提要，面向一般读者，难免被打上失之过简和夸张的印记。许多人，尤其是美国人，批判他不谦虚，这说明他们只读了这本书——这是他第一部被翻译成英语的著作，操英语的作者常常引用它，并把它当作塔尔德全部贡献的最优秀的小结。无疑，《社会律》这本书比他篇幅比较长的著作更加能让人一气卒读，把他分散在长篇大论中的思想结合成一个整体。不过它常常满足于浅尝辄止。严肃的读者要避而远之，除非是把它当作简要的入门。
[7]关于笛卡儿主义与自发性这两个传统，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法兰西的社会研究，1850—1914》的第一章“19世纪法国的文化、社会结构与思潮”中有比较详细的阐述。
[8]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政治哲学家，鼓动革命的工团主义，著有《暴力论》。——中译者注
[9]阿尔伯特·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语，转引自F. A. Hayek，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Glencoe，Ill.：Free Press，1955），p.113。
[10]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1792—1867），法国哲学家、教育改革家，折中主义的创始人。——中译者注
[11]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法国炮兵军官，法国历史上著名冤案“德雷福斯案件”的受害者，因其犹太背景被控判罪。——中译者注
[12]M. Goyan，Comment jugar la “sociologie” contemporaine（Marseilles：Editions Publioror，1934），p.184.
[13]夏尔·佩吉（Charles Peguy，1873—1914），法国诗人、哲学家、社会主义者，捍卫德雷福斯，著有《圣女贞德》 《夏娃》等。——中译者注
[14]?L’esprit de la Nouvelle Sorbonne: la crise de la culture classique，la cris du francais?（Paris：Mercure de France，1911），pp. 98—100。
[15]Tarde, Social Laws, （New York & London：Macmillam，1899），pp. 30ff。
[16]Tarde, Preface to?La Logique Sociale?; émile Durkheim，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New York：Macmillam，1933.
[17]见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原理》；见两人论“犯罪预社会健康”的对谈，载于《哲学评论》1895年第39期。
[18]帕森斯持有这样的观点。见Talcott Parsons，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New York：McGraw-Hill，1937。这迄今为止仍然是描写帕森斯最好的第二手材料。
[19]?这种灾难性后果，尤其见诸几本著作中：Education and Sociology?、The Moral Education?、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又见Harry Alpert，Emile Durkheim and His Sociolog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9。
[20]见Tarde, “Two Elements of Sociology”；又见Durkheim,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21]Tarde, “Two Elements of Sociology”.
[22]?Parsons,?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23]?Parsons,?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chap 2.
[24]J. W. Burrow，Education and Society：A Study of Victorian Social Theory，Cambridge：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66. 其中特别强调英国社会思潮中的功利主义传统。
[25]?见D. G. Charlton，Positivist Thought in France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1852—187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26]高尔顿（Sir Francis Galton，1822—1911），英国人类学家、遗传学家、探险家，创建优生学。——中译者注
[27]塔尔德这里的讨论包含着隐藏在“交叉压力”背后的思想，“交叉压力”是研究选民行为中使用的术语。
[28]?J. W. Burrow，Evolution and Culture?.
[29]塔尔德没有把“人格”这个术语作为分析概念，他替代这个人格概念的术语有：精神、心灵、性格等。他也没有对这些术语进行精确的阐述。他系统阐述的和人格相关的概念只有两个：信念和欲望。
[30]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认为知觉是认识的唯一对象，否认感觉是外部世界的反映。代表作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等。——中译者注
[31]缪勒（Georg Elias Miller，1850—1934），德国心理学家，研究感觉、记忆、学习和色觉，著有《心理物理学基础》 《心理学概要》等。——中译者注
[32]多拉德（J. Dollard），早期人格理论家，1946年和缪勒合著《社会学习与模仿》。——中译者注
[33]关于早期心理学派的情况，见Edwin C. Broing，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nd ed.，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50，pp.27—49，pp.275—296；又见Roger Daval，Francois Bourricaud，Yves Delomotte，and Roland Dorn，Traite of psychologie social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3，1964，vol. 1，chap. 3。
[34]费希纳定律（Fechner’s law），德国心理物理学家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于1860年在韦伯定律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心物关系的定律：一个刺激引起的感觉量的大小和刺激的物理强度的对数成正比。又称韦伯-费希纳定律或对数定律。——中译者注
[35]韦伯定律（Weber’s law），德国心理生物学家韦伯（E. H. Weber，1795—1878）提出的关于差别阈限的规律：增加或减少一个刺激的强度能感到和原来的强度有差别时，所需要的最小增（减）量和原来的刺激强度的比例是一个常数。又称韦伯-费希纳定律或对数定律。——中译者注
[36]见塔尔德的《比较犯罪学》（La criminalite comparee，8th ed. Paris：Felix，Alcon，1924，pp. 79）。布顿（Raymond Bouddon）强调，塔尔德的态度测量的表述具有现代性，他的观念和当代痕迹特征方面的研究有类似之处。
[37]见Talcott Parsons，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Glencoe Ill.：Free Press，1949，esp. chaps 13，16，18，19。又见Paul F. Lazarsfeld，Anthony R. Oberschall，“Max Weber and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0，April，1965：185—198。
