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打破了民族之间的壁垒，使文明的滚滚洪流能流进流出，国际交往应运而生。
惯例（usage）是最霸道的势力，最依赖政治的势力，最严厉、最必须服从的立法。我所谓的惯例是千千万万传统的或刚刚养成的调节个人行为的习惯，不是像法律那样抽象的、远距离的习惯，而是近距离的、无孔不入的习惯，包括一切人为的需要、爱好和厌恶，包括一个国家、一个时期林林总总的道德风尚。产业生产的目的就是要满足由惯例决定的特殊形式的特殊需要，这种特殊形式的特殊需要与政治经济学不太规范的规律多多少少是符合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和政治、法律一样，积习和宗教有关系。惯例是仪式的支脉。比如谁又能想到，我们习惯从左到右的书写方式居然有一个神圣的源头呢？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古希腊人最初仿照腓尼基人从右往左的书写方式，可是后来他们又模仿祭司从左到右的书写方式。祭司书写神谕时是从左到右的，因为右手的方向是吉兆，祭司求神的时候面向北方抬头望天时，东方就位于他的右手边，于是古希腊人就改变了原来的书写习惯。库尔提乌斯在《古希腊史》里说：“因为祷告时面向东方，用于祭祀的杯子、签筒和愉神的竖琴，全部是从左向右传递的。”根据他对书写方向的解释，再看看人类学家以生理学为基础的解释，你不禁会感到兴趣盎然。再者，即使在宗教信仰最淡漠的社会里，惯例也往往表现出深刻的崇拜，而且常常表现出崇尚武士的、物质主义的、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的理想，这样的理想支配并指引着惯例。12世纪的座椅和18世纪的饭盒的形态就足以揭示12世纪的神秘主义和18世纪的美食风尚。
19世纪，同样的对衣食住行舒适的追求，对奢侈品的追求，对礼节的追求，有希望传遍欧洲、美洲和世界各地。我们不再因为这样的一致性而感到奇怪，可是这样的情况对希罗多德来说却是令人震惊的。然而，这却是极其重要的事实，这样的一致性是在工业发展进程中完成的。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积累巨大的工业财富。12世纪游历欧洲的旅行家可能会看到，宗教信仰、语言、法律和政治相同的社区，竟然会表现出差异，在衣食住行、个人装饰和娱乐方式上都表现出难以名状的差异——每走一步，每当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都可能会注意到这样的区别。?[1]??然而，倘若这位旅行家一百年之后旧地重游，他就会注意到，同一地区几代人的具体差别并不是很明显。相反，在欧洲大陆的现代旅行家在各地看到的却是相同的特征，尤其是在大城市和上层阶级中看到相同的特征：旅店里同样的收费和服务、同样的室内家具、同样的衣服与珠宝、同样的剧院招贴、同样的橱窗陈列。但是，再过15年回来，他却会发现，这些东西已经大变。新的菜品出现在菜单上；家具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也许还表现出新的实用功能；新的时尚服装会从时装设计师的想象里冒出来；新的珠宝会从珠宝商的想象里冒出来；到那时，新的喜剧、歌剧和小说将会风行。我在上文中已经谈到这个反差，但是这个实例的反差比别的反差更加强烈。
空间多样性取代时间多样性，时间相似性取代空间相似性，文明进步是这个趋势的原因。那这是不是说，我们必须承认，这种逐渐、普遍或有序的取代趋势是必然的历史规律，是完全不可逆转的呢？不是这样的。唯有从地理多样性到地理相似性的这种正常的转移才是不可逆转的。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想象，惯例的一致性确立之后很可能退回分裂的状态，除非倒退是某种社会大灾难的必然后果。不过，即使不靠脑筋急转弯也能想象，经过一段时间无常的变化或匆忙的试验之后，惯例就能固定下来。习惯的持久性绝不会和习惯的普遍性相矛盾，它只是在补足习惯的普遍性。眼前的欧洲风起云涌，但它并非总是这样不平静，所以无意之间，欧洲正在走向一个平静的港湾。使文明经受磨难的狂热并非历史上全新的、闻所未闻的现象，我们知道这样的狂热如何结束。我们大致可以肯定，尼罗河流域、幼发拉底河流域或全中国、全印度，在远古朦胧的时代里，就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其间未必发生过什么狂热的鼓动。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地方特征化为乌有。具有传染性的潮流抹去了地方特征，这个过渡期必然出现暴力。不过这个潮流完成其使命之后已经荡然无存了。此后，在这个潮流曾经席卷的辽阔的亚洲大地上，我们不仅发现了服装、家具等令人吃惊的相似性，而且看到了对古代惯例不变的忠诚。这个特征非常明显，比如住所的风格、室内的布局在今日东方的宫殿里维持不变。这就使我们能重构古代亚述的宫殿，尽管在其遗址上，这些特征已经荡然无存。
这两种模仿的交替作用本身可能就足以改变世界，就可以逐渐抹去纵横交错的远古的地方惯例，使之无迹可寻。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不过我预料有人会反驳。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洞穴里发现同类的燧石、石刀和简陋的日用品，就匆忙下结论说，野蛮时代的祖先在服饰、道德或生活方式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又说这种新思想来自原始人自发产生的相同的思想。然而，这个结论太武断了。应该接受的逻辑认可的唯一结论是：燧石武器、工具、陶器等的生产和消费是由于大范围内的时尚模仿推广开来的。我们容易设想，在部落时代里，模仿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印加人的文明很发达，可是他们根本没有轮车或轮子的概念，从来没有想到用油灯或蜡烛照明，没有利用近在手边的油料。一想到这发达的文明，我就不能不怀疑：如果没有外来者的传授，大多数原始人会永远对制陶术一无所知。因此，面对这种几乎在全世界传播的证据，从中去寻找某些发现的内在必然性，似乎有一点儿荒唐。
