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最远古的史前时代，燧石、绘画、骨器在全球各地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当代画家、雕塑家和作家的作品之间，上门做客的朋友的举止、姿势和连珠妙语之间，显然是既有相似性也有殊异处。
简单地说，我眼前的原始社会的图像是星星点点、孱弱无力、率性而为的幻想力的图像，它位于浩瀚的消极模仿性的汪洋大海中。在这汪洋大海中，模仿性是变异不羁、持久不衰的，就像鸟儿点水在水面上荡起的涟漪。考古学研究成果似乎充分证明了我这个观点。萨姆纳·梅因?[1]??在《早期制度史讲义》中说：“泰勒先生前不久证明，比较神话学这门新学科给人的教益是原始人智力的荒原，我们常常把智力和智力繁殖力（即想象力）联系在一起。从法律和风俗具有自然稳定倾向的观点来看问题，比较法学更强有力地指向了同样的推论。”?[2]??只需把这句话推而广之，就可以得出我们的结论。比如，还有什么比长犄角的命运女神和手握苹果的美的女神更加简洁明快的表现方法吗？然而，保萨尼阿斯?[3]??不厌其烦地考证，命运女神的形象是古希腊最早的雕塑家布巴卢斯（Bupalus）塑造的，维纳斯的形象是埃伊纳岛的卡纳库斯（Canachus）塑造的。后来，关于命运女神和维纳斯形象的无数雕像，就从当初这两个人头脑中不太重要的思想里演绎出来了。
考古学指向的另一个事实同样重要，却不太引人瞩目。研究证明，古人不太会被束缚于局部的传统与风俗，他们善于模仿外部世界的能力超乎我们的想象，他们对异域的小玩意儿、武器，甚至是制度和产业抱的开放的心态，也超乎我们的想象。琥珀这样一个不太有用的玩意儿在远古的时候，居然从波罗的海的原产地被运到了欧洲的最南端，这实在令人吃惊。同时代不同种族的墓葬中，尽管其关系遥远，其装饰却有相似之处，这个事实也令人吃惊。麦利先生撰文论述尤加尼?[4]??地区的远古文化时写道：“在同样的远古时代，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的艺术已经遍布小亚细亚的滨海省份、地中海诸岛和古希腊。伊特鲁里亚人似乎在这个艺术流派里占有一席之地，每一个民族都根据自己的天才对这个流派的原理进行修正。”（Journal des savants?，1882）最后再举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即使在最远古的史前时代，燧石、绘画、骨器在全球各地几乎是完全一样的。?[5]??看来，每一个界定分明的考古时期都有一个特征：一个拥有主导威望的文明都在一定程度上照亮了其他文明，给它们涂抹上一定的色彩，无论这些文明是与之较量的还是臣服于它的，就像在每一个古生物学时期总有一种动物占主导地位一样，软体动物、爬行动物、厚皮动物各自称霸过一个时期。
考古学还可以证明，人的原创性总是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了不起。我们倾向于忽视我们不再寻求的东西，不再寻求始终就在我们鼻子底下的东西。因此，一方面，同胞的面孔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总是不一样的特征，虽然我们属于同一个种族，我们却忽略了他们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我们在旅途上看到的异族人，比如阿拉伯人、非洲人却好像是千人一面。你不妨说，真实的情况居于这两种对立的印象之间。但是，在这个例子里，求平均值的方法是错误的，正如在大多数情况下求平均值不妥当一样。这是因为，身居同胞中使人迷蒙的那一层幻觉，那一种习惯的薄雾，并不会模糊旅行者身处陌生人中间时的眼光。因此，旅行者的印象可能比同胞的印象更加准确。这些印象证明，同种族人继承的相似性总是会超过他们不同的特征。
由于同样的原因，当我们从生命世界转向社会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得到这样深刻的印象：当代画家、雕塑家和作家的作品之间，上门做客的朋友的举止、姿势和连珠妙语之间，显然既有相似性也有殊异处。然而，当我们在浏览坎帕纳博物馆收藏的伊特鲁里亚人的艺术品时，当我们第一次浏览藏有同一流派或同一时期的作品的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的艺术馆时，当我们在检索我们收藏的中世纪手稿时，当我们在历史艺术博物馆里欣赏从古埃及古墓挖掘的艺术品时，我们似乎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看见的几乎是用一个范本复制出来的难以分辨的作品。在同时同地，每一种风格的文字作品、绘画、建筑都是惟妙惟肖、难以分辨的。实际上，每一种形式的社会生活都是惟妙惟肖、难以分辨的。这种印象不会误导我们，而且由此推理，我们还意识到，我们的模仿力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远远大于我们的发明创新能力。这是我们从考古学中得到的非同寻常的教益。毫无疑问，不出一百年，几乎所有的小说家、艺术家，尤其是诗人——多数人将像学舌的鹦鹉、猿猴或是雨果笔下的狐猴，会非常幼稚地吹嘘自己的首创性。其实，说他们恭恭敬敬地互相模仿才是恰如其分的。
