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不知不觉间喷发而出的内心里的模仿，都有助于道德上的进步和艺术上的提高。一个民族的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越高，他们就越不需要政府的管束。
用艺术原理表述的爱好和用道德原理表述的道德，都因时因地而异，两者指引着两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因此和社会的惯例、法律、制度和政治一样，它们也是广义的社会成分。这个事实千真万确：一个民族的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越高，它就越不需要政府的管束。完美的道德将会使无政府的来临成为可能。为了避免陶醉于这两个主题里的老生常谈，我希望只是在这里简短地说一说。我无须证明，艺术的源头是宗教，因为本书有一节已经做过论述，?[1]??所以我认为提一提就够了。我也无须证明，道德的源头是宗教，因为道德义务起初被理解为神的指令。这样看来，道德情怀和艺术品位都来自宗教。我还要补充一句，道德情怀和艺术品位来自家庭。当每个家庭和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和崇拜时，如果它有艺术天赋，它就有自己的艺术，它就会以虔诚的态度由父亲传给儿子；如果它具有本能的悲悯之情，它就有自己的道德。在这样的群体里，道德的偏见、常有的不道德的偏见和稀奇古怪的牺牲，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一丝不苟的。这些封闭的艺术和排他性的道德常常守不住自己的边界。它们常常溢出边界，又急急忙忙把门关上，然后在新的边疆安营扎寨，后来又一次接一次地向前推进，一代又一代地向前推进。一步步地走过来之后，人们就能看到地球上这些闻所未闻的民族，就能同时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感觉到美与丑、善与恶，就能以钦佩或嘲笑的态度面对同样的绘画、小说、喜剧和歌剧，就能对美德鼓掌欢呼，对报纸披露的世界各地的罪恶表示气愤。
在这个方面，世界再次向我们展示了我经常指出的反差。在过去的时代里，风俗在艺术和道德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宗教和政治领域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在那样的时代里，每个国家、地区和城市与相邻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区别，就在于它原来的产品，包括珠宝、武器、装饰用家具、小雕像和诗歌体的传奇，还包括它典型的美德。所以在那样的时代里，不同地方的美与善常常是不一样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同一个国家的美和善常常是不变的，同样的美德、艺术品都会被一成不变地再三复制。如今，许多情况却与此相反。在19世纪，时尚广泛流布、深深扎根，艺术品和美德几乎处处相同，至少在欧美两个大陆是这样的。与此相反，以10年为单位看——姑且不说以年为单位看，画家、音乐家和诗人的风格和流派都在随着公众的爱好而变化，道德箴言都会以惊人的速度失去光泽、发生变化、重现生机。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由于这无与伦比的遽变而感到惊慌。即使变化真的非常惊人，从相应的普遍性来看，它也是和一连串周期性波动的节律有关系的。从道德的观点来看问题，越来越大的波动特别有好处。即使变化真是这样惊人，过去的经验也能使我们有理由回归一个使人更加安稳的时期。在不远的将来，理性比较固定的时期又会到来，最终与和平安宁的一致性结合在一起。
对长期履行道德义务的人而言，道德义务很简单。无论是多么简单的道德义务，起初都是个人的发明。和其他发明一样，道德义务也是一个个出现和传播的。?[2]??有的时候，它们的成功受到新宗教教义的鼓动和帮助，对这些教义的实用且极端奇异的后果，原有的道德义务抱定鄙视的态度也是合乎逻辑的。还有一些时候，道德义务的成功受助于社会生活的新情况，这时的道德义务和社会生活的新情况刚好吻合。就这样，继续不断的艺术发明和机遇取决于思想或道德的变化。尊老，世仇，好客和勇敢；稍后的勤劳，诚实，对牲口、田地和妇女的尊重；再往后的爱国主义，对领主的忠诚，乐善好施，解放奴隶，救济不幸者；等等，就成为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人道主义，就像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古埃及金字塔、古希腊神庙或哥特式的教堂一样。由此看来，时尚的清风必不可少，它把新道德和新美感的种子吹到全球，使之开花，深入传统艺术和道德封闭之中的部落和城市。因此，古老的风俗和引进的范例之间常常会产生矛盾，道德禁令和举止规范常常带有消极的性质，这也是原因之一。你不得杀害和吃掉被征服的敌人，你不得无故卖掉自己的孩子或杀死你的奴隶，你不得殴打妻子，你不得偷邻居的驴或牛，等等——这些禁令都是原创性强烈的道德禁令，也是人们常常讨论的道德禁令。在各自的时代里，它们成了每个民族重要的道德信条。同样，各民族的审美准则也充满了许多禁令，而不是许多正面的审美引导。