[38]然而必须指出，塔尔德认为社会是个体集合的观点，使他忽视了一个事实：群体的特征并不是这一集合可以测量的结果。他忽视了后来被称为“结构”和“全局”的特征。见埃兹奥尼（Amitai Etzioni）所编《复杂组织》（Complex Organizations，New York：Holt，Rinehart，and Winston，1961）中所收的两篇文章：拉扎斯菲尔德与蒙泽尔（Menzel）的一篇和科尔曼（Coleman）的一篇。
[39]关于导致态度等级测量的早期发展情况，见Daval et al.,?Traité of psychologie sociale?，1:191—342。又见Theordore M. Newcomb，Ralph H. Turner and Philip E. Converse，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Holt，Rinehart，and Winston，1965，pp. 496—534。
[40]涂尔干，《自杀论》（Suicide，Glencoe，Ill.：Free Press，1951，pp. 148）。涂尔干在该书自序里恰如其分地赞扬书中的图表，这是他侄儿马塞尔·毛斯（Marcell Mauss）统计绘制的。同时他又赞扬说：“这些图表是根据司法部年鉴之外的文件绘制的。法律统计局局长塔尔德先生慷慨地提供了这些文件。我们在此深表谢忱。”
[41]塔尔德在《权力的变迁》（Les transformations du pouvoir，Paris：Felix Alcan，1899，p.18）中建议，为不同的政治人物和政府开辟“政治股市”——与金融股市类似的股市，以便于衡量他们的权力基础。不过他并没有勾画实行这个计划的具体研究方法。
[42]塔尔德，《普遍的对立》（L’opposition universelle，Paris：Felix Alcan，1897，pp. 344）。
[43]塔尔德，《舆论与群众》（L’opinion et la foule），第152—153页。
[44]塔尔德，《舆论与群众》（L’opinion et la foule），第152—154页。
[45]?塔尔德，《舆论与群众》（L’opinion et la foule?），第86页。
[46]尝试社会分析的物理学家似乎特别容易犯后面这个错误。见T. J. Rainoff，“Wave-like Fluctuations of Creativ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European Physics”，Isis?，12，1929：287—288。就连精明的观察家普莱斯（Derik Price）也难免遇到这样的困难，见Science since Babyl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
[47]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美国社会学家、人口统计学家，著有《人类社会》 《变迁中的世界人口》等。——中译者注
[48]见《社会律》，第234页。
[49]Max Weber，“Class，Status，Party”，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p. 180—195.
[50]勒鲁瓦-博利厄（Anatole Leroy-Beaulieu，1842—1912），法国国际法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皇帝国与俄国人》 《教皇、社会主义与民主》等。——中译者注
[51]默顿（Robert Merton）、克洛沃德（Richard A. Cloward）、奥林（Bertil Ohlin）提出的偏离理论有许多已经包含在塔尔德的观察之中。见Robert K. Merton，“Anomie，Anomia，and Social Interaction：Contexts of Deviant Behavior”inAnomie and Deviant Behavior。
[52]“Foules et sects au point de vue criminel”，Revue des Deux Mondes332（1893）：349ff.
[53]?见《公众与群众》(The Public and the Crowd?）。
[54]?见《公众与群众》(The Public and the Crowd?）。
[55]?见《公众与群众》(The Public and the Crowd?）。
[56]?见《公众与群众》(The Public and the Crowd?）。
[57]?见《公众与群众》 （The Public and the Crowd?）。
[58]塔尔德，《舆论与群众》 ，第70—71页。
[59]见Georg Simmel，The Web of Group-Affiliations?，Glencoe，Ill.：Free Press，1955。又见Kurt H. Wolff, ed.,The Sociology ofGeorg Simmel，Glencoe，Ill.：Free Press，1950，sep. pp.87—180。
[60]见Raymond Aron，La societe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Paris：Plon，1959。该书讨论孔德、维布伦（Oswald Veblen）、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思想，强调和塔尔德一样，他们赞同19世纪乐观主义的观点：战争是野蛮的时代错误，一定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消亡。
[61]比较塔尔德，《舆论与群众》（L’opinion et la foule，Paris：Alcan，pp. 15，16，20，61，76）。
[62]滕尼斯（Fernidand Julius Tonnies，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把社会有机说和社会契约说融为一体，他的社会学理论以意志说为中心，主张自然意志和理性意志的统一，著有《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中译者注
[63]除了他在《舆论与群众》中的论断，塔尔德还超越了学术著作的局限，用丰富的想象力讨论了一个乌托邦，其基础是文化程度高且精于世故的个人之间的会话。见塔尔德所著《未来史断想》（Fragments d’historie future?，Paris：Felix Alcan，1905），英文译本改名为《地下人》（Underground Man），H. G. Wells作序。
[64]?关于这种模式的总体情况，请见Elihu Katz，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An Up-to Date Report on the Hypothesi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2, 1957：61—78。
[65]见《传播与社会影响》最后一节“舆论与交谈”。
[66]见《舆论与群众》中“舆论与交谈”一章。
[67]休斯（Everett C. Hughes）在评论塔尔德的《经济心理学》时指出，美国社会学家对塔尔德这本书很不了解，同时指出，美国人对他论交谈的文章也不了解。
[68]塔尔德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对交谈这个课题发表过诸如此类的评论：他在《舆论与群众》里说：“文明的这朵美丽鲜花”，“……让我们更多地投入有学识的交谈，将它当作一种特殊的艺术和美妙的乐趣”；“交谈是礼貌之母”，“交谈是文学批评的摇篮”。
[69]见《传播与社会影响》最后一节“舆论与交谈”。
[70]见塔尔德《经济心理学》，2：30—31。
[71]塔尔德《经济心理学》，第34页。
[72]见《舆论和交谈》。
[73]见塔尔德《刑法哲学》 （La philosophie penale，1890，pp. 328）。
[74]见塔尔德《刑法哲学》（La philosophie penale，1890，pp. 330—331）。
[75]塔尔德《刑法哲学》，第329页。
[76]见Robert K. Merton，“Patterns of Influence：Local and Cosmopolitan Influentials”，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Glencoe Ill. Free Press，1957，pp. 389。
