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和结婚率的涨落、生产和消费逐年的升降、政治选举的结果，这一切都代表着引进和被模仿的欲望或信念的演变过程。
统计学家同样立下了汗马功劳。和考古学家一样，统计学家完全从抽象和非人格的立场来考虑人类的事务。他不注意个人，管他是彼得还是保罗；他只关注人的著作，或者是更关心揭示人的欲望和思想，更关心买卖、制造、选举、犯罪、制止犯罪、打离婚官司，甚至是更关心生老病死、婚丧娶嫁。就其与范例或偏见传播的作用而言，这一切个人行为在某些方面和社会生活有关系。范例或偏见的传播似乎有助于出生率和结婚率的涨落，似乎影响着婚姻的增长和婴儿的死亡率。
倘若考古学是类似产品的集合与分类，倘若最大限度的相似性是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那么统计学就是最大可能的相似行为的陈列。统计学的艺术是对研究单位的选择，单位越相似越均等越好。和考古学一样，统计学的课题不是发明及对发明的模仿性版本（imitative editions）又是什么呢？二者唯一的区别是，考古学论述的发明大多业已消亡，或业已耗尽；相反，统计学论述的发明是活生生的发明，是近代和当代的发明，是正在成长和扩张的发明，也可能是处在停滞或衰败状态的发明。考古学是社会的古生物学，统计学是社会的生理学。考古学告诉我们：古希腊人的陶器用什么样的腓尼基船运输，船的航速是多少；他们会把陶器运到地中海沿岸，甚至是更远的地方。统计学告诉我们：大洋洲的某个岛屿离北极和南极各有多远的距离；今天英格兰的轮船能运多少产自英格兰的棉织品，它每年向海外市场出口多少棉织品。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发明主要是考古学的研究领域，模仿主要是统计学的研究领域。考古学追踪贯穿一连串发现的线索，统计学更擅长于估计一个个发现的扩张程度。考古学的领域更富哲理，统计学更侧重科学。
诚然，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刚好相对，不过这种对立是外部研究条件的不同而引起的。考古学必须长期研究同一艺术中分散的范本，然后才能提出一个猜想，对这一艺术发展的源流和年代进行猜想。比如，必须要了解印欧语系的所有语言，才能把它们和一个想象中的母语，即雅利安语或其亲属语梵语联系起来。考古学艰难跋涉，追溯模仿的源头。相反，统计学总是知道计量中的扩张源头在哪里。统计学的程序是由因到果，是追踪发现在某些年代、某些国家里或多或少的发展过程。凭借连续的记录，统计学会告诉你，蒸汽机被发明之后如何被逐渐传播，它如何使法国人对煤的需求增长，法国的煤产量又如何以完美的规律增长。统计学还会告诉你从1759年到1869年，法国的煤产量增加了62.5倍。同样，你可能会了解到，甜菜被发现之后，或者说甜菜的使用价值再也没有被怀疑以后，甜菜产量的增加就非常有规律了，从1828年（此前的产量停滞不前，因为其实用价值受到怀疑）的700万千克增加到30年之后的15 000万千克（Maurice Block）。
以上例子不太有趣。然而，即使凭借这些枯燥的数字，我们难道不是也能看见社会上一个新欲望或时尚的诞生和逐渐被确立的过程吗？一般地说，逐年的统计数字能给人很大的启示，能显示某种生产和消费逐年的升降，政治观点的涨落可以从选举的结果看出来，安全的欲望可以从火险、储蓄等金额看出来。实际上，这一切都代表着引进和被模仿的欲望或信念的演变过程。每一张统计表，或者说每一条统计曲线，实际上就像一篇历史专论。总体来看，这些统计曲线构成了最好的历史叙述。总体上说，就各国各省的同时期表格所做的比较，趣味性则大大降低。让我们来做一些对比，并做一些哲理上的思考。首先看法国各省的罪案统计，其中一条曲线显示过去50年惯犯增加的情况，再对城乡人口的比例和城市人口逐年增加的比例进行研究。我们将会看到，从1851年到1882年，城市人口在有规律地、不间断地增长，从占总人口的25%增加到33%，也就是从1/4增加到1/3。这个事实说明肯定有一种社会原因在起作用。相反，比较两个相邻省的比例，一个省增长28%，另一个省增长26%，就不能给人丝毫启示。