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克拉克教授特意为《传播与社会影响》中文版撰写的序文?(2005年5月5日)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至今拥有吸引读者的魅力。为什么?因为他是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学理论家,是在个体本位的研究方法遭到攻击时崭露头角的前沿的社会学家。与他对立的、“反个人主义”最有力的理论家是结构主义者埃米尔·涂尔干。涂尔干鼓动社会学家注意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约束,主张以这样的约束来解释许多社会进程和政治进程。他竭力贬低个体的重要性,将其心理因素和主观因素贬低到最低限度。塔尔德坚守和涂尔干相反的立场,尤其是在接近20世纪初的时候,他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
如果我们迅速把镜头推进到目前,来审视21世纪初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个人主义的复兴和结构主义的式微。这个势头显而易见,且表现为许多戏剧性的增长:消费者的选择增加,公民权利增加,“人权”兴起并成为全球关怀,投向市场的注意力,后现代的思潮,等等。这些变化表明,人们正在努力重新界定个体力量和集体力量的关系。自1989年以来,苏联的公民、知识分子等模式衰落之后,这些变化的势头更加迅猛。这是再次发现个人主义的过程。与此同时,国家集中计划的体制走下坡路,与之相关的结构取向过程也开始走下坡路。日益增加的收入使个人拥有更多机会去追求个人的发展。这个更加个性化的过程,加上电子媒介的爆炸,因特网、手机等的问世,使我们大家都具有更加广阔的世界眼光,使传统的社会束缚被大大削弱,国家、职业、家庭、文化和地域的社会束缚都被削弱了。多年来,我探讨了这些模式,认为它们正在走向一种新政治文化。这种新政治文化的驱动力是市场个人主义、社会个人主义,是和政府相关的个体本位的公民身份。
在某些方面,塔尔德与涂尔干直接抵触,这几乎尽人皆知,且一目了然。正如其他许多辩论一样,这两位论战者各自开疆拓土,以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分析方法和经验证据。于是,塔尔德就论述了交谈、革新、新思想、时尚的传播、规范的流布。他还研究常常由精英驱动的过程,他认为,精英驱动的过程会慢慢向下渗透一般人,或者弥散到乡村里。与此相反,涂尔干集中研究劳动分工、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和法典,他研究的东西全都是对个体的结构束缚。尽管如此,两人都是天才的理论家,他们在社会问题的观察上都非常敏锐。偶尔在一些文章里,他们两人在重要问题的看法上还是一致的。比如有的时候,涂尔干也撰文论述个体本位和知识分子,也许他是想要平衡自己在其他地方做过的一些比较过头的表述。他对个体本位的研究方法是极其敏锐的。而塔尔德在论传播、模仿和大众媒介的著作里,充满了对制度惯例和组织惯例的见解。实际上,两位理论家互相倾心,彼此借用而不明确征引出处,所以读塔尔德有助于读涂尔干,反之亦然。
倘若我们今天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他们强有力的肩膀上。
二、克拉克教授特意为《模仿律》中译本第二版撰写的推荐词?(2019年1月6日)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模仿和会话理论直接描绘了欧洲法院和精英沙龙的特征。这些批判模式传播开来,因各地特色会有一些转化。俄罗斯和东欧领袖把法语和法国风从凡尔赛带回德意志和莫斯科的宫廷。J.哈贝马斯(J.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里对此做了阐述。吉恩(D. Keene)的《吉岛和银亭:日本灵魂的创造》(Yoshimasa and the Silver Pavilion: The Creation of the Soul of Japan?)阐释了这些批判模式在日本的变异。这些著作强调优雅的会话和艺术、个人的密谋与政治交易,这些方面全都要求细腻的手腕。
在21世纪,塔尔德的理论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在中国文化领域尤其如此。这些领域正在某些方面去中心化,在其他方面则举棋不定。请考虑公共与政治对话、文化政策、社交媒体的辩论和审查、议题特异性、城乡公民平权、结合中西资源(比如爵士或说唱)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塔尔德都能给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