尽管如此，我还是意识到，原始人的生活处在人类的底层，其多样性和原创性恐怕都同样缺乏。也许，他们的许多相似性有可能不是通过模仿产生的。不过，这种相似性绝不是社会性质的相似性，而是地地道道的生命机能上的相似性，因为他们所知的唯一欲望是自然的欲望，只有一点儿对家庭的印象。?[2]??接下来的是人为性超过自然性的家庭，此时的家庭具有了社会的特征，它希望成为一个小社会，而不仅仅是一个生理上的群体。于是，惯例和虚构的需要就叠压在身体的需要之上，或使之膨胀，于是真正的惯例随之诞生。惯例就作为独特的现象开始在几个群体里出现，每个群体里的惯例更加确定、数量更多之后，它们就开始分化。不过，每个群体内部的惯例的确定性和丰富性继续在增加。相反的是，其外部分化很快就会受到内部趋势的制约，内部的趋势是模仿异乡人，模仿那些因为发明和征服而著名的异乡人。不时之间，由于这个内在的模仿趋势无拘无束，由于它引进异域需要的精神，由于这种精神与维持传统需要的精神结合，社会就呈现出相似性增多的景观。首先是每个部落，后来是每个城市、每个省份、每个大国，最后是全世界一切文明开化的地区，都呈现出相似性增多的景观，呈现出相似性与日益增多的复杂性相结合的景观。在惯例方面是这样，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
谁要是想用气候所需来解释建筑的风格和时尚，他就会被捆住手脚。比如在小亚细亚，在面向黑海的山坡上，房顶上盖的是瓦；相反，在面向塞浦路斯的山坡上，房顶却呈现出梯级的样式。雷克吕斯?[3]??说：“建筑千差万别，不同全在气候。”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时尚或风俗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已经成为风俗的悠久的时尚问题。我们在美国看到令人厌恶的嚼烟草的习惯，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从上到下的各个阶级都有这个习惯，甚至漂亮女人（能用来说明模仿的、富有说服力的例子，莫此为甚）都有这个习惯——这个现象就足以解释痰盂为何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用具了。?[4]??这个习惯是种族需要和气候需要的必然结果吗？不是的。这是时尚和风俗的又一个例证。
让我就这一点再做一些说明，哪怕是再强调一下以上几节已经讲清楚的一个区别。不过，在这一节讲这个问题更恰当。我们来讲一讲生产和消费的区别。社会形成之初，每个家庭、每个原始群都是一个作坊，也是一个仓库，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放在家里，家庭还有教堂和国家的功能。换句话说，它生产它自己消费的一切，又消费它自己生产的一切。在私事和个人用具上是这样，在信仰或集体用具上也是这样。这就是说，家庭之间的交换不存在，经济团结不存在，政治或宗教上的团结也不存在。有些家庭生产小麦或稻谷、麻布或棉布，并不是为了让其他家庭消费，也不是为了换取另一些产品或服务，比如政治或军事服务；同理，有些家庭传授知识，高踞其他家庭之上，给别人提供思想或意志的走向，让人家相信和追随自己，以便获取人家的服务和产品。现在我必须说明这个过程中的生产和消费是如何分离的，我有责任证明，两种模仿交替的规律既适用于生产行为的传播，也适用于消费欲望的传播。
起初，家庭是一个排他性的、自给自足的作坊，制造、驯化动物和栽培作物的秘密由父亲传给儿子，模仿功能仅仅在遗传中起作用。与此同时，这个胚胎期的产业满足的需要也通过模仿而世代相传。后来，家庭从外面学到了更好的工艺，就有了消费者。他们模仿别人的工艺，放弃原有的错误。于是，人们就渴望消费新的产品，总是希望有和旧产品不一样的新产品。因此，新的消费需求一定是通过时尚传播的。最后，源源不断的革新就受到了欢迎，原来受遗传和风俗限制的模仿就会欢迎这样的革新，于是在更大范围内固化这些风俗的欲望就随之而起。公司就这样应运而生。与此相似，对应的消费欲望就扎根而成为全体国民的习惯。?[5]??然后，这个过程又从头开始。另外，一个自由竞争的时代，也就是自由的外部模仿的时代，取代了过去封闭的公司的时代。这个新时代必然回到更大规模的旧式的垄断，只不过它打出的牌号是大公司或行业辛迪加（垄断组织形式之一）。与此同时，普遍的变化和无所不在的时尚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取代过去时代里的惯例，直到全体国民心里默认的那一时刻到来——人们需要既稳定又统一的时刻。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一个表面简单实则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一般来说，和生产欲望相比，消费欲望的传播速度总是既快速又便捷。一支原始部落首次看见战斗用品或青铜装饰品时，他们就立即渴望得到类似的物品。但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们才会想到制造这样的物品。于是，他们就向制造人求购这些东西，通商活动随即开始。有人不无吃惊地指出，闪米特人、库施特人和雅利安人（不包括中国人）的史前青铜器的形制总是一样的，虽然其成分的含量各不相同。诺尔芒?[6]??断言，这个事实“至关重要，它证明了同一项发明是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的，鲁热蒙（Rougemont）先生给这些地区划定了精确的边界”。这就是说，在史前某个时期，获得青铜器的欲望形成了燎原之势，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起初，大多数部落或民族都购买青铜器，过了很久之后才学会冶炼青铜。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演化过程，青铜器的成分就应该表现出重大的地区差异。许多事实确认了这个观点，史前时代的青铜盔甲传播到了很远的地方尤其能说明问题。过去进入文明的民族后来成了欧洲历史悠久民族的市场，因为他们受到了新欲望的感染，但是他们还没有想到要模仿他们看到的新产业。英格兰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征服，就是这个趋势的结果。?[7]??
