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选
  • 会员

17 统计曲线与鸟的飞行轨迹

2021年9月25日  来源:模仿律 作者:[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提供人:zhaotou97......

未来由什么样的发明者来塑造,我们尚不能归纳出任何真正的规律。但我们越是往前走,从统治阶级中流淌出来的各种新事物和意料之外的事物就越多。

上文描绘的是社会学统计学的对象、目的和资源,我把它作为模仿律的一个领域做了一番应用研究。它吊起了我们的胃口但未予以满足,这是对社会知识数字精确和不带个人偏颇的渴求,这门学科刚刚露出端倪,其发展还在未来。这是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它抵达命定的目标之前,它完全可以恰如其分地展望所向披靡的前景。

我们可以随意以一条曲线为例,比如以最近50年里的惯犯为例。如果说惯犯的统计数字不像人的五官,难道它不像山丘和山谷的外形吗?既然这是一个动态走势的问题——在统计学里,我们常说犯罪的走势和婚姻率的走势,难道说它就不像燕子的飞行轨迹,不像陡升突降的飞翔吗?我们暂时留步来考察这个比方,看看它是否漂亮。统计表是在追踪过程中慢慢描绘在纸上的,犯罪统计是相继的记录积累起来的——是送交政府的正式报表,是政府每年返还给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报表,是统计局下发给各地法官的蓝皮书。同理,这些统计数字的轮廓也表现了大量的或成串的、共时的或相继发生的事实,既然如此,为什么只有这些轮廓才能被当作具有象征意义的呢?反之,为什么飞鸟在我的视网膜上的印象被当作固有的现实呢?为什么它基本上被当作飞翔的形象,被当作幻想空间里运动的轨迹呢?一种情况的象征意义真的就不如另一种情况的象征意义吗?我视网膜上的印象,飞燕留在我视网膜上的曲线仅仅是一种事实(同一种鸟的不同状态)的表现吗?我们丝毫没有理由把它当成和我们的视觉印象相似的东西吗?

倘若真是这样,哲学家就会毫不犹豫地说,统计曲线和视觉形象具有相似性。让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统计曲线和视觉形象最大的差别是,前者需要费力气去追踪或解释;后者印在我们的视网膜上,不费力,也很容易被解释。况且,前者代表的变化或事件已然成为事实之后很久,才有人追踪,而且它们表现的现实是间断性的、不规则的、拖拖拉拉的。与此相反,后者给我们的印象是规则的、不间断的,已然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印象都是这样的。不过,如果把以上这些差别一个个孤立起来看,它们看上去的差别就比实际上的差别大,它们还可以还原为不同程度的差别。倘若统计学一如既往地发展,倘若它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在精度、深度、数量和规律性上都继续进步,总有一天它会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每当一个社会事件发生,一个统计数字就会马上自动地跳出来,取代之前的数字的位置而进入统计表,这些统计表就会每天以图表的形式在报纸上广泛传播开来,不断传达给公众。如果是这样,每走一步,每看一眼广告或报纸,我们都仿佛受到了统计数据的袭击——各种精确和浓缩知识的袭击。实际的社会情况、商务的盈亏、政党的沉浮、教义的兴衰等统计数据都向我们袭来,就像睁开眼睛时以太振动波向我们袭来,并告诉我们某物体正在逼近或远离我们一样。从我们的器官生存和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信息很有意思;同样,从我们的社会存在的守恒和发展来看,从我们的声誉和财富、权力和荣誉来看,新闻也是很有意思的。

因此,如果统计学可以延伸和完善到这种程度,统计局就可以被比喻为我们的眼睛或耳朵。就像眼睛或耳朵一样,它们可以把分散的同质单位综合搜集起来,为我们省去许多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文化的人了解宗教思想、政治观点的变化就不会有困难,就像年迈眼花的人识别远方走来的朋友不再会有困难一样,就像他能躲避飞来的物体不再会有困难一样。我们希望,有一天,不再有受命修订法典或刑法典却不懂司法统计数据的议员。不懂司法的议员是难以想象的,就像盲人开车、有听力障碍的人指挥乐队是难以想象的一样。?[1]??

我可以斗胆说,我们的每一个感官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和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外部世界的数据。它们的独特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它们独特的统计表。每一种感觉——颜色、声音、味觉等——只不过是无数相似的振动波的一个数据而已,这个数据就是中心振动波的集体表征。这些感觉的情感性仅仅是它们明显的标记,这种情感性有点儿像乐谱里音符的区分。倘若没有声波在一定时间里以一定比例振动,我们又怎么能听出do、re、mi的区别呢?如果不是以太在一定时间里以一定次数的光波振动,红、黄、蓝、绿这些颜色怎么能被区分呢?

触觉是一种对温度的感觉,它只不过是以太热振动的数据,作为一种对抵抗力和重量的感觉来说,它只不过是我们肌肉收缩的统计数据。不过,对触觉的印象不像对视觉和听觉的印象,一个个首尾相接的触觉印象并没有确定的比例。不存在触觉的度量阶梯。因此,它的地位略逊一筹。同样,统计学家不尽如人意,他们的统计表有时粗糙,不能给我们提供统计数字的比例。至于嗅觉和味觉,它们排列在比较低的等级。这是因为,它们仿佛是蹩脚的统计学家,不符合基本的规则,仅仅满足于有缺陷的数据,表现为有缺陷数据的叠加、性质截然不同的单位的叠加、各种神经传导与化学反应的叠加,而且所有这些东西都胡乱地被放在一起。在做得很糟糕的预算里,我们不是看见过这种一团乱麻的情况吗?

