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垄断到商业自由、奴隶制到互相服务的过渡等，是模仿律的必然结果，这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
上一节讲了单边关系向相互关系的过渡，接下来自然就会讲一个更有趣的问题，这是社会学家必须处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历史中的可逆性与不可逆性的问题?[1]??。人人都有这样的直觉：在某些方面，社会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回头走它业已经历的某些阶段。当然在其他方面，它倒退的道路又被堵死了。我们在上文看到，完成从风俗到时尚的过渡之后，社会又可以从时尚回到风俗上——当然是回到拓宽了的风俗上，而不是缩小了的风俗上。然而，用相互关系取代单边关系之后，这样的社会还能从相互的关系倒退回单边的关系吗？它不可能做这样的倒退，至于原因，我已做了暗示。库尔诺说得好：“垄断企业、大型贸易公司或征战的集团、奴隶贸易、黑奴制度等一切伴生的殖民制度，是世人再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它们或已消失，或即将消失。我们无法想象它们还会卷土重来，正如奴隶制、古罗马城镇的论坛或中世纪的封建主义不可能卷土重来一样。”他说得不错，但是他这个信念的基础是什么？应该把理由说清楚，可是他没有说清楚。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过渡，从垄断到商业自由，从奴隶制到互相服务的过渡，等等，是模仿律的必然结果。现在看来，这些模仿律可以不再起作用，部分或全部不再起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就会部分死亡或完全死亡。然而即使这样，模仿律也是不能逆转的。
再者，我们能想象，一个伟大的帝国可能走回头路吗？比如，马可·奥勒留?[2]??能回到西庇阿统帅的第一个古希腊化的意大利共和国吗？它能回到加图?[3]??治下那种缺乏教养的、疯狂的共和国吗？它能回到努马?[4]??组织的那个野蛮的小村落吗？或者，我们能想象，一个社会经过罪恶猖獗的时代之后，又回到纪律严明、行为粗鲁的时代吗？一个社会从暴力犯罪到狡猾和色情犯罪，从犯罪到恶习养成之后，它还能走回头路吗？不妨做这样的假设：一个成年的有机体从壮年回到青年，从青年回到婴儿，最终回到卵子，一个燃烧过的星球（比如月球）回头一步又一步地重走它经历过的各个地质期或灭绝了的动植物的时期——这是可能的吗？耗散消亡绝不可能是与进化对称的副产品，这和斯宾塞的观点相反。这是不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呢？这是不是说，一切现实拒绝重温它的生命历程，拒绝回头走老路呢？是不是说，既然一切现实都不满意自己的命运，都喜欢探索未知，甚至喜欢探索使它的过去毁灭的东西，这样的现实又怎么可能去走回头路呢？
我想补充的是：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历史可逆性和不可逆性都不能仅仅用模仿律来解释。模仿拥有并传播发明和发现，但是发明和发现的顺序却不是偶然的。它们之间有一条合理的纽带，我们不必在此细说这条纽带，因为孔德和库尔诺都就此做了阐述。孔德在科学发展的观念中已经指出这条纽带的合理性，库尔诺在他的大作《基本思想的连贯》（L’Encha?nement des idées fondamentales?）中已经对此做了详尽的描绘。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发明和发现的顺序，比如从毕达哥拉斯以来的数学发现的顺序，也可能是颠倒过来的。而我这里所说的不可逆性，是建立在发明的逻辑上，而不是建立在发明的模仿律上。
让我们稍事停顿，来解释我刚才提出的区分。发明的顺序和模仿的顺序有区别，虽然模仿不等于就是对发明的模仿。实际上，管束发明顺序的规律并不能和管束模仿发明的顺序混为一谈，甚至管束模仿的逻辑律也不能和模仿发明的顺序混为一谈。并非所有的对发明的模仿都必须通过发明的不可逆转的各个阶段。相反，所有的发明，都必须一步步地通过那些阶段，无论它们是否受到了模仿。如果一定要构想一项发明的顺序，我们也可以给它们排序，给逻辑上走在那个终极发明之前的一切发明排序——在同一个大师的头脑里重新排序。实际上，每一个发明者在这个阶梯上达到杰出的境界前，他都不得不在几层模糊不清的梯级上摸索，不经过彷徨就搞出的发明是极其罕见的。发明律基本上属于个人的逻辑，模仿律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社会的逻辑。模仿不仅限于社会逻辑范畴，它还依靠超逻辑的影响。同理，发明本身是思想的产物，它要经过头脑里若干前提的幻影，它仅仅是这些逻辑前提的逻辑结论，这些前提是观念的联想，也就是灵感、直觉或天才。这不是很清楚吗？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每一项发明和发现都要经受一个人头脑里旧信息的干扰，这些旧信息是别人传下来的。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理论有什么价值呢？在于它宣告生物体的竞争吗？不是的。自然选择的价值是，它首次与变异性和遗传性的思想结合了起来。?