这个现象很简单，或看似很简单，然而从先验的角度说，相反的现象却更容易构想。生产的欲望只需要在一小群人中间传播，就足以成为事实；与此相反，消费的欲望要成为事实，那就需要在大群人中间流传。因此，当一个民族全都迷恋同样的衣服、同样的珠宝、同样的房子，可是没有一个人受到欲望的激励去生产这些衣服、珠宝和住房时，你肯定会感到吃惊。一般来说，人很善于模仿。可是除了模仿，人又很被动。不管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我们注意到，这种现象在各种社会事实中是随处可见的。读诗、观画、听音乐、看戏的爱好是各民族共同的爱好，是通过模仿传播的。而之后过了很久，作诗、绘画、写歌剧或悲剧的爱好才开始兴起。随后，一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天才就闻名于世，传遍全球，带上了国际的性质。?[8]??同理，接受聪明而充足的法律管束的需要产生得很早，制定详细司法体系的欲望或能力却姗姗来迟。所以，罗马法迅速在西哥特人?[9]??等原始人中传播开来，并且在文艺复兴之后几乎传遍了整个封建欧洲。又比如，宗教情感的需要走在前，宗教天才和对这些天才的需要走在后，也就是理论的发明走在后。因此，年轻和古老的民族都可能很快就皈依新的宗教。与此相反，虽然社会群体通过模仿爱上了建功立业、为国增光，可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学会了作战才能或治国之道，这是锻造一支光荣的军队或建立一个光荣的国家所必需的才干。这样的环境有助于才干卓著的征服者蚕食大片土地，比如它就促进了罗马帝国的形成。最后再举一例，在与外族接触的过程中，社会群体产生了学习丰富高雅语言的欲望，可是他们具备这种语言能力或修养的时刻却姗姗来迟。关于下层阶级学习语言的情况，我也能做出这样的断语：他们与文化水平高的阶级接触时，渴望模仿宫廷或客厅里文质彬彬的礼貌语，可是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尝试去复制这种时髦的生活。就这样，有些语言或方言势如破竹地传遍一个大陆或一个国家。古希腊语在东罗马帝国的传播，“法兰西岛”?[10]??的方言在法国的传播，英语在北美大陆和全世界的传播，都是很恰当的例子。?[11]??
一切消费需要总是走在生产需要之前，它们具有这样的优先性，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从由里到外的模仿过程中演绎出这个结论，所谓的从里到外的模仿过程就是从实物到符号的模仿过程。符号在这里是生产行为，它实现了消费品内涵的思想和目的。思想和目的是隐藏的内容，被消费的物品是外在的形式。现在我们知道，在变革时期，形式总是落在内容的后面。居约?[12]??说得好：“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政治革命首先是在思想上完成的，后来才在行动中得到实现：诗人们不曾体会到的哲学、宗教和社会思想突然爆发，体现在德利尔?[13]??恬静的古希腊亚历山大体的诗行里。”向浪漫主义诗歌过渡的变革是为了创造适合新诗魂需要的作品。诗歌的革新者跟不上新的形势，找不到适合自己思想和情绪的音韵和艺术象征，这难道不是说明，新近接触了追求奢侈和舒适的新欲望的国家，不能创造满足这些欲望的新产业吗？
这个社会现象产生的后果，比其他任何社会现象产生的后果更加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一个有力的因素，它打破了民族之间的壁垒，使文明的滚滚洪流能流进流出。国际交往应运而生。假定在各种事物中，复制在异域看到的新物品的需要走在消费它的前面，或者在消费它的同时产生，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是那样，原始家庭就会互相模仿而不会团结。它们就可能彼此疏远，即使不互相敌视，它们也会在互相借用东西之后恢复原来很疏远的局面，就像莱布尼茨的单子一样，单子互相映射却不能互相影响。不错，这是异质性与相似性的结合，是一致性之中存在的分离性，这样的状况隐含着矛盾的局面，这样的矛盾是不能无限期拖延的。于是，人类偏重模仿而不是创造的被动性就有幸产生了商务、政治和思想的多重纽带，使不同的群体能实现融合或是为融合铺平道路。模仿长时期处于比较被动的态势之后，它总有变得比较活跃的时候。这时，一个民族在长期进口书籍、绘画作品和奢侈品之后，在引进了它需要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之后，总是要着手提供自己的文学艺术、奢侈品和外交。当然，人们的大多数自己生产产品的尝试都失败了。或者说，依靠高关税或其他保护主义的方法，一个民族生产这些产品的尝试可能会成功，同时它却可能因此而重新回到孤立主义的状态。然而，已经确立的模仿和进口习惯很强大，是难以被连根拔除的。总有一天，这些习惯又会重新站稳脚跟，这其实是对各方有利、皆大欢喜的局面。