以上这段话不是说，兄弟情谊，以及平等、自由、正义的情怀，即道德生活的灵魂，是现代才有的发现。其中的现代性表现在这种至上情怀的统领范围之中——扩大到了人类的大多数。实际上，这种情怀从古至今都是存在的，它存在于人群之中，只是越回溯，这样的人群就越小。这种强大而优雅的情怀实际上就是使社会生活甜美的调料，是社会生活的魅力与魔力，是对社会生活种种不便的唯一抗衡手段。种种不方便的条件是极其强大的，倘若没有美好情怀独到的优势，社会就会灰飞烟灭。一些人只看见原始人之间的争斗和屠杀，只看见部落之间的吃人习俗和其他恐怖行为，只看见主人鞭打奴隶，只看见父亲卖儿卖女。这些人不懂得原始社会，他们只看见外表，没有深入其中。这些社会的实质，是平等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平等人是同一部落或氏族里的家长，这些社会关系就像参加集会的雅典公民之间或斯巴达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古代王朝的贵族在客厅里的关系……无论何时何地，除了短时间的争吵，融洽、和谐和文雅是这些平等人之间的主流关系，他们构成社会群体，排斥奴隶、未成年的儿子、妇女，更排斥陌生人。这是因为，和平等人的利益相比，陌生人是必须克服的障碍，而未成年人、妇女和奴隶仅仅是为自己服务的手段。陌生人也好，未成年人、妇女和奴隶也好，都不是他们要打交道的人。
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低位人在与上述平等人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激发出了进入那个有魔力的圈子的欲望，他们想迫使这个充满兄弟情谊的圈子扩大一点儿范围。这种欲望逐渐实现了，但并非没有困难，并非不经过革命。这种欲望是如何实现的？只能靠长期不断的模仿起作用。?[3]??无论他们是斯多葛学派?[4]??还是使徒，如果把这个结果归因于哲学家、神学家的说教，那就是本末倒置，把结果当作原因了。低位人从各个方面长期模仿高位人，模仿他们的思想、语言、祷告、服装、一般的生活方式，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高位人心里激发这样一种感觉：原来我们这两种人有权属于一个相同的社会。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提高了妇女甚至是奴隶的尊严；柏拉图走得更远，他在《理想国》里梦想男女绝对平等，压制奴隶制。原因在于：在那时的雅典，妇女已经跨出了闺房，奴隶已经融入自由人中。?[5]??色诺芬说：“雅典平民在衣着、一般举止或其他细节上与奴隶无异。”此外，在色诺芬的双重乌托邦实现之前，男女的距离、市民和奴隶的距离还需要数百年才能缩短，那要等到罗马帝国号称安东尼的皇帝?[6]??在位时才能实现。亚里士多德曾为奴隶制的合法性辩护，他的立场更加符合当时道德的实际情况。斯多葛学派的前几位大人物在道德问题上的观点没有人呼应，直到世人为爱比克泰德?[7]??的言论做好了准备。
遗憾的是，友谊和社交“这个圈子的摊子铺得太大，于是就畸形发展了”。这是严厉的反对意见，它煽动了各个时期的保守派，使之抗拒受压迫者渴望平等的愿望。但是这样的抗拒必然会逐渐气短式微，社会交往的圈子一定要推广到全人类。我们可以问：逐渐扩大的兄弟情谊是不是因为太强烈而付出了代价呢？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在古代甚至是远古，只要存在兄弟情谊，它就比现在更加强烈？敬重（pietas）这个词是不是具有同等强大的力量和同样丰富的意蕴呢？它对我们而言是不是像古人一样具有神圣的意义呢？
有人说得很好，对外战争，比如波斯战争，往往使交战双方强化道德关怀，而内战或准内战，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则往往使道德败坏。为什么呢？虽然战争手段是一样的，战略战术和暴力是一样的，但是对外战争针对的是陌生人，两方在交战初期互不认识，交战以后，由于战争中的接触，双方通常要互相模仿。与此相反，发生内战时，交战双方是社会关系上的兄弟和亲属，是朋友和同胞。因此，在对外战争中，社会场域没有受损，甚至还有所扩大，社会纽带反而得到加强。相反，在内战中，社会场域有所缩小，社会纽带受到削弱。内战的一切后果都是社会损失，所以我们说内战使人道德败坏。这个例子最有力地说明了道德的社会性质。