[5]??自然选择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不过它只开花不结果，直到它与变异性和遗传性的思想结合起来。从这里出发，用达尔文种和属的术语来表达，我们就可以说，发明仅仅是一个属的层次，是多次重复发挥干扰作用的结果。如果这样的说法不错，也许我就可以提出一个假设——此刻突然想到却不必强调的假设。无论不同事物重复的次数是多少，如果我们假定，这些重复辐射的核心（即所谓的发明或发明的生物学或物理学类比）排列有序，它们受到的干扰就可以预测。另外，这些干扰或新的中心也会表现出有规律的倾向，就像原初的中心一样。在这样一个领域里，无论多么复杂，一切事物皆有规律可循。没有任何东西是偶然的或似乎是偶然的。相反，倘若我们假定，原初的中心不规则，次生的中心也不可能有序，其无序性就和原生中心一样。如果真是那样，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就只能有相等数量的无规律性，它只不过表现出不断变化的形式而已。再补充一句话：这些变化的形式一定会有某种难以界定的相似性。原生的无规律性反映在放大的副本中，反映在派生的不规则中。由此，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重复的观念支配宇宙，但是它不构成宇宙。因为说到底，宇宙具有固有、永恒和难以摧毁的多样性。没有这样的多样性，宇宙就会是既浩瀚又单调的。斯图尔特·穆勒?[6]??经过他独到的思考提出了类似的假设。
无论你怎么评论我刚才冒昧提出的猜想，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把我指出的两种规律结合起来，我们能完美地解释即使是最简单的社会变革的不可逆转性。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过去几百年里的时装变革，看看它们倒过来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先验地推断说，这个假设似乎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它不会显示出比把乐曲颠倒过来演奏还要多的矛盾。这样演奏的乐曲难以名状，它和原来的乐曲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它有时却相当悦耳。然而，请想象路易十四的朝臣身穿我们的燕尾服、长裤、头戴丝帽；想象我们的长裤逐渐被灯笼裤取代，短发被假发取代，上衣被刺绣、镶金、多色的套装加佩剑取代；想象我们民主时代的人打扮得像路易十四的朝臣！那不是出洋相吗！如果是那样，人的外表和内心的思想就会不一致，服装与事件、观念和风俗就会不一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这还用得着说吗？之所以不可能，那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衣服应该是事件、观念和风俗的外在表现。由于某种逻辑关系，它们和路易十四的时代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逻辑的规律和模仿的规律，与乐曲颠倒过来演奏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可逆转的假设证明是千真万确的。要不是有一个例外，假设之中可逆性的荒谬绝伦就真是无与伦比了。这个例外就是妇女的衣装。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17世纪的女士穿戴19世纪女士的衣帽，现代史并不会为此而不得不修改。我们可以想象她们先追逐宽大的裙衬，继后又追随雷卡米耶夫人?[7]??和塔利安夫人?[8]??穿的古希腊式紧身胸衣。诸如此类的变化使19世纪末的妇女模仿19世纪曼特农夫人?[9]??的服饰和方丹小姐?[10]??的高头饰。这样的打扮有一点儿奇特，但并非绝对不可能。然而，妇女的时尚可以被认为是回潮，而同时的社会风俗和思想却未必要回头。相反，男人的时尚却不能回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妇女参加政治和思想活动的机会和男人差得太远，因为多数时代的女人的主要兴趣是吸引男人，因为她们永恒不变的天性是既喜欢求新求变，又抗拒文明和岁月的沧桑。
不过我们要注意，女人和男人都不能想象——既然一连串纺织技术发明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丰富而精致的产品，极其精致的服装还能回归原始的简朴。逻辑律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局面。同理，逻辑律不允许我们假设，中世纪以来的武器有可能逆转：从针步枪回到火遂石枪、火绳枪、弩机和弓箭，从克虏伯制造的大炮回到16世纪的长炮或投石的弩炮。模仿律还证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假定：男人和女人的服装逐渐倒退到往昔那种阶级分化和教区分化的情况。这是因为早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各阶级男人和女人的衣料和裁剪就已经趋于一致，和19世纪的情况已相差无几了。这样的倒退是不允许的。?[11]??