实际上，新的消费欲望在一个民族成员中长期扎根之后，新的生产欲望就会喷发而出。可是到这个时候，外来的产品已经像洪水泻地一样进入这个民族的市场，所以由此激发的生产欲望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外来的文学艺术、产业和策略。一个创新的市场体系随之出现，并且反过来成功地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并打入外国生产商的市场。此外，在之前的章节里，我已经断言，一种语言、一种宗教、一种政府权威和一套法制的广泛传播，是伟大的文学、文明、治国之道或安全体系首要的、必要的前提。现在我能毫不费力地证明，同样的欲望和爱好，即同样的个人习惯的广泛传播，是巨量财富、伟大的产业体系和伟大艺术（下一节还要讲艺术）的首要前提。
在这个问题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们要区分对产业特征产生的两种影响，一是在惯例问题上从风俗到时尚过渡时产生的影响，一是从时尚回归更为广泛的风俗时产生的影响。
有的时候，风俗会对不同地区的饮食、服饰、家具和住房施加强制性的影响，并且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固化不变。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地区和时代，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即使已为人知，也是难以找到市场的。这时的工匠会一心一意地制造少量结实耐用的产品。?[14]??反之，在稍后的时代里，当同样的时尚范围超越一国的边界时，虽然它逐年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产品的数量就成了生产的唯一目的，产品的稳定性却不是目的。一位美国商船制造商告诉托克维尔，由于人们对海船的需求经常变化，制造寿命不长的海船对他有利。在风俗时代，生产者追求的是狭小但长期的未来市场；在时尚时代，生产者追求的却是庞大但短暂的外国市场。建筑、珠宝、家具、书籍装订、雕塑等产品的基本属性是长寿，就这些产品而言，仅仅在风俗时代受到当代用户的青睐是不够的。一定程度的补偿办法是争取后代用户的厚爱。于是我们看到，虽然中世纪各地区的惯例分崩离析?[15]??，它还是拥有伟大的建筑师、金匠、非凡的家具木匠、书籍装订师和雕塑家。但是，就注定短命的产品、很快就被消耗的产品而言，这样的补偿机制是不存在的。因此，园艺产品、农产品、一般的玻璃、陶瓷和纺织产品，在整个封建时期长期兴盛却进步很小，我们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反过来，倘若在时尚时代里飘忽不定的口味会妨碍建筑和雕塑之类的艺术和产业，倘若这样的口味妨碍那些寄希望于未来市场的产品，那么在广阔空间里一致的口味却非常有利于寿命短暂的一切制造品的进步，虽然这样的口味在时间上是不稳定的。寿命短暂的产品有造纸、新闻、纺织、园林等。尽管如此，倘若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里重新获得的稳定性补足了既有的惯例的一致性，无比繁荣的第三个阶段就会向产业敞开大门。这样的时期即将进入我们的眼帘。千百年前，中国已经达到了这个令人高兴的目标。我们知道，虽然它利用的发明宝库相当单薄，但是它拥有的产业财富却非常令人震惊。
在以上论述中，我是否夸大了模仿的作用？我认为没有，这是因为，一种伟大的产业被引进一个国家时，起初它只用于奢侈品、挂毯、珠宝等领域，稍后它才用于第二等必需品和第一等必需品中。这实在是奇妙。为什么呢？惯例首先被上层阶级，即奢侈品消费者吸收，然后才被平民吸收。因此，指责科尔贝尔?[16]??鼓励丝织业和其他贵族产业是不公平的。在他那个时代，这是唯一向他开放的必由之路。然而，罗沙在指出产业发展奇妙的顺序时，却没有觉察到原因何在。他说：“古代的运输工具非常落后，各国的礼仪和习惯也非常落后，又缺乏机器，因此产业就必然非常分散。”他甚至没有提到我指出的独特的原因。我认为，他提到的这个原因其实是结果。比如，运输落后的原因，难道不是风俗、礼仪的差别吗？难道不是消费者太不重视模仿外国的东西造成的结果吗？倘若不同的地区都希望购买相同的产品，人们就会觉得需要共同的道路，而且这样的需求不久就能得到满足。不过，修桥铺路的修道士（中世纪产生的这个教团以修桥铺路为己任）修建的道路不久就荒废了?[17]??。罗马帝国时代也修建了很好的道路。不过，虽然古罗马的威望?[18]??给普世的趋同提供了动力，但由于各地使用道路的习惯很不一样，大规模的产业无从谈起。?[19]??