无论如何，随着世纪的更替，富于艺术关怀的公众不断增加，富于道德关怀的公众也在不断增加，不过这种人数的增加是间歇性的，而不是稳步增加的。这就是说，承认自己负有道德义务的人数在增加，对自己的道德感产生影响的人数也在增加。?[8]??同理，艺术家引为同好的圈子、他心目中有分量的人在不断增加。艺术关怀和道德关怀增长的势头有双重含义。表面的含义是：城市、省区和国家的边界不断推进。有修养的人认为，他对边界之外的人不会承担怜悯或正义的义务。在边界之外，艺术家或诗人看见的全是原始人。?[9]??深层的含义是：阶级之间的壁垒降低，束缚人的道德视野、限制人们互相欣赏的范围随之缩小。这样的进步本身就十分惊人。与此同时，人们内心的道德艺术修养也必然有所修正。现在要问，这样的进步是如何完成的？又必须如何完成呢？我们的回答首先是：从宗教、政治、产业、立法或语言的角度看，一切不知不觉间喷发而出的内心的模仿，都有助于道德上的进步和艺术上的提高，因为由于内心模仿而日益趋同的人会越来越多。16世纪是一个革故鼎新的世纪，欧洲大陆的时尚模仿趋势得到了非凡的动力，这就为时尚模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就是当时欧洲大陆最显著的特征。从16世纪初期开始，大众权利的思想禁止征服者对陷落城市的抢掠，禁止他们奴役被征服的民众或没收其财物；对死亡的外国人财产的继承权（droit d’aubaine）再也得不到承认。总之，对陌生人承担义务的思想得到了普遍的承认，至少对欧洲人或基督徒中的陌生人应该承担义务的思想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原因何在呢？那是因为革故鼎新、模仿时尚得到了有力的推动。拉辛为成千上万有品位的巴黎人写作，雨果为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和欧洲人写作，文学公众的圈子越来越大。究其原因，是由于经过保守的17世纪之后，模仿的大潮在18世纪形成，到19世纪，仍在我们眼前流淌。假定蒸汽机、纺织机、火车头、电报没有被发明，假定现代物理化学的主要事实没有被发现，那么毫无疑问，欧洲仍然会是无数的小国寡民，各地区仍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那样的局面是不可能与广泛的艺术道德体系兼容的，也不可能与广阔的产业体系相协调。由此可见，一切使世界开化的美好思想都对艺术和道德的发明和发现起到了推动作用。
然而在道德问题上，至少这个总体的原因不足以克服妨碍道德范围拓宽的障碍。除了间接促使道德关怀拓宽的思想，还有直接的、或多或少自觉以此为目标的思想。我纳入直接原因的首先是原始时代一切虚拟的关系。那时，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同胞关系，必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但虚拟的血缘关系可以造成人为的血缘关系，这样的延伸对自然的血缘关系有好处。许多原始民族中有一个重要的风俗：歃血为盟，这可以达成某种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只有在道德义务限定在血亲关系内的时代里，这样的习俗才是能想象的。泰勒赞美这种关系说：“这个发现是庄重的手段，它把家庭狭小圈子里的义务和兄弟情谊延伸到家庭之外。”各种稀奇古怪的收养形式也不乏创造性，也服务于同样的目标。最后一点，好客的风俗很可能也建立在类似思想的基础上。进入家门、踏入祠堂也是融入一个家庭的虚拟形式，这有点儿像收养或歃血为盟。然而，在这一切创造发明之中，成效最好的途径无疑还是基督的教导：人人皆汝兄弟，尔等皆为神子（Everyman is thy brother, ye are all the sons of God）。由于这样的情谊，人人都被包容在这单一的血缘关系中。
由于诸如此类的办法，或者纯粹由于文明趋于拉平的效应，践行正义行为、创造美好事物就有了更加充足的机会。于是我们看见，曾经囿于自己艺术和道德范围的民族和阶级，表现出愿意交流的倾向。由于这个共同的倾向，更高水平的艺术或道德就取得了胜利，且必然发生变化。正如处在适应之中的外来艺术和土生土长的艺术存在差别一样，引进的道德和本土的道德之间，以及时尚模仿和风俗模仿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区别。虽然本土的东西历史比较悠久，固化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它们给人的激励，它们的鲜活、力度和原创性总是超过外来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同理，在悠久风俗决定的义务中，尤其是在为家族复仇的义务中，存在着难以尽述的青春活力，我们也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不过除此之外，我还要特别强调其他一些东西。