即使路易十四时代以后兴建的电报线和铁路被摧毁，即使它们催生的交往和趋同的强烈欲望也随之消亡，这样的倒退也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因为，即使我们遭遇了这样的猝死，它也只能使文明的模仿功能陷入惰性，却不能使模仿功能起相反的作用。一部编年史?[12]??告诉我们，路易十三进入凡尔赛宫时，禁不住钦佩正在操练的民兵。看到他们“穿着美洲人、印度人、土耳其人、摩尔人等民族原始人的服装”，他尤其感到高兴。实际上，到路易十五时代，统一的军装才是普遍的现象。试想我们今天穿着古代军人五花八门的军装，那会是什么样子！五花八门的军装是不能容忍的，看上去是不自然的，也是不正常的，除非这成为普遍流行的时尚。如果真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因为斑驳杂色的军装本身就是一种制服，那就是为了模仿各种各样的人。
让我们回头注意历史的不可逆转性。模仿律能充分说明这样的不可逆性。与此相似，复制律和振动律能解释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可逆性，而不是全部的不可逆性。一种伟大的民族语言不可能回归它源头的方言。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浩劫不可能使它分解而为方言。不过，如果出现分解的局面，方言的分化是由于强制性的闭锁使各地的方言革新受到禁锢。如果不闭锁，方言的分化本来可以辐射到最遥远的地方。此外，因闭锁而形成的方言和原始方言没有丝毫相似之处。方言的分化不可能产生原始的方言。它要向外传播到周围的邻居中去，以求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建立语言的统一。我们对语言的这一番判断也适用于宗教。不过还是让我们扫描一下整个社会生活的情况吧。
常常有人说，文明往往能从思想和道德、审美和经济的角度提升大众的水平，而不是从这些方面把社会培育到更高的巅峰。不过，这样模糊、不确定的表述并非没有人驳斥，因为它没有指出这个现象的原因，我看这样的驳斥颇有道理。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因。因为每一项发明被推出时，社会环境中已经有许多发明站稳脚跟了，这项新发明必须要传播开来、站稳脚跟，在一个接一个阶级中去争取一席之地，直到它深入最下层的阶级之中。终极结果自然是，发明从中心向四周传播没有尽头，直到遥远和顶峰的地方，这就从普遍性和一致性两方面说明了发明无穷无尽的传播能力。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由于振动辐射（vibratory radiation）定律的作用，根据著名的物理学推导，一个接一个热源必然要产生普遍的温度均衡，这个温度高于星际间的温度，但要低于恒星的温度。同样是以这样的方式，根据几何级数定律，即增殖辐射（prolific radiation）定律，物种的传播有覆盖全球的趋势，因为地球上物种的分布还不平均。根据这个趋势，一个比较均衡分布的密度将会超过现有的密度。显然，我们在这里做比较用的字眼是刚好对应的。地球表层为光的传播而开放，就像太空向热和光的传播开放一样，就像人这个物种向发明天才的传播开放一样。看过这一段表述之后，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全球趋同和民主趋同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同理，全球完全而同一的人口分布、太空完全而同一的热力效应，是生命的目标，也是宇宙的目标。这是必然的规律。这是因为，在发明和模仿这两种有助于我们解释历史的主要力量中，发明是特权、垄断和贵族政治的不平等的根源。发明是间歇的、稀罕的，只能在不频繁的时期喷发而出。与此相反，模仿却是民主化的、有拉平的趋势，就像尼罗河与幼发拉底河川流不息、逐渐沉淀一样。但是，有时发生以下的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一种情况是，天才的发明一个个接踵而至、互相刺激，就像19世纪这个狂热的发明的时代一样，这个时候，各种不平等就会随之发生；另一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幻想的狂热集中在一个地方时，各种不平等也会随之发生。19世纪，创造精神主要转向了科学，最杰出的科学家和最缺乏教养的人之间的差距大大拉开了，比中世纪或古代人们知识的差距大多了。在我论述的创造力勃发的时期，我们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发明的爆发是否比目前的潮流快。这是一个统计数字才能解决的问题。
托克维尔相信，从贵族政治到民主政治的演变顺序是不可逆转的，他不愿意去思考民主环境是否能滋生贵族政治的问题。我必须把这个问题说明白。?[13]??由于我们所知的因果关系，社会的趋同性快速增长、相似性不断积累时，后果未必一定是社会越来越民主。这是因为，模仿性趋同仅仅是构成社会的材料。社会逻辑裁剪并利用了这种材料，通过不同的态度的特化与合作，通过不同的脑袋的特化与相互确认，社会逻辑倾向于使社会实现进行最扎实的整合。因此，强大的等级系统可能（甚至很可能）就是所有文明注定的目标。?[14]??不过，每一个达到了这个终极目标的文明还是有一个显著的特征：相同的欲望和思想在更大范围的公民中普遍传播开来，即使它们不可能拥有同样的权力和财富。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可以肯定托克维尔的一个观点的正确性：以出生门第为世袭的贵族政治被摧毁之后，它就不可能死而复生。实际上，我们知道，重复和模仿的社会形式有一个解脱的趋势：它逐渐从生命形式和世袭形式中解放出来。