[77]关于塔尔德在知识构建体系中的地位，见Robert K. Merton，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New York：Free Press of Glencoe，1965。
[78]关于思潮的“断裂”与“传承”，克拉克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Discontinuities in Social Research：The Case of the Cours elementaire de statistique administrativ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s3，no. 1，January，1967：3—16。
[79]Daniel Essertier,Psychologie et sociologie, Paris：Felix Alcan，1927.
[80]Jean Maissonneuve,Psychologie sociale, Paris：Presses Universittaires de France，1960.
[81]?Clark,?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nov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82]Gaston Richards，“Norvelles tendances sciologiques en France en Allemgne”，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36，1928：647—669.
[83]见James Mark Baldwin，“Editor’s Preface”to Tarde,Social Laws, p. vii。关于塔尔德对鲍德温的好评，见同一本书pp. 42ff。通过自己的独立发现和借用他人的思想，鲍德温的成果与塔尔德的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至于他一度觉得必须指出他与塔尔德有何不同。
[84]?Small，Review of?Les Lois social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4（1898-99）：395.
[85]Ward，Review ofLes Lois sociales，ScienceII（1900）：260.
[86]见Ross’s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Macmillan，1908。关于罗斯对塔尔德的谢忱，见他给《社会心理学》作的自序。
[87]见Fay Berger Karpf，American Social?Psychology，New York：McGraw-Hill，1932；Golden W. Allport，“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Social Psychology”，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ed. Gardner Lindsey，Cambridge：Addison-Wesley，1954，1：3—56.
[88]Ellsworth Faris，The Nature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McGraw-Hill，1937，pp.73—83.
[89]见C. H. Cooley,?Social Organization?（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2），又见Mead，Mind，Self，and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pp. 53ff。
[90]Neal E. Miller and John Dollard,Social Learninf and Social Influ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1; Allport, op.cit.
[91]Robert H. Lowie,History of Ethnological Perspectives，New York：Farrar and Rinehart，1937，p. 106.
[92]Robert H. Lowie,History of Ethnological Perspectives，New York：Farrar and Rinehart，1937，p. 109.
[93]H. G. Barnett,Innovation：The Basis of Cultural Change，New York：McGraw-Hill，1953.
[94]William F. Ogburn，Social Change，New：Huuebsch，1922.
[95]Otis Dudley Duncan，William F. Ogburn on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Heritage of Sociological Serie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96]F. Stuart Chapin，Cultural Change，New York：Century，1928.
[97]Everett M. Rogers，Diffusion of Innovation，New York：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
[98]Everett M. Rogers，Diffusion of Innovation?，New York：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又见Elihu Katzet et al., “Research o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8，Apri，1963：237—252.
[99]A. Lawrence Lowell，Public Opinion and Popular Government，New York：Longmans，Green，1913.
[100]Everett Hughes，Tarde’s?Psychologie Economiquue?: An Unknown Classic by a Forgotten Sociologist，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66，no. 6，May，1961：553—559.
[101]Rober E. Park and Ernest W. Bergess，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1.
[102]Herbert Blumer，“The Mass，the Public，and Public Opinion”，Public Opinion and Communication，ed. Bernard Berelson and Morris Janowitz，2nd ed. ，New York：Free Press of Glencoe，1966，pp. 43—50.
[103]Edward Shils，“Centre and Periphery”，The Logic of Personal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1，pp. 117—131.
[104]见Joseph T. Klapper，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Glencoe，Ill.：Free Press，1960。
[105]?见Personal Communication?。
[106]?Pierre Bouzat and Jean Pinatel，Traite de droit penal et de criminologie?，vo. 3.
[107]Raymond Boudon，“La‘statistiques psychologique’de Tarde”，Annales Internationales de Criminologique?，2（1964）：341—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