艺术这个课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在风俗的时代里，在没有大量艺术引进的情况下，它是自发产生的，是从手工艺中出现的，宛若“花朵从花枝上绽放一样”，它是在宗教的阳光雨露之下成长的。古埃及、古希腊、中国、墨西哥、秘鲁和意大利的情况，莫不如此。?[10]??哥特式建筑艺术和其他建筑艺术，诞生于建筑师的技艺。14世纪的绘画艺术诞生于书籍的插图，而书籍的装饰艺术又诞生于抄书人的技艺。雕塑诞生于中世纪的木器制作，木器制作又诞生于古埃及的陵墓。现代音乐诞生于教会吟唱的习惯。雄辩术诞生于靠言辞为生的职业，诞生于法庭的辩论。诗歌和文学诞生于各种风格的说话艺术，诞生于叙事、鼓动和劝说。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个时代，艺术作品满足的不是对新知识的需要，了解新知识仅仅是时尚时代的需要。在时尚时代，外来的刺激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与此相反，艺术品满足的是再次目睹已知东西的爱好。人们以孜孜不倦、孜孜以求的热情寻找自己喜爱、钦佩和崇拜的已知的东西——祖先崇拜中神圣的东西，神圣的传说，圣贤的历史，民族史里的史诗故事，日常生活熟悉的场景中与古老风俗吻合的东西。换句话说，人们寻找的是传统的情感，既为艺术家也为公众需要的传统情感，这样的情感集中反映在对远古的挚爱，对地球上永恒未来深厚的爱，或者是集中反映在宗教对来生的期许之中。我们不要求建筑或音乐表达稍纵即逝的印象，不需要其表达从异域文明、人为复活的文明借用的印象。相反，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些洋人、死人的东西糅合到我们生活里的活生生的表达中。我们不要求雕塑和绘画去发明奇异或幻想的群体、场景和风景，我们要生动地再现十二使徒、圣马可、圣克里斯托弗、基督、圣母、家族老照片、出生地的照片，我们认为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服饰、庆典和特征会永世长存。我们对史诗和戏剧的兴趣，不需要隐藏高潮的噱头，也不依靠新奇的内容。相反，我们要求它活生生地复制我们童年时代就熟悉的传奇故事，比如普罗米修斯和赫拉克勒斯之死、俄狄浦斯的不幸、基督降生或伪基督（Anti-Christ）的降生、罗兰骑士之死等。
这就是传统时代艺术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望而知，两者是连在一起的。传统时代的艺术不是产业的艺术，而是专业的艺术，因为这样的艺术是审美机制缓慢积累传承的，不是父子沿着实用的道路传承的。产生这种艺术的原因是向后看的习惯，也就是全身心地指向过去、指向先人及其主观模式的习惯。于是，艺术就成了历史的魔镜，过去是活生生的。这就是说，艺术对自身的未来满怀信心，而不是虚构地复活已经逝去的历史，不是翻译外域作品。与此相反，在时尚的时代里，引进的艺术形式枝干分离、花枝分离就成为自然的结果。因为在时尚的时代里，引人好奇的是花而非树枝。之后，时尚时代的艺术常常转换成手工艺，手工艺却不能常常上升为艺术。好奇心是时尚时代的特征，它需要得到的满足是容易误导人也容易使人厌烦的。好奇心的满足给艺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明、有序而公式化的发明、以虚构情节为基础的小说戏剧发明、神奇图画的发明、闻所未闻的音乐发明、电气运动的发明。好奇的时代只需要富有幻想力的艺术家，爱心和信仰的时代需要充满信仰和爱心的艺术家。
我们看到，无论是源头、题材，还是灵感，时尚艺术都有别于风俗艺术。在很多方面，这两种艺术的区别和与之对应的两种道德的区别都很相似。首先是两种艺术的源头大不相同。传统的基本属性是宗教道德品性（virtues），这些品性需要在有限的人群中自然绽放。反射的道德品性（reflected virtues）有两种。一种是下层阶级试图向贵族阶级借用的道德品性，是日常行为的表象，依托在日常行为之上，但是和日常行为的关系并不密切。另一种是一个民族试图从另一个民族那里拿过来的道德品性，包括道德的和不道德的品性。比如，在王政复辟时代，英格兰就模仿了法兰西的道德。在这样的情况下，借用的道德甚至是从过去的古董堆里挖掘的，这个过去既可能是一个死亡了的过去，也可能是靠时尚复活了的过去。凭借这个道德模仿现象，时尚获得了传统风俗的假象，历史上道德模仿的现象并不罕见。但是，希伯来长老和基督教原始教会里看见的道德改良，自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看见了这样的改革在16世纪的欧洲再次出现。实际上，这样的改革是从使徒心里诞生的革新，他们热爱过去，却又不理解过去，由于许多人受到吸引而放手模仿，这样的革新就推广开来。在这里，道德的革新绝对是酷似文学或艺术的复兴，文艺的复兴是另一种复古，是常见的现象。