我们还有理由断定，民族融合的程度会越来越大，因此民族的密度会相应缩小，除非遭遇大的浩劫，否则就不会出现相反的结果。这是普遍的趋同，尤其是军备趋同的结果之一（纪德?[15]??先生在他记述殖民地的小书里指出了这一点?[16]??）。实际上，“显而易见，总有一天，我们将被塑造成一个样子，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价值将相同，每一个民族的力量将与其人口的数量成正比”。因此，小国绝不可能和大国斗，如果要斗，那就是小国的大灾大难。我有许多理由预计将来会出现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就是其中一个理由。在19世纪之前的每一个时代，庞大的帝国都曾经达到和超过通信手段和交通工具允许的范围。目前有一点一望而知：现代的伟大发明将会使更加广泛的聚合体成为现实且经久不衰，这些聚合体在规模和寿命上都将超过目前的国家。全世界已经做好准备，让欧洲、北非和北美结合成为一个国家，比古罗马、穆罕默德和查理五世的征服还要庞大的帝国。这是不是说，我们必然要看见一个囊括全球的大帝国呢？不是的。我在上文阐明了时尚和风俗交替的规律，我还阐明了长期自由贸易之后必然最终回归保护性关税的规律。从这些规律来看，一个国家自然的膨胀规模（并非不自然的规模）绝不可能超越一定的限度。由此可见，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一个庞大的帝国会统治全球；也没有理由设想，战争的可能性会受到彻底的压抑。另外，虽然文明国家的统一至少使其联盟越来越符合人们的欲望，越来越成为人们向往的目标，然而实现这个目标的障碍并不会停止增长。爱国主义的豪情和偏见，民族的对立情绪、误解，狭隘的集体利益，积累的历史记忆——所有这一切障碍都不会停止增长。对日益增长的联盟的渴望被日益增长的困难钳制住了，也许这正是文明注定要人类经受的内心煎熬。这就像海市蜃楼，永恒而普世的和平呈现在我们眼前，越来越五彩斑斓、光辉灿烂，可是它离我们却越来越遥不可及。
然而，在有限和相对的意义上，我们又可以相信，这个理想也有可能短暂地成为现实——由一个民族靠征服来完成，这个民族叫什么名字，我们一无所知，然而它注定要扮演一个光荣的角色。到那个时候，等到这个帝国建立之后，等到它给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赋予的安全和古罗马治下的和平可有一比的时候，等到它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罗马帝国的十倍以上的时候?[17]??，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个全新的社会现象，和我阐述的原理既不符合又不对立的社会现象，就可能呈现在我们的后代面前。当然，我们会问，服装、字母表、语言、科学、法律等方面普遍在目前形式和未来形式之下隐藏着的相似性，是否就是文明演进的终极成果？我们会问，这种相似性是否就是文明存在的唯一理由？其终极后果是否就是个体差异的逐渐展开？而且这些个体差异是否就比业已被摧毁的差异更加有效、强烈而极端，同时又更加细腻？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大洪水”在沉淀了人类大量的思想和风俗之后，被摧毁的民族就不可能恢复原貌了。人们绝不可能回到极端的祖先崇拜，绝不可能回到对外国风俗的鄙视；人们绝不会强调自己僵化的特色，而是会加速全人类共享的变革。不过有一点是完全可能的：总有一天，文明会停止后退并且诞生新的后裔；总有一天，模仿的洪水会得到疏导；?[18]??总有一天，社会交往的过分发展会导致交往需求的减少，或者说会产生普遍讨厌交往的情绪。交往减少的这个趋势和商业交流与经济交流的减少是完全协调的，经济交往将会被严格限制到必需的地步。这个趋势很适合加强我们每个人的个性特征。到那时，我们的社会生活就像是艳丽的花朵，我们的审美生活将万紫千红，所有人都能分享这美好的生活。就19世纪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条件既罕见又不完美。届时，就会出现一个使社会生活功能受限的、单调重复的复杂机制，社会生活将显出社会生活的本色，这个机制颇像它顺应和补足的有机体生命。这是一个漫长、朦胧而曲折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活会从初期的多样性阶段过渡到个体特征显著的阶段。这个过程颇像一个由无数螺旋形曲线构成的神秘的蒸馏塔。在蒸馏塔里，一个又一个成分升华，无数特征被扭曲、粉碎和剥夺，由此产生的是精神上短暂的人格特征；个性特征将成为基本的短暂的原理，今天基本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到明天将会消失得干干净净。
[1]?我所谓的可逆性与不可逆性并非法律上的或词典上的意义，而是物理学家赋予它们的意义，尤其是热力学的意义。在这里，可逆性机制是：它可以在相反两个方向的任何一个方向上运行。
