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命令到合约，从教条到自由思想，从宫廷礼节到市井礼节。一切社会变化和进步都是相互关系取代单边关系的结果。
刚才说明了从单向模仿到双向模仿的过渡。现在来谈谈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恰如其分了。模仿的作用不仅是拓展自己的范围，而且是走向双向的互动。现在看来，模仿不仅对自身产生影响，而且对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关系产生影响。其终极结果是，它会把一切单向的关系转变为双向关系。
我们早就不相信卢梭所谓的“社会契约论”了。我们知道，契约绝不是人的意志最早的关系，契约关系是慢慢形成的。帝国强制性的敕令、平民被动地服从命令的历史很长，经过了千百年之后，互相听命这种思想才开始出现，才产生了仿佛是互相服从的复杂纽带。于是两个人的意志集结起来，然后才交替听命于对方。然而，现代人仍然相信，交换是人类关系迈出的第一步，虽然这个错误显然和社会契约论差不多。情况绝对不是这样的。在交换的思想产生之前，送礼的思想和偷窃的思想早已产生。这是简单得多的人际关系。?[1]??也许你相信，创世之初，人们就开始交谈、切磋和交换意见，就像田园诗之中的牧羊人一样。可是切磋要有一个前提：双方有互相启发的权利。然而在此之前，互相启发也有一个前提：掌握真理。换句话说，个人的感知或意见要有公认的说服力——一切头脑正常的人都欣然承认的说服力。如果不是首先经受过父亲、祭司或说教者力量的影响，公认说服力的思想又从何而来呢？唯有教义能使真理的观念产生，难道不是这样吗？同理，倘若田园牧歌的读者认为，原始人熟悉礼节、互相体谅，那就等于是想证明，巴黎人和各地人的温文尔雅是庸俗化的结果。可是历史早已证明，现代人的温文尔雅是由古代的单向尊敬和恭维演变而来的。起初的恭维是对酋长、领主和国王的恭维，那是单方面的恭维，后来才成为互相恭维。唉！我们不能相信，战争就是人群之间最早的民族关系——如果所谓的战争就是用武器互相伤害的话。换句话说，歹徒对爱好和平的部落的追逐、伤害出现在前，能叫作战争的事情是后来才有的。?[2]??
现在要问：单向的对人的追逐如何过渡到人与人的战争呢？恭维如何过渡到礼仪，轻信如何让位于询问，灌输教条如何过渡到互相传授呢？顺从又如何过渡到自愿的同意？专制主义又如何过渡到自治呢？特权又是如何过渡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呢？送礼又是如何过渡到偷窃和交换的呢？奴隶劳动又是如何过渡到生产合作的呢？最后再问：原始人的婚姻、丈夫单方面掠夺妻子的婚姻如何过渡到我们现在熟悉的婚姻——夫妻双方互相拥有的婚姻呢？?[3]??我的回答是这样的：通过模仿产生缓慢而必然的效应，通过各种各样的模仿而实现这样的过渡。这一过渡是很容易证明的，费不了多少笔墨，只需要点明上述过渡中的若干阶段而已。
起初，只有一个人垄断了权力和说教的权利，无人对此提出异议。他说的每一句话人人都必须相信，唯有他能发出神谕。不过到最后，以最轻信的态度接受了首领神谕的一些人，也渴望像首领那样一贯正确，也渴望发布神谕。于是，经过哲人的努力，个人权利终于得到承认：人人都有权传播自己的信仰，而且可以为他们质朴的首领传播福音。但是，在这个终极目标实现之前，哲学家们不得不有所收敛，仅限于提出比较谦虚的主张。他们做出反叛的姿态。然而实际上，他们非常彻底地模仿神学家，并为此沾沾自喜。与此同时，他们却不加探讨就臣服于神学家的教义，虽然这样的教义首次被限定在他们的一个特定的领域。在自己那个天地里，他们把自己最重要的一些思想强加在文人和科学家的头上。只要这些思想不和宗教信仰冲突，他们就认为那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理论就被当作这样的真理。在同样的过渡时期，科学家也知道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向形而上学的枷锁低头，也知道如何把自己的理论打扮成教条。一连串教条的反弹使我们看清，在这个思想过渡的阶段里，模仿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人的理性获得解放也要靠这个源头。实际上，思想的姿态本身就有矛盾和人为的地方，思想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自认为可以强加于人而不必商量。它相信自己有责任接受人们的信赖，而不必对其审查。如此严重的胆怯和盛气凌人的骄傲难以相容。所以总有一天，一个更加大胆、更富有逻辑性的头脑就想不加限制地把自己的信念变成教条，并将其强加于人。它这个先例立即有人跟进，于是普遍的探讨就开始进行。自由思想只不过是诸如此类的许多思想的互相冲突、互相限制而已，它们是自以为是、自我矛盾、“绝不会错”的思想。