我正在比较的两种道德在目标和动机两方面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在封闭和排外的社会里，家庭、部落、城市、地区和国家都存在一些特有的永久性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会受到风俗性义务的强制而做出牺牲。借用的义务、常规的义务和民族的义务，对个体有强制作用，个体不得不服从群体利益而做出牺牲，不得不服从分散在许多人中间的利益，服从常常是比较短暂的利益。传统时代的人的自我牺牲的力量源于世代相传的团结，它融合在世世代代的祖祖辈辈里，个人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他为家庭、部落、城邦做出牺牲，这是为了大集体人格（the great collective person）的不朽而做出的贡献。他自认为是这个集体人格的一部分，他的牺牲也是在为自己做贡献。此外，他力量的源泉常常是遗传性宗教的允诺或祖先宗教的允诺。然而，到革新的时代，这个双重的力量源泉却部分干涸了，甚至是全部干涸了。在革新的时代，模仿从传统中解放出来，亲属纽带、先人与后代的纽带被磨灭，被无血亲者的关系取代，于是个体与家庭的距离就拉大了?[11]??，时代就成了连接个体的纽带。在这样的时代，不同宗教的冲突、宗教与哲学的冲突往往会产生宗教和哲学上的不可知论。但是，此时的人也有补偿损失的方式——一种全新的最大限度的道德力量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他们的损失，这种道德力量就是荣誉感的力量。
我所谓的荣誉感不是家族和贵族阶级的荣誉感，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的和个人意义上的荣誉感，因为我们无疑经历了一个时尚模仿的时期，在广度和持久性上，这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时期。巴克尔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荣誉感肇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凡是在某些社会壁垒减轻的地方，凡是在公共道德迅速传播的地方，都会形成这样的荣誉感。有人会问，凡是古老的道德基础、家庭和宗教的基础受到削弱的地方，为什么为个人和自己考虑的欲望都会增长呢？我的回答是，使古老道德动摇的原因，同时又适合巩固和扩大个人的欲望。我的意思是：交往手段的发达，思想在不断扩大的领域里无限加速的可能性，都超越了家族、阶级、教义和国家的边界。时尚模仿取代风俗模仿，于是，门第和信仰的傲气崩溃，人们的思想逐渐趋同，这就唤起了公共舆论难以抗拒的力量。现在看来，荣誉就是被动的、自发的，是顺从公共舆论的，除此之外，它还能是什么呢？
我们目击了这种新动力的诞生和成长，每当有人脱离父辈的足迹去服兵役时，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当兵不久，他就不再思念父亲，而是敬畏父亲。他不再觊觎家里的田野；不再思念他追求的姑娘，也不再想和她结婚生子。和牧师那种问答式的谈话，他想得更少。他刻意追求的荣誉之泉和相对纯洁的道德之泉已经干涸了。不过，他的道德改变了而不是堕落了。他在禁欲中若有所失，在热爱工作中也若有所失，然而他在勇气和正直方面重新获得了信心。这是因为，除了畏惧军事法庭，他还得服从军营纪律。在战斗岗位上，即使冒险一死，他也不能忍受战友羞辱他的眼神。与此同时，他意识到在完成新任务中实现的人生价值，他意识到对新战友的义务。过去的他忙于家务事，对外人是不大在意的。
再者，如果说新道德能适应人对更多、更个性化、更广泛利益的关注，那么旧道德就能适应不太短暂、比较持久的利益。无论如何，新义务需要的牺牲产生的后果，在空间涵盖面上是更加广阔的，而且它与时间上的持久性刚好成反比。过去的情况则与此相反，义务要求的牺牲是有用处的，不过这样的用处在空间上只局限在周围的环境中，只是在时间上会持续到未来。比如，一切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和父权、局部和原始的道德、女性的贞洁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剥夺，既是为了一个家庭的利益而忍受的剥夺，也是为子孙后代的利益而接受的剥夺。反过来，现代道德很宽容恶习，所以我们的后代会吃到我们留给他们的苦果；现代道德谴责的错误可能会对当代人产生有害的影响，哪怕他们彼此相隔千里。在这一点上，时尚时代的道德有点儿像它同时代的政治。无论政治形式有何不同，今天的政治家和昔日的政治家是截然不同的，如今的政治家关注的利益范围更大，这些利益受制于相同的法律，然而如今的政治家的目光却更加短浅。过去“小国寡民”的封建王公身居狭小的土地上，自始至终都展望未来时代里法兰西的美好发展，他们呕心沥血地耕耘，追求未来的理想。我们看见过小小的普鲁士国王如何牺牲眼前利益，精心谋划未来，为子孙后代追求光明的前景。可是在19世纪末，从德国开始，还有什么国家的议会愿意牺牲眼前的实际利益，而为将来的两三代人谋福利呢？非但如此，我们还让子孙后代为我们支付账单，让他们为我们的愚蠢付出代价。经过以上例证论述之后，对这样强烈的反差，恐怕再也没有必要进一步解释了。道德关怀在时间长短上的偏颇，和两种形式的模仿有关系。