同理，显示过去十年里巴黎和各省丧葬情况的统计表就很有意思；相反，比较同一时期法国、英格兰和德国丧葬情况的统计表相对而言就没有多大的价值。我的意思不是说，1870年法国的私人电报达1 400万封、德国的私人电报达1 100万封、英格兰的私人电报达2 400万封，就毫无意义。然而，了解另一种情况能给人更大的教益：法国1851年的电报只有9 000封，1859年却增加到400万封，1869年更增加到1 000万封，1879年竟增加到1 400万封。在追踪这样的增长情况时，我们必然要想到活生生的事物的增长。统计曲线和统计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虽然有许多例外，但统计曲线总是能表现模仿的传播情况。
显然，统计学追随的过程比考古学自然得多，虽然它提供的信息和考古学一样，可是它更加精确。它的方法首先是社会性的方法。只有在无法用该方法来研究已经消亡的社会时，我们才会用考古学的方法取而代之。为了得到罗马帝国的产业、商业，甚至是罪案的统计数字，我们多么愿意用许多纪念章、马赛克、骨灰盒和墓志铭来交换啊！不过，为了让统计学发挥我们指望它发挥的作用，为了让它战胜令人啼笑皆非的批评，它也必须像考古学一样，既要意识到自己真正的用处，也要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它要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方、应该走向何方，它不应该低估走向目标的路上遭遇到的危险。统计学仅仅是一种替代手段。心理学统计数字注意到个人信念和欲望的消长，个人信念和欲望起初是由革新者启动的。这样的统计数字如果可能的话，本身就足以对普通的统计数字进行深层次的解释。?[1]??一般的统计数字不做评价，只计数，计数本身只包括行为的统计——制造、消费、购买、销售、犯罪、起诉等行为的统计。只有统计数字达到一定的强度，上升的欲望才会变成行为，下降的欲望才揭开面纱，让位于相反的、迄今受到压抑的欲望。我们在审视统计学家的工作时，最重要的是记住统计学研究的事物基本上是主观的属性，即欲望和信念，这两种心理属性的统计数字可能会相同，然而它们表现的权重却大不相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上教堂的人数有时是相同的，然而宗教信仰却在衰落。一个征服者的威信受损时，拥护者的人数几乎没有减少，然而其忠诚度却被破坏了。政府突然倒台前夕的选举就说明了这个事实。对于看到统计数字而吃了定心丸或垂头丧气的人来说，这样的倒台是幻灭的根源。
成功的模仿固然很多，但是和尚未实现的欲望相比，成功的模仿实在是少得可怜！所谓大众的愿望，比如在特定的时刻里的一个小城、一个阶级的愿望，就是当时的一些倾向，就是在模仿一个比较富裕的城镇、一个地位比较高的阶级时不能满足的欲望。这些模仿的倾向构成了社会的潜在能量。只要有一份商业协定、一个新发现或一场政治革命，只要使囊中羞涩、能力稍次的人享受到昔日唯有富人和智者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和权力，这种潜在能量就可以转化为实际的能力。由此可见，这种潜在能量是至关重要的，牢记这种潜能的波动是大有好处的。但是，一般的统计数字似乎不注意这样的力量。花力气去估计这种潜能似乎是荒唐的，虽然可以用许多间接的方法，而且它有时也可能比统计学略胜一筹。在这个方面，考古学能给我们提供湮灭了的社会的信息，且占有一定的优势。也许它给我们提供的详细而精确的细节比较少，但是它描绘的社会的渴望却更加忠实。庞贝古城的一幅壁画就是罗马帝国一个小城的心理非常清楚的写照，它透露出来的信息，比法国一个大省城全部统计档案中透露的居民愿望的信息显然要多得多。