在前面的一章里，我试图证明，一切或几乎一切社会相似性都来自模仿，正如一切或几乎一切生物相似性都是靠遗传获得的一样。现代考古学家暗中一致接受了这条简单的原理，将其作为破解地下挖掘迷宫的线索。从考古学业已做出的贡献来看，我们可以预测它将来会做出的贡献。假定发现了一座伊特鲁里亚古墓。如何给它断代？墓中壁画表现的是什么主题？注意观察这些壁画与其他古希腊源头的壁画细微的、难以捉摸的相似性，我们就可以解答上述两个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立即推导出一个结论：建造这座墓的时候，伊特鲁里亚人已经在模仿古希腊人了。我们不会把这些相似性解释成偶然现象——我们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模仿这个假设是解答这些问题的向导，使用得当的话，它就不会起误导作用。然而，学者们的确常常会陶醉于时代的自然主义偏见。我们不是局限于从相似的事实推导出模仿的结论，而是从中演绎出亲属关系。比如，在威尼西亚的埃斯特两地出土的花瓶、桶状陶器等与在维罗纳、贝鲁诺等地发现的同类文物的相似性耐人寻味，于是麦利先生就倾向于认为，这些不同的墓葬属于同一个民族。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个猜想。自然，麦利先生同时又不厌其烦地补充说：“无论如何，这些文物属于葬俗相同的民族，他们的产业也相同。”——不过这是不太相同的另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即使他所谓的“北方的伊特鲁里亚人”，即威尼西亚人有伊特鲁里亚人的血统，他们和再往北的凯尔特人也产生了大量的混血——这一点是相当肯定的。在这一点上，麦利先生在其他地方还论述过文明人对周边原始人的影响。他认为，即使不去征服，文明人也总是要对原始人产生影响。他说：“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凯尔特人显然模仿了伊特鲁里亚人的艺术。”由此可见，艺术品的相似性不一定就能证明血缘上的联系，它只是说明了模仿中的接触。
为了把未知和已知联系起来，考古学家不得不寻求世世代代以来细微相似性的秘密——在形式、风格、境遇、语言、传说、衣饰等方面的秘密，凭借这样的训练来发现各地意料之外的地下文物。对没有经过训练的人而言，这样的相似性是无法被觉察的。有些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根据事实做出的发现；另一些发现是根据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做出的，它们的相似性优势是根据或然率来判断的。就这样，考古学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加深并拓宽了人类模仿力的范围，几乎把每一个民族的文明都归结为对其他民族的模仿，归结为无数模仿的组合，包括那些从表面上看最具原创性的文明。他们知道，阿拉伯艺术虽然有自己的特征，却是波斯艺术和古希腊艺术的融合；古希腊艺术借用了古埃及艺术的一些方法，也许还借用了其他成分；古埃及艺术又是借用亚洲和非洲许多艺术成分而逐渐形成并发扬光大的。考古学家对文明的解构分析是没有尽头的，所有的社会分子的化学成分无一例外都可以化解为原子。与此同时，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把难以分解的文明中心减少到少数的几个，旧世界留下三四个，新世界留下一两个。奇怪的是，新世界的文明全都分布在高原上（墨西哥和秘鲁），旧世界的文明全都分布在大河流域和大河河口（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恒河和中国的河流），虽然与欧洲和亚洲的河流比较，美洲的大河并没有异常和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性质，虽然美洲以外的地区也不乏适合人类居住的高原。康多尔（M. de Candolle）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不无道理。文明创建者或引进者在搭建帐篷时的选择，显然是受到任意因素的影响的。也许，由此诞生的文明将永远负载远古发轫期的任意性不可磨灭的印记！