然而，千千万万条时尚小溪终将流向平静而浩瀚的风俗大海，上述的反差毕竟是短暂的——这是事实。毫无疑问，只要溪水在流，道德规定或禁忌对某些行为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这些行为有：只对子孙后代有利或有偏见的行为，对婚姻忠与不忠的行为，孝与不孝的行为，任性、懦弱或爱国的行为。在其他日子里，这些行为被认为可能是头等的美德或滔天的罪行，不过这些行为的利弊要很久之后才能被体会到。社会上总是有人说，让我离开之后再来洪水吧。不幸的是，如果这句话重复的次数太多，社会的结局就是灭亡。此外，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问题，经过一段进步和过渡的短视之后，在集体的深谋远虑的空间拓展耗尽之后，人们也有可能回过头来思考时间问题。文明到达顶点之后，终将走向内敛，这一天终将到来。在历史长河里，它已经无数次走向内敛的道路：在古埃及、中国、古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历史已经说明了未来的走向。到高峰之后，道德在许多方面又将显示其庄严与逻辑性。良心上的是非判断将在更加理性的环境中再次兴起。对荣誉感的义务而言，对良心的义务而言，一种人为的道德会成功。这种道德将满足时代的需要，时代又受制于飘忽不定的公共舆论。对荣誉感的义务和良心的义务，是我们的祖先熟悉的义务。这些义务将是专横的、绝对的、深入人心的，不过它们有光明和理性的优势。与此同时，艺术将背离光辉的古怪形式，深深地扎根在信仰和爱心的深厚源泉之中。
历史上的复兴现象、时尚与风俗混杂的现象，很值得好好解说一番，上文已经略有提及。这个论题与本章的论题略有不同，因为在这些混杂的现象之中，我们看不见新时尚变成风俗的趋势，而是看见它带上了某一种古老风俗的色彩。这两种模仿形式的传统关系值得我们研究。在科学和产业里，一种有着全新外观的思想可以借助时尚来传播，在诞生的过程中，它带有真理和效用的实验证据。然而，在美术、宗教、文学、哲学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从一定程度上讲，治国之道和道德里是否有一种有着全新外观的思想传播开来，那也是另一回事。最后，凡是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选择，让位于自由的判断、不能依靠严格演示的地方，也未必有一种带有全新的外观的思想传播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缺乏事实可靠支持的时候，时尚依靠什么样的权威来确保新奇战胜风俗的堡垒呢？时尚有什么权利来调动理性和幻想的产品去冲击久经考验的规矩、思想和制度呢？由此可见，倘若时尚想成功，它就必须带上敌人的面具来包围现存的风俗。它的办法是挖掘早已不时兴但已经复活的风俗，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于是我们就能看见，一切宗教改革都以或多或少的真诚，假装回到已被遗忘的宗教源头。它们就嫁接在这样的源头上。这是16世纪一切新教教派的借口，这个世纪是开启现代宏大模式的世纪。这也是瓦赫兰?[12]??伊斯兰教派的借口，它诞生于18世纪，一个世纪后仍在亚洲和非洲传播，它夸口要让穆斯林重新浸泡在《古兰经》里（见《科学评论》1887年11月5日）。这也是印度一切教派的借口，它们淹没苍劲的、硕果满枝的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的树干，认为自己正在使古老的印度宗教回归原初的状态。这也是东方佛教和基督教新教的想法。
如果宗教改革是这样的情况，文学艺术改革也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当新鲜的活力在艺术家和诗人的心灵里循环的时候，它以古风复兴的形式重新向外界做了这样的诠释。还用得着我进一步举例说明吗？我们可以列举的例子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伊拉斯谟?[13]??的西塞罗修辞风格、15世纪和16世纪建筑和雕塑的新古希腊主义和新拉丁主义、1830年浪漫主义的新哥特式风格。从奥古斯都时代起，古罗马开始的拉丁诗歌狂热就席卷了古罗马的上层阶级，直到哈德良?[14]??时代才开始退潮。为什么？因为新的时尚使智者派的艺术得到了名副其实的复活，先是引起人们的钦佩，后来是引起普遍的模仿。这样的狂热经久不衰，唤醒了古希腊的爱国主义，不过这样的复活是人为的、尚古的复活。