容我补充一点。统计学刚兴起不久，尚未长出许多枝干；相反，它资深的老伙计却枝蔓丛生、四通八达。一门语言考古学，即比较语言学出现了，它为我们写了分门别类的专著，追溯语言的身世。它研究的范围上自每一个语词在古人的嘴巴里偶尔的诞生，经过祖祖辈辈令人惊叹的变化而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下到这个词如何无数次完成复制和繁衍。还有一门宗教考古学即比较神学，它研究每一个神话，研究其无数的模仿性版本，就像语言学研究每一个语词一样。还有法律考古学、政治考古学、民族学考古学，最后还有艺术和产业考古学。这些学科以专论的形式研究每一个法律思想或幻想、每一种风俗或制度、每一种艺术风格或创作、每一种工艺流程；它们还要分别研究范本的繁殖力，因为每一种社会现象的范本都各有特色。于是，我们就有了许多相应的特色鲜明、繁荣兴旺的学科。然而，迄今为止，就实实在在、特色鲜明的社会学统计学而言，我们不得不满足于工商业统计数字、司法统计数字、人口统计数字、婚丧娶嫁和医疗的统计数字等。就选举统计表而言，我们只拥有政治统计学的萌芽。?[2]??至于宗教统计学、语言统计学等，倘若我再就这些假设的学科继续在这里饶舌，我的读者恐怕免不了要莞尔一笑。宗教统计学应该用图表告诉我们各教派每年传播的情况，让我们看见教徒信仰热度的变化情况；语言学统计学不仅应该表现习用语流布的情况，而且要显示其走俏或式微的情况，显示每一个词、每一种言语形式的变化。
然而，我已经充分证明，统计学家看人事的观点和考古学家的观点是一样的，这又证明这个观点和我的观点相吻合。请容我用三言两语做一点提要，再展开论述，当然这样的概括有一点儿风险。在一团乱麻似的历史事实中，在一个令人迷惘的梦境和噩梦中，理性寻求秩序是徒劳无益的，之所以找不到这样的秩序，是因为它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去寻找。有的时候，理性的幻想已经找到了这样的秩序，它认为，历史是一首诗歌的断片，可是脱离整体的断片是难以被理解的。理性教我们到人类命运实现的最后一刻去寻求历史之谜，并认为人类隐蔽最深的渊源届时会彻底被揭示。我们不妨再用一用那句名言：那是无知的妄语。相反，如果我们透过历史上的人名和年代、战役和革命看问题，我们能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欲望。发明，即实用的首创性把欲望的胃口吊起来，每一项发明在一个点上出现之后，就像一个发光体一样不停地向四面八方辐射，并且和数以千计相似的振动互相交叉。这些众多的相似性并不会产生混乱。此外，我们还看见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信念，它们也是发现或假设产生的，它们以可变的速度、在可变的范围内辐射。这些发明和发现呈现出来的或发展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任意性和偶然性。不过，互相对立的发明和发现（也就是那些由于潜隐的命题而多多少少对立的发明和发现）经过淘汰之后，它们构成的同步组合就成为和谐、紧密的组合了。一个民族、一个城市，还有历史诗篇中最不起眼的一章，都可以被看成从一个中心荡漾开去的波浪，都可以被看成许多中心及其波纹的逻辑排列。如此看来，民族、城市和历史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这是哲学家可以冥想沉思的壮丽景观。
[1]?根据铁路、公交车和游船的统计数字，每个星期五的营业额下降已成规律。这说明，星期五做事有危险的偏见虽然已被大幅削弱，但它还是很普遍。如果我们一年又一年追踪营业额周期性减少的这种变化趋势——这种荒诞迷信、走下坡路的趋势，它显然就是可以被计量的。
[2]?其原因可能是，除了一个迄今被忽视的方面，普选并没有什么价值。作为政治统计学的间歇性的研究手段，普选的价值是确定无疑的。借助政治统计学，一个民族就会意识到自己在重大问题上的欲望和观点有什么变化。为了满足计算或然率的必备条件，政治统计学必须要依靠庞大的数字。因此有必要尽量拓宽公民的权利，尤其是有必要使所谓的普选成为绝对意义上的普选。［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我在《刑法与社会研究》（études pénales et sociales?）中的另一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