至于缺乏机器作为原因，我们的解释同样有效。这是因为，机器的幼芽实际上在古代就可以启动并成长为伟大的产业体系，它潜藏于古代的一切生产部门中，分散在古埃及、腓尼基、古希腊、古巴比伦等辽阔的地域。倘若它由于生产者对时尚的模仿而得到普及，它就不可能不快速地改进。由此可见，古人缺乏的是模仿外国人的倾向。于是，一切就回归这样一个问题。大规模的造纸业之所以成为可能，无疑是因为书写习惯的普及，这是其首要条件。此外，严格地说，机器并非大规模产业不可或缺的条件。既有靠人力的制造业，也有靠机器的制造业。印刷机被发明之前，古罗马就有了大规模的手工抄写作坊，抄书人生产了维吉尔、贺拉斯等人的一批又一批经典。这个产业是极其庞大的，因为它吸引了整个帝国的学者，凡是接受相同教育的学者、操同一种语言的学者、受到相同的文学爱好激励的学者，都受到了这个产业的影响。?[20]??
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仅有需要和惯例的相似性，还不足以成就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对这种相似性有一定的认识也是必需的条件。朱塞朗认为，在中世纪，在那些路况不佳的道路行走的人，只有国王及其随从、地位很高的贵族、朝圣的香客、在逃犯、游荡的工匠、行吟诗人、云游的托钵僧、叫卖文物和赎罪券的商贩。从上述行走人似乎就可以看出，当时唯一的或主要的出口产业就是兜售文物和赎罪券。至于行吟诗人，他们只为几座城堡或一两个宫廷效劳。这是不是说，人们就只有一个共同的购买文物和赎罪券的欲望呢？?[21]??不是的。这只是说明，人们只知道从相同的宗教信仰里派生出来的一种相似性，对其他相似性则浑然不觉。但是，朝圣者和其他云游人逐渐把原来朦胧的相似性传播开来。他们甚至使已有的许多相似性逐渐增加。在这个方面，他们为未来的产业铺平了道路。托钵僧无意之间也为这个目标做出了贡献。他们使人们的思想趋于统一，他们在福音传道的幌子下传播民主思想，或者在宣扬民主思想的幌子下传播福音。就这样，他们感化了灵魂，这是正确的道路，甚至是通向物质财富的道路。萨沃那洛拉教派的宣教士充满激情地布道、马丁·路德及其追随者的布道、百科全书派?[22]??激情洋溢的理论都是必要的因素，都能促使一切阶级和民族有意识地、公开地穿着大致相同的衣服、遵循大致相同的方式生活。正是这个条件给产业的发展插上了翅膀。
所有惯例的相似性对广泛的产业发展都至关重要。在这些惯例中，有一种最为重要。除非这个惯例也完成了趋同，否则其他一切惯例的趋同都毫无意义。我指的是价格调节机制的趋同性。我斗胆说，有一种逻辑规律最为重要，这条规律不是教条主义经济学家所谓的供求规律，而是更加精确、更加完善的规律。具体的价格首次形成后，起支配作用的就是这种机制。公开的议价或合同定价之后，这个价格靠时尚机制传遍四面八方，它到达的地区远远超越了合理价格主导的地区。另一种情况是，定价时的具体条件早已消失之后，靠风俗运行的价格却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对价格规律的滥用或侵犯，可是这个价格依然靠风俗沿袭了下来，或者靠时尚传播开来。然而，毫无疑问，倘若没有这样的沿袭机制或传播机制，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会遇到障碍。倘若每个城市无数的商铺按照传统的价格进货，拒绝服从商行统一的定价进货，我们的大商行还有可能站住脚吗？倘若我们的大工厂坚持按照用习惯的工资支付给工人，而不顾劳工市场行情的涨落，它们还能长期经营下去吗？与此相反，倘若昔日的工匠只看着未来干活，倘若本来就狭隘的环境里的一切视野又都是封闭的?[23]??，倘若工匠不能指望靠顾客的惠顾和回报来生存，倘若他只能指望永恒的回报，倘若僵化的纽带长期把他和顾客捆绑在一起，倘若顾客被一个永恒的联盟捆绑在一起，倘若未来的价格不能得到预计的稳定或保障——倘若是这样，消费者和生产者还能享受到什么安全感呢？于是，习惯性的价格固定不变就成了价格地区变异的补偿机制。同理，目前价格的统一性就是目前价格变化的补偿机制。也许总有一天，价格终将既固定不变又各地统一。价格可以给市场提供空间范围和时间稳定两个方面的出口，这就会让市场获得远超以往的胆量。
事实上，每种时尚都企图扎根而成为风俗。不过只有少数几种时尚能成为风俗，大多数时尚则会像细菌一样夭折。然而，只需要引进少数几种外国的需要或引进新奇的手段去满足这样的欲望，就足以使一个国家的消费情况复杂起来。这是因为业已存在的需要和奢侈习惯一定要进行长期的抗拒，它们决不会让步，也不会消失。亚洲人吃的大米被引进欧洲之后，欧洲人吃面包的习惯并没有受到很强的侵蚀；欧洲人的面包被引进之后，亚洲人吃大米的习惯也没有受多大影响。不过，一个新的成分使两地的饮食更加复杂了。“法国人于1860年签订的商务条约犯了一个错误。?[24]??我们认为，法国的葡萄酒会取代英国市场上的英国啤酒。我们想象，我们的酒可以迎合一批消费者的需要，他们过去不喝法国酒是因为关税太高、售价太高。我们这个预测的根据不足。即使法国酒在英国市场取得了一些进展，其顾客群也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工人阶级甚至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人?[25]??都没有进入这个圈子。虽然我们的葡萄酒比过去更受欢迎，但是它并没有使英国啤酒付出多大代价。啤酒消费量增加的比例始终超过了外国酒消费量增加的比例。”就这样，法国酒成了英国啤酒的补充，它并没有取代英国啤酒。