以上的论述也适用于立法改革。这方面最顶尖的时尚是16世纪的时尚，它使欧洲得到统一。它挖掘了古罗马的法令大全，在古罗马的名目下引进了一切立法者或帝王利弊皆有的篡改。以上论述更适用于政治改革。有的时候，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法兰西议会启用了一种全新的机制来控制皇帝的权力，这就是司法权威。它借用了古老的法兰克王朝时代的风俗。议员们认为，他们正在复活梦境中的政治体制。甚至法国革命也由于模仿雅典和斯巴达而感到自豪。最后一例是法国百科全书派，这些最不尊重先例的人认为，逻辑似乎很符合他们重构的社会蓝图。他们的判断是，逻辑就足以支撑他们的理论了。有的时候，他们真诚地渴望重新发现业已失传的人类特质，渴望复制人类最初那种自然的本真状态，尽量将其与他们对理性的崇拜结合起来。他们把许多史前考古的成果和自己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了。
此外，我要再次指出，复兴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表面的。布克哈特证明，古风的复活仅仅是15世纪意大利革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在复兴的过程中，古希腊和拉丁古风被强制意大利化了。况且，这种革新仅仅是一时之尚。和一切时尚一样，这种革新尾随着一些发现，即考古发现，尾随古罗马神圣土地上或修道院藏书室里的发掘成果。在众多雕塑、铭文、手稿和各种各样的遗址被发现之前，古风可能早已成了人们的信仰，并受到钦佩。然而在这些考古发现之前，对古风的模仿是不存在的。
可以说，宗教改革是德国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意大利的宗教改革。意大利挖掘古典时代的老古董，模仿老古董，由此恢复了生气与青春活力；而德国则回到它的原始基督教中去模仿想象之中的东西。（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把宗教改革仅仅看成文艺复兴的序幕是不正确的。人文主义者仅仅是路德教派偶然邂逅的盟友。实际上，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各有一个完整的演进过程。屡屡有人指出，文艺复兴并非灵魂的肤浅革命，对一小群在艺术和精神贵族化中成长的灵魂来说，它是在宗教改革的名义之下进行的一个深刻的去基督教的过程。而宗教改革到18世纪才在欧洲广泛传播开来。）文艺复兴与艺术发现和文学发现有关系；同理，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机器印刷的发明开始起步的。通过阅读神圣的典籍而获取最完美的知识，人们试图彻底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只有在突然遭遇书籍闻所未闻的传播和进攻时，社会才会产生读书的流行时尚，才会产生书籍是一切真理唯一源泉的幻觉。也许，正是由于德国是机器印刷的诞生之地，新教才能在这里兴起，否则，这个事实就会莫名其妙。因为机器印刷被发明之前，一切伟大的异教言论，一切反叛教会的运动，都兴起于欧洲南部，欧洲南部的文明开化程度超过德国所在的北方。
时尚与风俗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点没有来得及讨论。我们要把这个关系和以下两个关系区别开来：新近的时尚使古老的风俗复活，时尚巩固阵地之后成为风俗。我们经常会看见这样的情况：新时尚为了跻身舞台，悄悄地在风俗的名目之下潜入我们的视野，风俗又在不知不觉间改变并利用了时尚。
比如有人说，在青铜器引进之后过了很久，在那些长期只用燧石石器的地区，青铜工具和兵器还要继续模仿早已过时的燧石工具和兵器的形制。还有人证明，可以这样解释古希腊的建筑风格：它用石头或大理石复制的是古希腊原始棚屋的特征。米利都?[15]??和雅典的神妙而豪华的装饰柱，模仿的是古代的木结构建筑。中国建筑的风格可以用古代的木结构建筑来解释。这不是新时尚嫁接到古风俗的活枝干上又是什么呢？难道这不是意味着，建立在风俗基础上的社会需要这样的嫁接吗？尤其重要的是，难道这样的艺术行为和道德行为不是为了让发明和革新永葆青春吗？铁器和大理石作为外来的样板被引进之后，它们适应本地水土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民族惯例中的统一标准。
新的箴言或新的道德关怀渗入一个社会群体后，这个群体的视野就呈现出放大的趋势。为了被接纳，这些箴言和道德就不得不依靠社会群体抱有的偏见，以便能取代这些偏见。因此，在原本只承认血亲关系的氏族里，与陌生人的契约就凭借歃血为盟的仪式来顶替血缘关系。因此，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分割让位于君主集权之后，对君主的忠诚起初就以封建色彩的假象出现，仿佛它和原来平民对领主的关系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对君主的忠诚还是很快就要取代仆从对领主的忠诚的。