起初是一人发号施令，众人唯命是从。权威和号令一样，都由父亲或老师垄断。群体里的其他人只有服从的份儿。他们之中有雄心的人就想把顺从权力和觊觎权力调和起来。他们先是梦想限制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权威。接着，他们又想把权威转移到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身上，不过这样的转移还是用有限的形式。我们有一个有限但无可争辩的发号施令的等级系统。封建制度使这个思想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不过实际上，任何时期的军事组织都是这个等级系统最明显的体现。这个例子说明，等级系统的观念就像以前类似的教条系统观念一样，都是对社会永恒需求的回应，都是保家卫国或教育子女的需求。稍后，人们的胆子更大了。他们知道，他们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服从别人，同时他们又希望在其他方面对这些人发出一些指令，他们希望能在一段时间内号令那些他们过去或将来不得不服从的人。这种交互性的实现有赖于从各个阶级雇用公务员、轮流执政的制度，有赖于普选的权利。选举行为本身就暗示，投票人保证服从当选人，他们默许当选人的指令。能不能说，民选的政府只不过是王权繁衍出来的数以百万计的例子之一呢？如果没有王权的先例，比如路易十六体现的先例，民选政府的观念能产生吗？
一切社会变化和进步都是相互关系取代单边关系的结果，我认为变化和进步都是模仿的结果。但斯宾塞认为，社会变化和进步是“产业主义”（industrialism）取代“好斗性”（militancy）的结果。然而社会的发展本身就受制于模仿的规律。实际上，产业的第一棵幼芽是无偿的奴隶劳动或女人的劳动。在原始社会里，女人天生是男人的奴隶。比如，阿拉伯男人就由他们的三妻四妾伺候，穿衣、吃饭、起居都要她们服侍，就像古罗马人要他们的奴隶伺候一样。因此，对他们来说，一夫多妻是必要的，就像我们需要众多商务伙伴一样重要。由此可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起初就像父子关系或夫妻关系一样是滥用的关系。奴隶无偿为别人劳动，同时也渴望有人为自己无偿劳动。由于奴隶主的权力逐渐受到限制，奴隶主再也不能控制奴隶的一切行为和全部时间，所以奴隶靠积蓄赎买了自己的自由，然后他购买奴隶来伺候自己，把他人变成受害者。倘若他只想到自由，他本来可以独自享受自由，他可以自己给自己提供想要的东西。然而实际上，奴隶会模仿奴隶主的欲望，在模仿这些欲望的过程中，他希望享受别人的伺候。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最后，这些解放了的奴隶都假装拥有自己的奴隶，他们就互相提供服务。于是就出现了劳动分工和产业合作。?[4]??当然，我们要一劳永逸地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发明或发现，模仿的欲望绝不可能完成上述的变革，也不可能完成我下文即将提到的变革。比如，水磨房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奴隶的劳动，这就为奴隶的解放铺平了道路。总的来说，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机器发明，我们中间就可能还有奴隶存在。科学发现，尤其是天文发现使个人有理由反对教条的权威并得到一定的好处。司法上的发现发明，作家和国际法专家记录的新法例使民族国家表现出王权的特征，使之最终能取代王权。尽管如此，模仿高位人的欲望，像他们那样受到信赖、有人服从、有人伺候，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力量，它促进了社会变革。这是千真万确的。只要存在必要却偶然的发明或发现，这样的欲望就能产生。
已如上述，单向的追击是最早的国际关系。一个部落、一个家族掌握了秘密并发现新武器或改进武器之后，它就要消灭或征服其邻居。毫无疑问，这就是掌握冶金术的古雅利安人迅速征服新旧石器民族的原因，这就是欧洲移民在不走运的美洲印第安人中间“定居”的原因，印第安人没有马和狩猎的火枪。现在要问，双边追击的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如何取代了上述单边的追击？这些民族的武器和战术通过模仿而传播开来之后，其中的一个民族就夺取了战争的胜利。但是，被征服的民族也梦想进一步模仿征服者，他们也想谋求军事垄断，努力发现威力强大的武器，以便能战无不胜。于是，双向的战争又简化到单向的追击。遗憾的是，这样的梦想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实现，只有一个小小的例外：普鲁士人用针步枪在萨多瓦像猎人赶兔子一样地打奥地利人。在“单边追击”和“双边追击”这两个术语之间有一种中间的状态，我可以用一些野蛮的时代为例：一个被推翻而被迫向征服者朝贡的民族，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粉碎了一个比它弱小的邻居，强迫这个弱小的民族向它朝贡，以此来安抚它自己战败的心灵。在恺撒时代的高卢，有些民族就成了其他民族的仆从，这种安排可以被界定为国际关系中的封建主义。