时尚在惯例中占主导地位时，产业会出现什么特征，这很容易猜到。为了击败流行的时尚而得到推广，语言就必须更加规整、更加平淡无奇，它就必须具有更多合乎逻辑、生动活泼的色彩；宗教就必须具有更多灵性；政府就必须更加高效、减少权威性；立法就必须靠理性和平等而更加明亮，而不是靠形式创新；产业体系就必须开发出机械和科学的一面，哪怕这样做会损害自己的自发性和艺术性。总之一句话，时尚的主导必须与理性结合，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还可以再补充两个结合：时尚的主导必须与个体主义结合，与自然主义相结合。理由是：在以当代人为模仿对象时，你必须单个考虑一个又一个模仿对象，把它们从一大堆可供选择的母体对象中剥离出来；相反，以祖先为模仿对象时，你强调的是个体与先人之间在遗传性上的纽带。我们很容易感觉到，一切以时尚为模仿对象的时代都具有共同的特征：自然法（也可以读作个体律）对民法的入侵，自然宗教对传统宗教的入侵，忠实观察和反映个体现实的艺术对僧侣性艺术和习惯性艺术的入侵，自然道德对民族道德的入侵。以时尚为模仿对象的时代有：梭伦治下的雅典，西庇阿父子治下的古罗马，15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和18世纪的巴黎。意大利的诸位人文主义者和法国的拉伯雷?[26]??、蒙田?[27]??和伏尔泰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自然主义和个体主义的这种特征。因为对个体的人而言，再没有比理性更加自然的东西，因为用对称和逻辑的秩序取代神秘而复杂的生活，是最能满足个体理性的，所以看见理性、个体主义和自然主义携手并进，我们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时尚在各种事物中起主导作用的特征是，伟大和自由的个人英姿勃发、雄才绽放。在时尚的时代里，在语言方面，沃热拉?[28]??这样的语法学家如鱼得水。甚至沃拉卜克语那种大量人造的习用语也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只要对它们的改革打上有规律和对称的印记。在宗教方面，时尚的时代是伟大的改革家的时代，也是伟大的异教徒和哲学家的时代。只要简化宗教并使之理想化，他们就能成功。在治国和立法方面，这样的时代是光辉的立法者和帝国元勋的时代，也是完善法典和行政的时代。在经济方面，时尚的时代是完善机器的伟大产业家的时代。在审美方面，我可以补充说，时尚的时代是创造力辉煌的艺术家的时代，他们把技法和构图推向登峰造极之境。此外，无论何时何地看见伟人声名鹊起，我们都可以肯定，时尚的感染力如火如荼，虽然每个闪光点都只不过是每个传统崇拜的出发点而已，这种传统崇拜和它摧毁的崇拜一样具有排他性，一样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比如，莫里哀?[29]??的崇拜者紧守法兰西戏剧传统，我们不能因此忘记，他们的偶像莫里哀在他那个艺术创新的世纪里对革新抱的最开放的态度，对迷信抱的誓不两立的态度。我们可以肯定，荷马和莫里哀一样，生活在一个模仿迅速扩张的时代，爱琴海诸岛和整个小亚细亚都向爱奥尼亚文化的辐射敞开了大门。
总而言之，风俗和时尚在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相当于这两种共存的模仿形式在其他社会领域产生的影响，不过两者是交替增减消长的。把这个角色纳入我提出的总体规律没有困难。除此之外，这条规律的道理，两种在斗争中消长、直到风俗战胜时尚的规律，正是我们看到过的情况。因为每一项发明都是某一种模仿的核心，因为这种模仿就是从这项发明的核心辐射而出的，所以模仿的欲望必然喜欢指向灿烂夺目的发明最丰富的一边。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祖先很善于发明，如果他比同时代的人更善于发明，那么，他的模仿就专注地指向过去；反之，如果同时代的人比你的祖先更善于发明，那么，他的模仿就专注地指向当代和外国。现在看来，这两种情况必然要长时期交替进行。原因是这样的：一旦发现一项发明的富矿，全世界都会竞相利用，富矿不久即告耗尽，遗传的价值随即暴涨，直到发现一处新的矿脉。等到一切矿脉开采耗尽后，我们就只能诉诸祖先剩下的模仿对象和范例了。
时尚的主导和现代的发明进步之间有一种相互刺激的关系，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忘记：发明进步处在优先地位。毫无疑问，如前所述，一旦时尚之潮自由奔腾，它就会刺激我们的发明幻想，使之沿着最适合时尚加速泛滥的道路驰骋。但是，是什么东西使时尚之潮自由奔腾的呢？如果不是因为与国外的接触而受到推动，如果不是得到外国新奇的事物自然而然的推动力，那又会是什么呢？我们不能怀疑，这就是法国的情况，凡是与产业有关的情况都是这样的。这是因为，欧洲各国人民互相模仿的第一动因就是蒸汽机，它使生产规模扩大；还有铁路的推动力，它完成了产品的远距离运输；电报的推动力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的幻想力在产业和科学这两个领域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幻想力冲破风俗的壁垒，尤其是阶级和科学方面的壁垒。与此相反，艺术领域里的传承则缺乏创造性幻想，所以从总体上看，传统精神坚守在艺术领域。其中的细节耐人寻味。在建筑领域，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发明。我们这个时代盲目抄袭哥特式、古罗马式和古巴比伦式的模仿对象。在这个方面，正如12世纪专心致志于革新一样，19世纪专心致志于传统，至少在钢铁结构来临的时代之前都是这样的。