[1]?一直到罗马帝国最后的岁月，公共集会和欢庆的场合都展示艺术，这就是宗教庄严色彩的一部分。此外，古人并不像现代人那样熟悉世俗音乐和宗教音乐的区别。
[2]?我们看到，巴克尔比较道德的不变性与智能和科学的进行性（progressive character）时，犯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错误。不变性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从相对意义上来说，把它这个命题倒过来才是准确的。
[3]?古罗马平民被贵族接纳就是通过模仿实现的。维科说，古罗马平民起初的要求并不是“与贵族通婚，而是像贵族那样举行婚礼”。
[4]?斯多葛学派（Stoics），古希腊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主张普世主义、恬淡寡欲，重视逻辑。——中译者注
[5]?古希腊奴隶处境改善的另一个原因，我想是雅典妇女地位的低下，全古希腊妇女地位的低下。我们在欧里庇得斯的《埃勾斯》里，在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约前355，古希腊历史学家。——中译者注）的著作里，在其他地方，都能看到：古希腊妇女之所以用柔情蜜意去挑逗奴隶，无疑是由于她们和奴隶的生活的从属地位有共同之处。他们会肩并肩去争取解放。
[6]?号称安东尼的皇帝（Antonines），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几位皇帝的统称。——中译者注
[7]?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55—约135），斯多葛学派人物，原为奴隶。——中译者注
[8]?关于这一点，请参见我的《比较犯罪学》和《刑法哲学》。
[9]?我们可以追溯这一趋势在一些时代里的各个发展阶段。直到苏格拉底的时代，小国寡民的思想还主宰着古希腊城邦。到柏拉图的时代，经历波斯战争和随之发生的融合之后，古希腊的民族精神开始出现（就像百年战争之后的法国出现爱国主义精神一样）。连柏拉图也认为古希腊人和原始人是两个不同的人种，虽然他自己的理论本来应该得出更好的结论，至少他心里应该把他们纳入同一种人的思想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把古希腊人的土地拓展到中亚，古希腊人和波斯人这“两姐妹”的区别因此被抹平，道德关怀的范围因此扩大——即使到了这一步，古希腊人还是没有认识到人类是兄弟。在罗马帝国的征服之下，古希腊、以色列、高卢、非洲，甚至日耳曼地区都被纳入那个具有魔力的圈子中。
[10]?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所谓的艺术行业是名副其实的，毫无疑问，它们成了艺术的摇篮。
[11]?因此，时尚时期道德的个性颇像时尚时期艺术的个性。这就是说，在艺术家和道德家的眼里，个体本身的素质有了一定的分量。不过，这并不妨碍时尚时期的义务具有短暂却普遍的意义。同理，此时的艺术品很善于表现个体的外表，同时又能表现多变而普遍的心理状态。我已经指出时尚道德和时尚艺术的自然主义性质。布伦蒂埃（Brunetiere）说得很好：“在16世纪后半叶的宗教战争之下，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古老的道德是否应该被驱逐，而不再管束人的行为，自然本身是否从此就足以维持社会制度的运行。古老的道德建立在人的堕落的神学教义上，实际上却是建立在反常的经验之上。”顺便指出，自然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激励和乐观主义的激励相吻合。悲观主义是否属于习俗的时代，乐观主义是否属于时尚的时代呢？我这里指的是真实的悲观主义（比如基督教和詹森教派的悲观主义）而不是抽象的悲观主义。
[12]?瓦赫兰（Ouahran），阿尔及利亚西北部港口城市。——中译者注
[13]?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荷兰神学家、人文主义者，编定古希腊文本的《新约全书》。——中译者注
[14]?哈德良（Hadrian us 76—138，117—138年在位），古罗马皇帝，紧守边疆，加强集权，巡行各地，编纂古罗马法典，奖励文艺。——中译者注
[15]?米利都（Miletus），小亚细亚西部爱奥尼亚古城，位于今土耳其境内，公元前1000年被古希腊人占领，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殖民地和文化中心。——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