由于考古学家的努力，我们能了解到一个新的文明在哪里出现，何时滥觞，流布多远，如何传播，沿着什么路线从起源地传到借用地。也许他们不会带领我们回到第一炉青铜或铸铁被熔炼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确让我们回到了拱顶、印刷术和油画起源的国家和世纪；他们让我们了解到再早一些时候的古希腊建筑的形式、腓尼基人的字母表，使我们看见这些发明令人惊叹的奇迹。他们的全部好奇心?[6]??与活动都用来追踪一个又一个发明，研究这些发明经历的许多遮蔽和修正，弄清修道院的中庭结构、古罗马教会里行政官的执政期、古罗马达官显贵引进的伊特鲁里亚的长条椅；或者追踪一项发明传播的疆界，看它如何逐渐地自我传播，看它如何由于迄今不明的原因而不能超越这些疆界（我认为原因是互相对立的发明之间的竞争）。他们会研究不同发明交叉产生的结果，看看一些发明为何传遍四面八方，并最终汇集到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头脑里。
总而言之，考古学家在研究过去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无意之间不得不用的观点也许在不断地接近我的主张。我认为，社会学家应该乐于有意识地采用这样的观点。我所谓的观点是纯社会学家的观点。由于人为却必要的抽象性，社会学家有别于博物学家。社会学家也有别于历史学家。在历史学家的眼里，历史只不过是个人的冲突和竞争，只不过是臂力、腿功和头脑的竞争。历史学家不区分起源极其多样的思想和欲望，他们把少数新颖和富有个性的思想和欲望与大量纯复制的思想和欲望混为一谈。考古学家与那些把现实分割得七零八落的可怜虫有区别，这些可怜虫感觉不到生物学事实与社会学事实真正的分界线。在这一点上，考古学家和他们区别开来了。考古学家是优秀且纯粹的社会学家。因为考古对象的人格难以穿透，因为他们能考查的仅仅是死者的遗存、古老欲望和思想的残迹，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就像瓦格纳的理想一样，能听见古代的音乐而不必看见演奏的乐队。我知道，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真是被剥夺得非常彻底的残酷的工作条件。一方面，时间毁灭了尸骸，抹掉了画家、作家和雕塑家的记忆，考古学家不得不呕心沥血地去释读铭文、手稿，去阐释壁画、残缺的雕像和陶片。然而另一方面，时间又能为他们助一臂之力，因为时间抹掉了生命的痕迹，把肉体的和脆弱的内容当作不纯净的杂质弃之不顾，只留下真正值得复活的光辉的形式。
由此可见，对考古学家而言，历史既简约又轮廓分明。在他们眼里，历史只不过是竞争和冲突、原创性的欲望和思想的发轫和发展过程而已；或者只用“发明”这一个术语来说，历史就是发明的滥觞和演进。就这样，发明成为历史的主角，成为人类进步的真正动因。这个理想化的观点恰如其分的证据，就在于它的累累硕果。许多学者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观点，不过我需要重申，他们是无意之中采纳了这个观点。凭借这样一个观点——当然是在不同的名义之下，语言学家、神话学家、现代考古学家不是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照亮了朦胧的历史吗？他们在努力使历史富有理论的魅力，同时又不让历史的华贵和美丽消减分毫，难道不是吗？如果说历史正在成为一门科学，发明唱主角的观点不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吗？
[1]?萨姆纳·梅因（Henry Sumner Maine），19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英国现代历史法学和比较法学的奠基人。——中译者注
[2]?见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p. 225，K. C. S. I.，LL. D.，F. R. S.，New York，1875。——英译者注
[3]?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古希腊地理学家、旅行家。——中译者注
[4]?尤加尼（Euganean hills），今威尼斯附近。——中译者注
[5]?乍一看，在旧大陆和新大陆发现的石斧、箭头等石器和武器的相似性可能是巧合，人类在战争、狩猎、穿衣等方面的相同欲念，似乎足以解释这样的巧合。但是，我们又知道，已经有人提出了反驳的意见。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事实：过去在美洲大陆上绝对不为人知的磨制石斧和箭头，甚至是玉雕的偶像，如今在墨西哥被发现了。难道这不足以证明，早在石器时代，文明的萌芽就已经从旧世界传到新世界去了吗？这样的引进发生在以后的时期，是值得怀疑的。（见M. de Nadaillac，Amérique préhistorique?，p. 542。）
[6]?就我所知，文物爱好者的好奇心常常是贪图虚荣的、平庸的。即使其中的佼佼者，比如施里曼，似乎也一心一意要找到和史诗里的著名人物赫克托耳、普里阿摩斯、阿伽门农等相关的遗存，而不是追踪古人的主要发明。不过，他们个人的目的和动机是一回事，他们具体的考古发现和收获则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