实际上，虽然有一些发明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发明者多半都非常富有模仿力。每个时代都有一股发明之潮，一般来说，这股潮流是宗教、建筑、雕塑、音乐或哲学潮流。由于习惯的力量，有些潮流必然要走在其他一些潮流的前面。比如，神话天赋的影响一定会走在思辨天赋的前面，习惯上是这样的——我不会像孔德那样说必然是这样的。毫无疑问，语言的天赋一定要走在神话天赋和思辨天赋的前面。先耗尽的是语言的天赋。最先进的社会最鄙视语言领域之外的风俗，和语言风俗相关的帝国越来越气势逼人，它对文字规范过分尊敬，它的语文保守主义日益增长，它君临其他领域。我认为，历史上许多看似独特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用同一源头的思考来解释的。不过，我这里没有来得及解释的东西，读者倒是可以自己去思考。
[1]?所以，思想和教义的传播比惯例的传播更加容易。惯例尾随思想和教义而逐渐趋同。这个事实可以作为例子，说明我上文论述的从里向外的模仿过程。
[2]?此外，这样的相似性并不完全。埃米尔·里维耶尔（émile Rivière）研究了史前洞穴里的动物，他说在芒通（Mentone）的洞穴里难以找到鱼骨，他为此感到惊讶。他不能解释，面对非常丰富的鱼类资源，这里的原始海滨住民为什么不想捕鱼。这个奇怪的现象难道不足以说明他们还没有想到发明渔具到海里去捕鱼吗？
[3]?雷克吕斯（élisée Reclus，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著有《新世界地理、地球与人类》19卷等。——中译者注
[4]?没有必要向美国读者说明，塔尔德举的这个例子不恰当。然而，为了让阅读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国小说家。——中译者注）和狄更斯的英国读者明白，我还是最好说明，这个例子与事实不符。——英译者注
[5]?如果作为行业的特征被抹去，那就是时尚模仿的时期。这就是说，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到其他行业里去寻找模仿的对象，而不是把他的顾客或上司、他的家长当作唯一的模仿对象。
比如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Siècle de Louis XIV?）里说：“过去，各种不同的生活条件都可以用其典型的不足来识别。军人和即将出征的年轻人表现出夸张的活力，律师表现出令人敬畏的尊严，这和他们身穿战袍和法袍的习惯不无关系，即使上了宫廷，他们也照穿不误。医学界和大学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商人聚会时还是穿便装，甚至造访部长时也穿便装。在过去的年代里，大商人也不过是平民。然而，一旦公民开始在公共建筑、公开场合聚会兜风，为了共同享受生活，他们在外表上就逐渐趋同，几乎完全一样了。如今我们看见，彬彬有礼的仪态几乎渗透生活的一切角落。这一切变化逐渐在各个省区里起作用。”
白洛嘉（Broca，1824—1880，法国外科医生，体质人类学家。——中译者注）曾经说，记忆并非一个单纯的官能。大脑皮层的每个功能都有特殊的记忆和习惯。同理，我认为模仿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官能，因为模仿就是社会记忆。每一种社会功能，尤其是每一种追求都有各自的风格，各有其模仿渠道和模仿潮流。职业性模仿（professional imitation）尤其值得研究。应该把这个问题一分为二，一半研究各行业的偏见，另一半研究其风俗。有的时候，职业性模仿在狭窄的渠道里流动；另一些时候，它不受拘束地传播。不同的职业性模仿是互相联系的。
[6]?诺尔芒（Lenormand，1837—1883），法国亚述学家、古钱币家，解读楔形文字，对了解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做出了宝贵贡献，著有《古钱》三卷、《亚洲秘史》等。——中译者注
[7]?“布须曼人（Bushmen，南非一个以采集为生的原始部落。——中译者注）因饥饿而大批死亡，他们的周围全部是游牧民族。千百年来，他们都猎杀邻居的牲畜，糟蹋人家的牧群。他们从来就没有养殖动物的念头。”（Zaborowski，Revue scientifique?，Dec 17，1892.）在这个例子里，布须曼人的消费欲望早就走在生产的欲望之前，可是他们至今没有生产的欲望。
[8]?诺维考（Novicow）先生的《国际政治》饶有趣味。他似乎认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应该生产它消费的文学艺术。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按照他的说法，只要现代欧洲仍然以古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为消费资源，就不存在什么法兰西、英格兰、西班牙或日耳曼民族。
[9]?西哥特人（Visigoths），4世纪后入侵罗马帝国并在法国和西班牙建立王国的日耳曼人。——中译者注
[10]?“法兰西岛”（Isle-de-France），即巴黎周边地区。——中译者注
[11]?15～16个月的婴儿不能说话，但是能听懂妈妈说的话。乌佐（Houzeau）认为，有些动物，比如猴子和狗能猜出主人的意思。它们也是先消费语言，生产语言则走在后面。
[12]?居约（Jean-Marie Guyau，1854—1888），法国社会学家。——中译者注
[13]?德利尔（Delille，1738—1813），法国诗人，被誉为“法国的维吉尔”，曾翻译古希腊、古罗马经典和弥尔顿的《失乐园》，创作了《花园》 《大自然三界》。——中译者注