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有些报纸每天刊布统计曲线,显示证券交易的波动和其他有用的变化。如今,这些数据被放到了最后一版上。不过,它们往往会蚕食其他领域,也许不久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等到人们玩腻了宣示和辩论之后,这些统计曲线就会尝试其他领域。同样,饱读诗书的人起初是玩文学的,等到他们纯粹是为了获取各种精确的、未经雕饰的事实而去读报时,这些统计数据就会占据尊贵的一席。届时,被公开发行的杂志就成了社会存在物,就像人体的器官具有生命属性一样。每一家印刷厂都会成为许多统计局的中央车站,就像人的耳膜是一组听觉神经,视网膜是一组特殊的视觉神经一样,听觉神经和视觉神经会把印象打在大脑皮层上。目前,统计学就像动物胚胎的眼睛,就像低等动物的视觉神经,它只能分辨正在靠近的敌友。然而,这是造化给我们的恩赐,有了统计学之后,我们就可以防止掉入危险的境地。

这样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强调这样的相似性。动物的感觉器官的作用——从最低等的动物到最高等的动物都各有其感官,它们的作用可以和文明进程中报纸的作用相比较。从软体动物、昆虫到四足动物,感觉器官都不仅仅是智能的侦探——感觉器官越不完美,它们所起的作用就越重要。但是,感觉器官的定位越来越明显之后,它们的功能反而在下降;动物的进化越是接近人类,它们的感觉器官就越是处于从属的地位。与此相似,在成长中的文明和处于劣势的文明里(我们的后代会瞧不起我们,就像我们瞧不起比我们落后的兄弟一样),报纸的作用岂止是给读者提供刺激思考的信息,报纸简直就是在为读者思考,替读者决策,读者却是被机械地塑造,被牵着鼻子走。文明进步在一些读者身上的烙印十分清楚:吸引他们的报纸给语文的版面少,而把更多的版面给事实、数据和简明可靠的信息。这种理想的报纸是没有政论文、充斥统计表和简明社论的报纸。

显然,我不会倾向于贬低统计学的作用。我意识到它将来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本章结束之前,我必须指出,有人对统计学抱定的期望值被过分夸大了。我们看到,统计数据越来越大之后,就越来越倾向于常数,越来越有规律。于是我们就倾向于认为,人口浪潮越来越高涨,国家的规模越来越大,总有一天,一切社会现象可以还原为数学公式。于是,有人就演绎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统计学家总有一天能准确地预测社会情况,就像今天的天文学家能准确地预测金星下一次被遮蔽的天象一样。在这样的预测中,统计学家命定要不断前进,就像考古学家命定要回到过去一样。

然而,从上述论证可知,统计学还囿于模仿的范围,发明仍然是统计学尚未涉足的禁区。未来由什么样的发明者塑造,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发明如何接踵而至,我们尚不能归纳出任何真正的规律。在这个方面,未来就像是过去。在一个民族特定的历史时期,古代的艺术或工艺如何取代先前的艺术或工艺?如何准确地解答这个问题,不是考古学家的任务。在与之相反的研究中,为什么统计学家就应该比考古学家更加幸运呢?在伟人建立的帝国里,最终扰乱演变曲线的因素必然要增加,而不是减少。人口的增加只能增加模仿的人数。文明的进步只能加速或促进对范本的模仿;与此同时,文明进步必然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天才发明者的人数增加。似乎是有这样一条规律:我们越往前走,从统治阶级流淌出来的各种新事物和意料之外的事物就越多,从发现中流淌出来的各种新事物和意料之外的事物就越多;反之,在被统治阶级之中,也就是在那些模仿者之中,预料之中的事情(当然,预料之中的事情发轫于意料之外的事情)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开来,以越来越整齐划一、单调乏味的形式传播开来。

不过,如果再仔细一看,文明进步似乎是在促进模仿发明的才能,而不是在繁殖发明的天才。真正名副其实的发明日益困难,所以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发明必然会越来越稀罕。有朝一日,它必然会消减殆尽,因为任何一个种族的头脑都不可能无穷无尽地发展。随之而来的结论必然是:或早或迟,每一种文明,无论它是亚洲的还是欧洲的文明,注定要撞到它固有的藩篱上,然后就开始它那无穷无尽的循环往复。到那时,统计学无疑将具有我们希望之中的预测天赋。然而这个目标还遥遥无期。与此同时,我们只能说,由于未来的发明的方向主要是由以往的发明决定的,以往的发明越积越多,气势越来越盛。有鉴于此,基于统计学的预测总有一天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正如考古学很可能会照亮历史的滥觞期一样。

[1]布克哈特(Burckhardt,1818—1897,杰出的瑞士学者,文艺复兴研究专家。——中译者注)认为,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可能是统计学的摇篮。“舰队、军队、权力和政治都受到商人分类账的借贷的影响。”(The Civilization of the Period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I, 97,Jacob Burckhardt. ——英译者注)我们发现了米兰从1288年起翔实的统计数据。实际上,统计学的胚胎已经出现在哪怕是最愚昧和粗心大意的国家,正如在最低等动物的身上,感觉器官都已经露出端倪一样。

如涉及版权,请著作权人与本网站联系,删除或支付费用事宜。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