[2]?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家，古罗马皇帝（161—-180在位）。——中译者注
[3]?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前149），古罗马政治家、作家、执政官、监察官，维护古罗马传统，为拉丁散文文学的开创者。——中译者注
[4]?努马（Numa Pompilius，前753—前673），古罗马共和国之前统治古罗马的一个国王（传说前715—前673在位）。——中译者注
[5]?见贾尔（Giard）载于《科学评论》1888年9月的文章。
[6]?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代表作有《逻辑体系》 《政治经济学原理》 《论自由》 《功利主义》等。——中译者注
[7]?雷卡米耶夫人（Mme. Recamier），19世纪法国著名沙龙的女主人，巴黎政界和文坛的重要人物。——中译者注
[8]?塔利安夫人（Mme. Tallien），19世纪法国著名沙龙女主人，其丈夫是法国革命家。——中译者注
[9]?曼特农夫人（Mme. de Maintenon，1635—1719），路易十四的第二任妻子，1685年与国王秘密结婚。——中译者注
[10]?方丹小姐（Mlle. Fontange），路易十四身边的宫女。 ——中译者注
[11]?著名的进行性分化定律被认为是宇宙演进的必然规律，这条规律在这里怎么不起作用呢？
[12]?见Babeau, La Ville sous l’ancien régirne。
[13]?我们要指出，经过有条有理、从不间断的变革，基督教欧洲的教会组织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从传播福音、喜爱平等的民主制度走向早期主教的贵族政治，稍后是古罗马主教受到限制的君主制，因为它受到了公会议的限制，最后就走向教皇永远正确的集权主义。这正好和世俗社会的演变趋势相对立。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问题，这个例子也和其他情况一样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演进的顺序是从多样性走向一致性，从分化走向集中的。
[14]?拜占庭帝国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终极目标，莫卧儿帝国是印度文明的终极目标，法老的帝国是古埃及文明的终极目标，等等。
[15]?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法国作家、文艺评论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译者注
[16]?纪德先生明确引用“模仿律”，他是最早接受我这个观点的学者之一，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d’économie politique?）用很多篇幅阐述了我的价值论。这是我很久以前应用模仿律所做的价值论分析，发表在几篇文章里，载于《哲学评论》。
[17]?历史学家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鄙视语言、宗教、战争、艺术等方面的重大的社会相似性，或假装鄙视这些社会相似性，这是没有道理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相似性，是由于它们模仿某种威望高的范本，无论这些范本的威望是征服者的威望还是陌生人的威望。伟大的社会聚合体，比如罗马帝国，就是靠模仿威望高的范本形成的。历史学家往往以鄙夷不屑的态度对待伟大的民族聚合体，他们宣告这些聚合体不自然。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过高估计其他相似性、其他聚合体，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既是自然的又是自发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相似性也是模仿造成的，这样的模仿在有些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而不是有意识的、有意而为的。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叫模仿。有人对无意识的尊敬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们对模仿在主要的人类事物中以许多或明或暗的方式扮演的角色浑然不知，这就使许多聪明盖世的人犯下了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的错误。