[14]?罗沙说：“古罗马的毛纺业因其产品的经久耐用而著名，修士的服装因其用固定的标准而不会随时尚而变化。”
[15]?这并不是说，中世纪就不曾有迷人的时尚。齐布拉里奥（Luigi Count Cibrario，1802—1870，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中译者注）说，从13世纪以来，贵族都喜欢“穿从远方买来的服装，比如撒拉逊人（Saracens，即阿拉伯人）、斯洛文尼亚人的服装”。佛罗伦萨妇女喜欢纯绿的坎布里亚（Cambria，即威尔士）服装。一切时尚变化对贵族和富豪的服装都有影响。不过，那时的时尚变化远不如今天频繁，远没有深入各个阶级。朗博说：“中世纪平民服装的变化非常少。”这是因为他们的服装成了一种传统。他说：“与此相反，富豪的时尚却反复无常。”这是因为他们受时尚的影响。在一切历史时期，包括远古和中世纪，时尚主导的时期往往是文明辉煌和上升的时期。希罗多德说：“波斯人对外国的积习怀抱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模仿米堤亚人（Medias，伊朗高原西北部古民族，公元前8世纪建国。——中译者注）的服装……作战时使用古埃及人的盔甲。他们学习古希腊人的男色恋童癖。”
[16]?科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四的重臣。——中译者注
[17]?朱塞朗（Jean Jules Jusserand，1855—1932，法国学者和外交官。——中译者注），《云游的生活》（La Vie nomade?）。
[18]?有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罗马帝国全国，至少是上层阶级都喜欢躺在躺椅上吃饭。这个事实既显示了古罗马的威望，又揭示了被征服者模仿征服者的倾向，这个习惯既莫名其妙又极其不便。对于从这个习惯派生出来的一件奢侈品，我们已经不熟悉了，这就是吃饭的靠椅，它和睡觉的躺椅不同，和婚床也不同。
[19]?然而，即使在原始人的世界里，也存在出口的产业，这是由于古罗马这个模仿对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原始人的欲望和口味无意之间就被拉丁化了。阿梅代·蒂埃里（Amédée Thierry）说：“古罗马的商品极其普遍，萨尔马特人（Sarmatian）和日耳曼人的衣服要么是用相邻省份的产品制作的，要么是直接从意大利进口的。”[《罗马帝国风情画》（Tableau de l’empire romain?）]。
[20]?中世纪甚至近代的初期，产业进步都很慢，有人说这是由于荒唐的限制挥霍的法律，是由于狭隘而机械的工业组织。不过这仅仅是我解释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限制消费的法律遏制或扼杀了其他阶级模仿一个阶级的倾向，公司的垄断妨碍了外界生产者模仿公司成员使用的生产工艺。有人说，即使在1871年之前，德国工业的兴盛也是由于关税联盟的保护。然而如果我们假定，那些小公国、自由镇、数以百计分割德国的地区都保留各自的特殊欲望和奢侈，那还存在什么关税联盟呢？肯定没有的。
[21]?容我补充一句，这就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奢侈：神龛与圣骨盒，这是连最奢侈的古罗马人也没有梦想过的奢侈。
[22]?百科全书派（Encyclopaedists），以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为首的法国学者，他们以编纂《百科全书》而著名，该书在当时成了重要的启蒙思想和革命思想工具。——中译者注
[23]?在这一点上，我冒昧提请读者参考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心理学》（La Psychologie en économie politique?），尤其请注意该刊第405页之后的部分。另一篇文章讲的是同样的主题，只是更加详尽，发表在吉德先生主编的《经济学评论》（Revue économique?）（1888）上，题名《价格两论》（Les deux Sens de la valeur?）。两篇文章经过编辑之后，收入我的《社会逻辑》（1894）中。
[24]?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February, 1882.
[25]?在这个案例里，正如在其他案例里一样，我们看见了这样的现象：社会阶梯越高，对本土习惯的依恋就越小，对外国事物感染力的开放程度就越高。
[26]?拉伯雷（Fran?ois Rabelais，约1494—1553），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代表作《巨人传》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中译者注
[27]?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散文大家，其著作已经有许多译本。——中译者注
[28]?沃热拉（Vaugelas，1585—1650），法国语法学家，法兰西学院最早的成员，著有《法语习作讲话》。——中译者注
[29]?莫里哀（Jean Baptiste Poquelin Molière，1622—1673），法国剧作家，首创法国现实主义喜剧及喜剧新风格，著有喜剧《达尔杜弗》《恨世者》《吝啬鬼》《贵人迷》等。——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