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必须要研究喜好和厌恶的非逻辑原因，这些非逻辑原因会在各种对立的模仿的背后起作用，并决定谁胜谁负。
不过，在着手考虑这些问题之前，让我先简单说一说模仿可以采用的一些样式：精确与否的样式和自觉与否的样式。
（一）模仿精确与否
模仿既可能是模糊的也可能是准确的。在文明进程中，被模仿的行为或思想在数量上和复杂性上增加，会不会使模仿越来越精确或越来越混乱呢？我们也许会想，复杂性每前进一步，非精确性就会前进一步。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刚好相反。模仿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生活的灵魂。在文明开化的人中，驾轻就熟的模仿能力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发明的数量和复杂性的增长速度。询问的结果证明，模仿与生物的繁衍和物理的振动具有相似性。光的振动比声音的振动更多、更细腻（精巧），星光传到地球上的精确性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但声音传播的精确性却不如前两者。同样，电能的振动量大、复杂性高，其保真性无与伦比、超乎想象。要不是电报、电话、留声机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证据，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电能的这个特征。噪声是一连串不同的声波，乐音是一连串非常相似的声波，然而乐音与和声的关系比噪声复杂得多。遗传在复制高度分化的有机体时产生的相似性，远不如它复制低级生物时产生的相似性——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与此相反，猫或兰花的类型被保存下来的情况，至少和植形动物（zo?phyte）?[1]??或蘑菇被保存的情况相仿。如果有机会长期混血的话，人种最细微的差别也可以通过遗传，以最完美的精确性长期保存下来。
无论以什么观点来看问题，长期的社会生活必然会形成礼节，约定俗成的行为一定会完全战胜个人的嗜好。社会生活的时间越长，其发展过程越是平静无忧，语言、宗教、政治、法律、建筑、音乐、绘画、诗歌、礼节等就必然会产生更加完整的常规和惯例，就必然会产生更加苛刻、更加强制的礼节。语言和宗教历史悠久并具有很高的原创性时，正字法、语言纯洁、语言规范、仪式、宗教仪轨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专断的精确要求。?[2]??若干世纪以来，虽然基督教的变化越来越复杂，但是它表现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规范性、一致性和正统性。赛伊斯和惠特尼（Whitney）两位学者认为，蛮族的语言虽然很贫乏，但它们富于变化、自然而然；开化民族的语言虽然丰富，却是始终如一、比较稳定的。法律的历史越悠久，无论它多么复杂，正义的程序和规范也就越正规。社会礼节兴起的时间晚于法律或宗教时，世俗礼节就不那么严格。随着诗歌数量的增加，韵律，即作诗讲究的格律，就越来越束缚手脚。然而奇怪的是，诗人的想象力反而越来越丰富。政府的分化越细，文牍、程式、繁文缛节就与日俱增。建筑业要求从业者盲从并重复神化风格的倾向变本加厉，音乐界的情况也是这样。绘画界也要求其奴仆以照相似的精确度去复制自然或传统的范本。在古代帝王的统治下，军队制服的普及不如现在，受尊敬的程度也不如现在。越是往上追溯，不同军阶的军服就越是五花八门。根据文艺复兴研究专家布克哈特的考证，中世纪佛罗伦萨市民的着装极富个性、随心所欲，就像人们在化装舞会上的着装一样。倘若现代人穿衣服如此大胆自由，那该是多大的丑闻啊！
这样约定俗成的需求对社会人来说是极其自然的，达到一定强度之后，它就会成为自觉的需求，并且以猛烈而激进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切古老的文明都曾经设置典礼官，他们负责传统仪礼的传承。在古埃及、中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及其继任者的宫廷里，在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里，我们都发现，君主的侍从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在共和体制里，比如在古罗马共和时期，也有专职的审查官严密监控古老的风俗。即使在古希腊，宗教生活也要受制于最绝对化的仪式。我们讥笑这些烦琐的仪式，同时却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如今神气的缝纫师、实力雄厚的制造商和记者与时尚模仿的密切关系，就像昔日民事或宗教典礼官模仿风俗一样，两者正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还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如今的缝纫师、制造商和记者喜剧似的重要性和昔日的典礼官也是一样的。他们“裁剪”我们的衣服、谈话、信息、口味和欲望，根据的是一种统一的模式，偏离这种模式就是不妥当的。这种模式从欧洲大陆一端到另一端的一致性，被认为是文明的显著迹象。同理，对千百年间的传说、传统和风俗的传承，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民族辉煌的基础，这样的看法是非常明智的。?[3]??