我把这样一个例子留作压轴戏。虽然它最不重要，但是它最适合证明我的观点有道理。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我们看见路人互相点头鞠躬，相互致意，握手问候。每一个民主社会出现之前，必然有过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或神权政治的统治。这些文质彬彬的习惯是从哪里来的？我要请斯宾塞以大家手笔来指出这一切风俗的皇家源头或宗教源头。他向我们说明，起初五体投地的礼节逐渐演变成弯腰或脱帽。让我补充说明：如果说脱帽是原始五体投地的服从面目全非的残存，它也是从古礼演变而来的互利形式。我还可以补充说，宫廷里焚香膜拜的仪式虽然离我们已经有上百年的时间，可是我们还能闻到祭礼上的香火气息。今天有教养的人互相致意远不如五体投地那么夸张，但是这些礼节的好处是礼尚往来。同理，过去的登门拜访也是单方面的致意，今天的礼貌才是相互的恭维。此外，我们非常清楚，小官想当大使，侯爵想要随从，朝臣想觐见帝王，将军需要恭维，他们需要像贵族一样有人伺候，需要有人向他们敬礼——这一切欲望都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小小的秘密逐渐使人变得温文尔雅，在法国是这样，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礼节从宫廷开始，随后又到达城市、城堡，最后到达一切阶级，包括最下层的阶级。从路易十四开始的宫廷礼仪是一个过渡期，和上述过渡期不无相似之处。在这个过渡期，众多社会阶层中的每一个阶层都强制下面的阶层向它致意、登门拜访、表示服从，而上面的阶层却不给予任何回报。?[5]??这是粗鲁无礼的等级系统，布鲁耶尔对此做过论述。不过我们离这个消失的世界并不遥远，所以我们感觉到，礼仪正在成为礼尚往来，“平等”正向我们走来。事实上，在文明进程里一切把社会拉平的发明之中，最有力、最不引人瞩目的发明是文质彬彬的礼仪和风俗。西塞罗说：“友谊或者造就志同道合的人，或者使他们相遇。”这个论述完全适合于礼貌，尤其适合于礼貌社会的生活。客厅容纳平等的人，使所有被请进客厅的人趋于平等。由于使人趋于平等的特征，客厅常常使社会的不平等趋于减少。客厅之内的不平等被祛除了，客厅之外的不平等也趋于减少。地位悬殊的官员常常在社交场合见面，他们的关系就说明，在社交聚会的间歇期，平等关系已经产生了影响。在缩短人与人的距离中，礼貌比铁路的作用还要大。鞠躬握手不仅使公务员或军官的距离缩短，而且使阶级之间的距离缩短。在我们这个变化中的世界里，成千上万的人天天听见人家尊称自己为“先生”“太太”，也感到不胜荣幸。在这里，正如在其他许多发明里一样，旧王朝的贵族破坏了自己的根基，使自己“埋葬在胜利之中”了。这是因为它受到时尚律的支撑，是因为它忠于18世纪的哲学思想。
[1]?在这一点上，斯宾塞的《社会学》（第三卷）告诉我们，送礼起初是自愿的、单向的（上对下或下对上的送礼），后来却逐渐变成习惯性的、义务性的和互相的送礼。不过斯宾塞忘了告诉我们模仿在送礼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2]?这里指的是人的关系。在原始人与动物的关系中，顺序似乎刚好相反。人和动物的关系与社会学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起初，人不得不和野兽搏斗，后来才获得捕猎野兽的手段。
[3]?起初，送礼是偶尔为之，是不折不扣的送礼。（参见Paul Viollet,?Histoire du droit fran?ais?,p. 385。）“随着岁月的流逝，社群对别人的礼物给予回报，送礼再也不是被迫的，而是投桃报李。火险公司就是一种互助会，1786年兴起时，它就用了互助会的形式。不过此前已经有过非互利的会社，那是为火灾受害者捐助的会社。”（见Babeau,?La Ville sous I’ancien régime?, II, 146。）离婚的权利起初是单向的，丈夫才享有离婚的权利，后来离婚才成为夫妻双方的权利。
[4]?工商业进步的过程中产生的互相服务的种类越多，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就越任意无常。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他决定着满足他短时间里需要的一切东西，无论这些东西多么短命而奢侈。用夸张而漂亮的话说，这就叫个人的解放。现在看来，这种现象很容易用模仿律来解释。起初，反复无常是奴隶主、家长或国王的专利，他们享受奴隶、子女和臣民的伺候，无须回报。这也是神的专利，崇拜者顶礼膜拜、专心侍奉，无权为自己的牺牲提出任何要求。家长、国王和贵族享受到单向的服务，神灵也享受到单向的顶礼膜拜。经过这样单向的长期模仿之后，双向的服务才能产生。如果双向服务正是这样产生的，消费者自然会模仿过去的统治者，他们要给自己的需要涂抹上一层帝王和神灵的反复无常的色彩。就这样，我们日益增长的民主化自立和自足，就和神权政治与帝王政治的专制主义一脉相承。
[5]?即使高位人对低位人点头致意、登门拜访、进行恭维，那也是在低位人先点头致意、登门拜访、进行恭维以后的事情。在路易十四时代，下层阶级必须对上层阶级表达敬意，阶层低的人也必须向阶层高的人表示敬意。今天我们看到的礼节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礼节，一个人并非总是首先向他人鞠躬致意的。我们在布鲁耶尔（La Bruyere）的书里看到单边礼仪向双向礼仪的过渡。他塑造的人物梅尼普看到别人对他鞠躬时“感到为难，不知道该不该回敬一个鞠躬”。这种情况早已过时。到今天，不管地位多高的人向地位最低下的同胞投桃报李时，还会感到犹豫吗？我们还能看到他为难的情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