我在此举一例说明这种糊涂一时的错误，这是从保罗·维奥莱特非常博学的《政治制度史》（Histori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第256页）中挑选的例子。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这位杰出的学者把老态龙钟的罗马帝国和成果丰硕、精神抖擞、青春勃发的日耳曼族人做了一番对比。他认为，罗马帝国的大一统是不自然的，所以他的结论是：罗马帝国解体而成的每一个小小的帝国，就是自然的、自发的。他认为，公元6世纪到10世纪可怕的混乱，仅仅是种族发展过程中小小的危机，其阴霾是“黎明前的曙光”。长期的混乱到查理曼帝国时代才得到缓解。对他而言，整个过程似乎都值得赞美，尤其是瓦解的过程值得赞美。然而这个过程显然是在倒退，我不知道倒退了几个世纪。他企图在重新扩张的民族的形式下去重新构拟破碎了的统一，他这个倾向显然是徒劳的、矛盾的。他说：“西方的瓦解令人高兴、明确无误，再也不存在无可争辩的纽带，只剩下一个有着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的社会，或其他类似的制度，这些制度是从相似的欲望里自发产生的。这个社会将呈现出千百倍丰富多样、成效卓著、和谐一体的壮丽景色，远远超过精心设计的同质性。”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的长期辉煌，如果没有语言、思想、仪态和制度方面的长期的模仿潮流，在原本异质的民族之间，欲望的相似性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所谓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的社会，显然是经过许多转换以后才能形成的，显然是通过许多头脑和心灵之间的模仿性传染才能形成的，这样的心灵接触恰恰是罗马帝国大一统形成的前提。由此可见，我以景仰的心情引述的维奥莱特的话，他所谓的帝国大一统不自然的话，其源头本身就在帝国。如果压制了这个结论，仅存的东西就是无限的分崩离析，那就会使我们倒退回野蛮的状态。
除非社会里的人是在搞发明，除非他是在听任本能的冲动，否则他总是随时随地在模仿，思想和行为两方面都在模仿。发明是难得的事情。本能冲动的源头纯粹是有机体的反应，因而也是难得发生的事情。当这个社会人模仿时，无论他自觉与否，无论他是受制于所谓的模仿性冲动还是从许多模仿对象里进行理性的、慎重的挑选，他都在模仿。如果我们充分理解模仿律包含的真理，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就会抱定非常审慎的态度，就不会以小孩子那样的迷信去赞赏社会现象中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模仿。我们也会承认，自主和理性模仿行为是略胜一筹的。
倘若我们能充分理解模仿律包含的真理，我们就能承认，万物走向一致性的动力是无坚不摧、难以抗拒的。我不否认，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混乱时期“丰富多彩”的一面，是那个封建时期多产的一个因素。然而到现代，不是发生了走向一致性甚至是拓宽一致性的回归吗？换句话说，现代文明难道不是在被单一的模型塑造吗？为了避免千篇一律的帽子、衣服、雪茄和报纸，难道我们不应该到非洲的大漠深处和异国的乡村里去寻找新的灵感吗？
因此，虽然政治上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会长期挥之不去，我们还是能构拟一个理想的社会水平。这不能归因于罗马帝国那样的政治上的统一，不能把政治统一看成它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因。古罗马人的征服促进并加速了欧洲的趋同，因而对文明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因为文明正是这样的统一，正是社会的复杂化。这是互相的模仿与和谐的模仿。不过，即使没有发生古罗马人的征服，欧洲的社会统一还是要实现的。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意见：罗马帝国的统一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正是它留下的记忆，也是中世纪幻觉的源泉。“普世王权的可怕思想长达一千余年。”在哪方面可怕？封建领主互相攻伐的无政府状态，帝国大厦坍塌的尘埃，不是在小范围内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秩序与和谐吗？这样的秩序与和谐难道不能归因于帝国的梦想与记忆吗？倘若没有教皇这个精神上的皇帝，没有德国皇帝，帝国的尘埃还有希望恢复活力、实现重组吗？
[18]?我们模仿邻居或陌生人的倾向并不一定和我们与他的关系的增进成正比。当然如果根本就没有关系，那就不存在模仿的倾向，因为我们不认识他。然而，如果我们对他了如指掌，因而不再嫉妒或钦佩他，我们就不会再把他当作我们模仿的对象。由此可见，在交流太少和交流太多之间有一个恰到好处的点，这是最迫切需要与人交流的一个点。我们如何确定这个点呢？确实难。可以说，这个点是最佳的观景点，近到足以将景观的幻影尽收眼底，远到不至于把舞台上那些机关看得一目了然。
注意刚才这个事实的后果至关重要。后果之一是，民族和阶级之间依靠铁路、电报和电话的多重交往，使他们会回头欣赏自己的特点，以虔诚的态度保存自己的特点，使他们会欣赏自己的风俗习惯。目前回归民族的精神潮流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虽然阻挡回归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主义，难道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