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经验规律或图像公式，以显示一切模仿如何传播的非常复杂的原因。现在，我们必须要考虑那些普遍的规律，管束一切模仿的名副其实的科学的规律。为此目的，我们必须要逐一研究不同范畴的原因，迄今为止，我们把它们混在了一起研究。
我们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在同时构想的一百种语词、神话思想、工业流程等革新之中，为什么一成的革新能得到传播，九成的却被忘记。为了有条不紊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把促进或阻碍成功或不成功革新的原因分为物质原因和社会原因两大类。不过本书不准备考虑第一种原因。物质原因有：南方国家的人喜欢含有浊音的词，不喜欢含有弱元音的词，北方国家的人反过来喜欢含有弱元音的词，不喜欢含浊音的词；神话、艺术、工艺或政治有许多特点，也是由于不同种族的耳朵和喉头的结构、不同的大脑皮层倾向、不同的气象条件或动植物造成的。让我们把这些物质原因全都搁置一边。我的意思不是说，物质原因对社会学没有意义。比如，土壤中自生自灭的新作物的性质对整个文明进程的影响就值得注意。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兴起时所在的地域。一个肥沃流域的劳动条件、家庭规模和政治制度，和一块或多或少适合放牧的沼泽地上兴起的东西，就千差万别。我们对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心怀感激，他们的研究对社会学有好处，正如气候或环境对物种的影响对生物学有用一样。但是，如果因为我们指出了物种或社会类型对外在现象的适应性，就认为我们能解释物种或社会类型的成因，那就错了。我们必须要到细胞联系或思想联系的内在原因里寻求解释。本书讨论的是纯粹和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学，而不是具体和应用意义上的社会学，我必须把上述物质性质的考虑搁置一边，其原因就在这里。
影响革新和模仿的社会原因分两种：逻辑的原因和非逻辑的原因。这样的区分极其重要。一个人喜欢某一种革新而不喜欢其他革新，那是因为他认为，这一革新比其他革新更加有用，就是说，这个革新更加符合业已在他的脑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目的或原理（当然是通过模仿学到的）——在这个时候，逻辑原因就在起作用。在这些情况下，新旧发明或发现本身就成了唯一的问题。它们和周围的发明、发现所带有的毁誉是没有关系的，和其他发明、发现滥觞的时间、地点也是没有关系的。不过，逻辑行为很难受到这样的限制。一般来说，我所指的超逻辑影响对被选择的范本起到了一定的干扰作用。我们将会看到，从逻辑上看很蹩脚的发明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们所在的地点、日期或起源。
除非经常记住这些必要的分别，否则即使最简单的社会事实也不可能被理解。语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借助这些思想（如果专业的语言学家恭维我借用它们的话），语言目前一团乱麻的情况就可以迎刃而解。语言学家一直力图寻求管束语言形成和语言变化的规律。不过迄今为止，他们能提出的规则却有大量例外。无论是语音变化（语音规律）还是语义规律，无论是旧词根组合构造新词还是旧形态修正构造新的语法形式，他们提出的语言规律都存在大量的例外。何以至此？因为受制于规律的只有模仿，而发明是不受其制约的。现在看来，细小的、连续不断的发明总是要不断地积累，才能形成和改变习惯用语。此外，说到语言的时候，一开始就必须要承认偶然和任意的成分。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才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除了其他特点，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词根；一个词根或许由三个辅音组成，另一个词根或许只包含一个音节；受命于一个念头时，被采纳的语言形式或许是这一种，或许是那一种。给发明留下这样的空间之后，给气候因素和生理因素留下这样的空间之后，我们仍然给语言规律留下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当然，除了我说的非理性的、重要的，甚至是滋生力旺盛的动机，还有许多比较小的语言发明，那就是无名氏在类比?[1]??的启示之下做出的发明，也就是模仿自己和他人做出的发明。正是在这个方向上，语言发明受到了规律的制约。根据语言学家的假设，第一个想到给veneratio加词尾bilis以表达尊敬的人，已经在复合词amabilis里用了这个词尾。第一个用Germanicus为范本新造Italicus这个词的人，是无意之中的发明人。简而言之，这个人在发明的同时又在模仿。每当词尾或变格变位以这样的方式推广开来的时候，模仿自己和模仿他人都同时在发生。正是在这个程度上，语言的形成和变化就可以形成规律。但是，这些规则要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在许多意义相近的语言形式中，在这些同时服务于一个部落、一座城市、一个民族的语言形式中，唯独选中了一个，而且这种形式还所向披靡地被大家接受，进入了独特的群体之中。
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语言小发明不断竞争的结局总是其中一项发明被模仿，其他发明则夭亡，竞争的结局必然是语言变化，语言变化总是比较快而完整地适应社区的精神、外部现实和语言的社会宗旨。词汇量的扩大符合人口的增加的情况，顺应人的生活方式。依靠更加灵活的动词变位、更加清楚的或更有逻辑的语序安排，语法总是能表达更加细腻的时间和地点关系。元音的弱化和分化（梵语里的a、o全部是强音，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增加了e、u、ou和i这4个元音），语词的紧缩和缩略，使语言更加灵活、更加富有表现力。勒尼奥（Régnaud）?[2]??等杰出的语言学家把印欧语系元音弱化和语词紧缩的规律上升到令人尊敬的地位。实际上，在波斯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英语和德语里，“在无数情况下，a弱化而为e”，“相反的情况绝不会发生，或很难发生”。顺便需要说明的是，倘若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这条规律，我们就有了一个漂亮的例证，以说明语言变化的不可逆转性。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使在最完美的习惯用语里，即使在动词变位那种“应用逻辑体系”?[3]??的古希腊语里，随着时间进程发生的许多变化，也远远不是走向实用性或真实性的步伐。字母j和υ（digamma，古希腊字母的f）的脱落，“丝”音在很多词首的脱落，对古希腊语就有什么好处吗？难道这不是它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吗？在法国，和语词紧缩的趋势相反，紧缩的语词之后难道不是出现了很多加长的语词吗？比如porche（门廊）衍生出portique（柱廊），capital（资金）衍生出cheptal（代养的牲畜）。在这些例子中，逻辑需求或终极需求的影响并没有起主要作用。我们知道，在最后这个例子中，一些有名望的作家谦卑地模仿拉丁语生造出了许多像portique和capital的字眼，这些词被广泛使用完全是凭借作家的名望。[4]
不过我不想在语言科学上饶舌。以上文字触及了规律的流变，其详细论述则尚待以后完成，目前的浅尝辄止我已满意。本章只专注于逻辑律。
[1]语言学家都承认，类比在他们的学科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见赛伊斯（Sayce）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2]见Essais de linguistique évolutionniste?。
[3]“应用逻辑体系”是历史学家库尔提乌斯（Curtius，1814—1896，德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中译者注）向他的语言学家兄弟借用的话，见库尔提乌斯《古希腊史》。
[4]我们还知道，一种方言战胜许多方言，取代它们的地位，将它们贬低到土话的底层，它的声望并非总是由于它具有固有的优势，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它固有的优势。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法国都不乏这样的例子。这种方言的胜利首先是政治上的胜利，是它发源地真实的或想象之中的优势的胜利。由于巴黎的威望，“法兰西孤岛”（the Isle of France）上的方言就成了法语。我们可以顺便指出一点：模仿力既可以解释语言的内部变化，也可以解释语言的外部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