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成功的冲突或矛盾爆发的背后，都存在着数以千百万计的被压抑的冲突，但这些被压抑的东西是未来革新的温床。
上述定义与其说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的定义，不如说是社会性（sociality）的定义。一个社会总是要有不同程度上的交往，交往对社会性和模仿性（imitativeness）的关系就像组织对生命力的关系，或者像分子结构对以太弹性的关系。除了三大普遍重复形式中存在着大量的这种类比，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补充一些新的类比作为例子。不过，为了充分理解相关意义上的社会性的形式——实际上是以各种程度出现的唯一形式的社会性，我们不妨假设一种完美的、绝对的社会性。在这种假设形式的社会性里，都市生活高度集中，一个好念头在一个头脑里出现之后，立即就会传遍全城所有的头脑。这个假设有点儿像物理学家的假设：如果以太的弹性是完美的，那么光的激发效应（luminious excitation）等属性就会顷刻之间遍布以太。再拿生物学家来说，假设有一种绝对的应激性（irritability）体现在一种理想的原生质里，这个假设的概念难道不是有助于他理解真实的原生质的不同程度的生命力吗？
有了这个出发点之后，假如我们想把这个类比一用到底，生命就纯粹是原生质应激性的组织，物质就纯粹是以太弹性的组织，社会就纯粹是模仿性的组织。到了这一步，毋庸赘言，汤普森?[1]??和孚兹?[2]??关于原子和分子起源的假设和旋涡理论，看来就极有可能成立了。世人普遍接受的原生质生命理论，看来也是极有可能成立了，因为它们充分满足了我们的观点的一个需求。倘若有一群成长经历相同、所受教育的环境也相同的儿童——一群在阶级和职业方面尚未分化的儿童，我们就有了社会的基础。教育像揉面团一样地塑造这群儿童，经过人为的、必然的功能分化，他们将成长为国家的成年国民。倘若一团原生质，即一团同质的分子，可以被组织起来但尚未被组织起来，倘若这些分子以某种不太清楚的方式被复制出来，并已经趋同，我们就有了生命的基础物质。最后再举一例，倘若一团同质的以太分子由于快速交换的振动而处于应激状态，我们就有了物质的基本态，这是理论化学家的观点。一切物体的微粒盖源于此，无论其微粒有多么不同。这是因为，一个物体只不过是受到分化和压抑的振动的和谐状态而已——这些振动是既分明又纠缠的、分别复制出来的振动。同理，一个有机体只不过是由不同的、基本的复制物产生的一种和谐状态而已，它仅仅是界线分明、互相纠缠的不同的组织学成分所处的一种和谐状态。同理，我们还可以说，一个民族仅仅是传统、风俗、训词、倾向和思想的一种和谐状态而已——所有这些东西都会通过模仿而传播，都在一个友好和互助的等级系统中构成互相从属且依附的关系。
于是，分化律在这里进入角色。不过有一点在这里指出并非多余：分化律在三个层次之下会对同质性产生影响，这个同质性虽然真实，却是肤浅的同质性。我们还应该指出，如果继续在这里进行类比推理，我们的社会学观点就会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原生质在表面的一致性之下隐藏着一些高度个性化的成分，而且无论在它表面的一致性里，还是在它底层的个性化成分里，原子的个性特征都像纪律最严明的学校里的孩子。无数共存的成分在外表上天生就是一样的——还有比这更加不可能、更加荒诞的事情吗？事物不是天生相同的，而是后来变得相似的。况且，事物天生的多样性（diversity）难道不是解释其变异性（variability）的唯一办法吗？
我还想进一步说，没有这个初始且根本的异质性，遮蔽和掩盖异质性的同质性就不可能产生。世界上，一切同质性都是组成部分的相似性，一切相似性都是同化的结果，同化是由起初的个别革新随意的或非随意的重复产生的。而且，当同质性被分化，当以太或原生质被分化，当一群被拉平且均等的人完成分化时，如果他们要完成再组织，我们就会发现，从同质到分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同一个原因的另一个结果——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一个民族改变宗教信仰之后，专制乘机插足，凌驾于他们头上，强加一个等级制度。不过，专制者和使徒一样是执拗的人，别人身上的枷锁又是他们背上的包袱，无论这枷锁是民主政治还是贵族政治。每一个成功的冲突或矛盾爆发的背后，都存在着数以千百万计的被压抑的冲突，但这些被压抑的冲突是未来革新的温床。大量的变异、仿佛美丽如画的幻想和稀奇古怪的设计，是造化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气象万千的壮丽景色，这壮丽的美景隐藏在她不苟言笑的悠久定律、重复和节律之下。然而，这万千气象却只有一个源头。万物喧嚣的源头在一定程度上被造化的枷锁束缚，凭借这些有规律的一致性而爆发的极端的多样性转换成外表华丽的事物，这就是万千气象只有的那一个源头。
我不会穷究最后这几个方面，因为它们会使我们偏离主题。我只想指出一点：我们在寻求规律，也就是寻找自然和历史中相似的事物时，不应该忘记它们隐蔽的动因——兼有原初性和个性的动因。再进一步说，我们可以从以上情况中总结出一个有益的教训：我们误以为，社会成员的同化与均等化是此前进步的终极阶段；其实刚好相反，这个过程是一个新社会前进的出发点。每一种新的文明形式都是这样起步的。在早期基督教同质而民主的社会里，主教只不过是一位虔诚的普通人，教皇和主教是没有区别的。在法兰克王国的军队里，战利品由国王及其同伴平均分配。继承穆罕默德的第一批哈里发和普通的教徒一样在殿堂上争论；先知穆罕默德的儿子们在《古兰经》面前的平等还没有变成纯粹的虚构；对如今的法国人和欧洲人而言，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成为一种虚构。以后，阿拉伯世界逐渐出现了极端的不平等，也就是一种牢固组织的空心化，就像天主教的教阶制和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一样。过去能说明未来。平等仅仅是两个等级制度的过渡阶段，正如自由是两个纪律严明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一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公民的信心和力量、知识和安全感不会随着时代的交替而不断增加。
说到这里，让我们审视上述思路的另一个侧面。生物组织出现在先，器官产生在后。同理，我们可以说，同质和民主的社会在先，教会和国家产生在后。再者，组织和社会一旦形成，它们就分别成为有机体和等级制度分明的社会，这和它们的形成过程是一样的。尚未完成分化和尚未被利用的组织的生长过程，见证了细胞雄心勃勃、迫不及待地自我繁衍的过程；同理，俱乐部、同人圈子和兄弟会的创建，见证了创建者提出方案或思想并予以推广的勃勃雄心。如此，社会就固化为等级森严的大公司，组织就变为有机体，以便自我繁衍，以及防御现有的或将来的敌人。对生物体或社会存在物而言，行动和正常运转是保存和拓展自己基本属性的必要条件。在这个基本属性发展的初期，复制完全一致的副本就可以正常运转了。不过，自我繁衍是社会存在物和生物的首要需求，却不是自我组织的第一需求。组织只不过是繁衍的手段，而繁衍的生成性重复（generative repetition）或模仿性重复（imitative repetition）则是其手段。
总而言之，对本章开头的问题“什么是社会”，我做了这样的回答：社会即是模仿。我们还必须问：什么是模仿？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社会学家应该服从心理学家的意见。
[1]?本杰明·汤普森（Benjamin Thompson，1753—1814），英国物理学家，建立现代热理论，认为热是物质运动的形式之一。——中译者注
[2]?孚兹（Charles-Adolphe Wurtz，1817—1884），法国化学家和教育家。——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