（二）模仿自觉与否
模仿可能是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自发、自愿或无意的。不过，我并不太看重这样的划分。随着一个民族开化程度的增长，它模仿的方式是不是就越来越自觉、有意和自愿呢？我想，事实正好是相反的。个体无意识的习惯在发轫之初是有意识的、自主的行为；同理，一个民族符合传统或风俗的一切所作所为在滥觞之时，也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是一个反复考问是否需要引进的问题。当然，我必须补充说，许多模仿行为自始至终都是无意识的，是无意为之的。口音和举止的模仿就是无意识的，与我们的生活环境相关的理性和情感的模仿行为常常也是无意识的，是无意为之的。显然，模仿他人意志的行为——这是对自发性的服从行为最恰当不过的定义——必然是非随意的。但是，我们必须说，非随意、无意识的模仿决不会成为随意和有意的模仿。而随意和有意的模仿却可能带上相反的特征。此外，让我们进一步区分这两层意思：从思想或行为上有意识地模仿某人做某事，是一回事；自己有意识地设想去做某事或具有做某事的意志，却是另一回事。在第二层意思里，意识或意志是常见的、普遍的事实，文明进步既不能放大这样的意识或意志，也不能削弱这样的意识或意志。在第一层意思里，模仿某人做某事的意识是最容易变化的，文明似乎并不鼓励我们这样去理解意识或意志。在原始人的眼中，他的部落悠久的风俗或宗教就是正义或真理的化身，他有意识地模仿祖先，渴望像祖先那样实行司法仪式或宗教仪式——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原始人丝毫不比现代的劳工逊色，甚至可以说，和现代中产阶级相比，他也毫不逊色。原始人模仿祖先，就像今天的中产阶级模仿邻居、雇主、编辑，就像中产阶级模仿人家在报纸上的言论、模仿人家客厅里的家具一样。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始人的模仿和现代人的模仿），如果认为人之所以模仿别人是因为我们希望模仿别人，那就错了。这是因为，模仿的意愿本身是通过模仿代代相传的。我们在模仿别人的行为之前，首先是感觉到有必要，然后才开始模仿。我们感觉到模仿，那是因为我们在模仿，是因为这是别人给我们的暗示。
我讨论过了模仿固有的特征，现在转向不同的模仿遭遇的不同命运。模仿的命运随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内容可能是符号，也可能是符号表征的事物。符号是内向的范本，它表征的事物是外向的范本）；由于模仿源头的人物、阶级或地域的优劣，模仿的命运各有不同；由于模仿的源头是过去或当代，模仿的命运各有不同。在这一章里，我想说明：假定在遵循逻辑价值或目的论价值的情况下，主观范本被模仿的机会将走在前，客观范本被模仿的机会将走在后；?[4]??被认为占优势的人物、阶级或地域的范本将战而胜之，处于劣势的人物、阶级或地域的范本将败下阵来。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说明：我们认为的优势有时附着于当前，有时附着于过去。这是一个有力的因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有时有利于祖先范本的留存，有时又有利于当代人范本的留存。
[1]?植形动物，即外观像植物的动物。——中译者注
[2]?有些崇拜的古怪程度实在是天下无双，唯有其稳定性可与之一比。我们同样可以说，语言的古怪程度罕有与之匹敌者。它只不过是固定下来的奇思异想，就像夜空里那种既定而永恒的无序。用橱柜（cabinet）这个词来表示内阁部长、用大门（Porte）这个词来表示奥斯曼帝国的政府——天下还有比这更加稀奇古怪、更加非理性的事情吗？表示马的三个词horse、equus、¨ιππos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呢？无论词语多么怪异，一旦被接受，它们在习语中就能享受相当程度的轻巧、稳定和敬意。同理，圣餐上那一套叫作弥撒的仪式和天主教教徒表达高尚情操和净化心灵的手段之间，又有什么相似性呢？弥撒这个词也是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这个古词多么顽强。教徒们难以找到更好的字眼，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又难以放弃它表达的神圣或世俗的情感——这实在是难以克服的困难。这是因为只有提供广泛的模仿而不是广泛的接触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旨在压制或取代迷信的宗教迫害看上去似乎是非常理性的行为，实际上却是极其荒唐的，就像语言迫害一样荒唐。语言迫害企图用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但它几乎是不能成功的。唯一的例外只能是被征服者模仿征服者的语言，但这是自发的对优势者的模仿。
[3]?斯宾塞论述“讲究礼仪的政府”的话很有道理，他隐约确认了我上文提出的观点。不过他似乎认为，礼仪在逐渐简化，礼仪在社会发轫期是最强大的，这种说法并不妥当。他认为，原始社会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礼仪在漫长的时光里早已逐渐形成了。
[4]?模仿从内心到外表、从被表征的事物向符号的前进，回应了一个内在的逻辑需求。因此可以说，以此为基础的一些考虑已经在上一章里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