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与男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趋同是社会化必须的条件。范本产生的影响叫放射型模仿，它受到的影响叫弥散型模仿。
我赋予社会的意义显然可以从上文所述推断出来，不过更加准确地表述这个基本概念适得其时。
什么是社会？一般的回答是这样的：社会是由互相服务、显然有别的个体组成的群体。然而这定义既清楚又错误。这是所谓的把动物社会或大多数动物社会与货真价实的人类社会混为一谈的一切混乱的源头，虽然在某一方面，真正的社会的确包括少量的动物社会。?[1]??
这完全是经济学的概念，它认为社会群体建立在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如果用纯法学的概念取而代之，那也许不无好处。从法学的观点来看，个人的社会关系不是对他和别人彼此有用的关系，而是按照法律、风俗和惯例，别人应该从他这里得到的权利，或者是他应该从别人那里获得的类似的权利。他和别人可以有互动的关系，也可以没有互动的关系。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尽管这个观点比较可取，它对社会群体的限制却不太恰当，正如经济学观点不太恰当地放大了社会群体一样。最后，我们不妨设想，社会纽带完全是政治性的或宗教性的。同样的宗教信仰，或者为同样的爱国目的而形成的合作，是真正的社会关系。所谓的共同的爱国目的，就是对一切有社会关系的人来说都相同的目的，就是和个人欲望决然不同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共同的目的，彼此能否互助就无关紧要了。这种道德和精神上的一致性无疑是成熟社会的特征。不过社会纽带也可能诞生于这个特征之前，这也是事实。比如，欧洲不同民族之间也有社会纽带。况且，我们所谓的目的和信仰的一致性，千百万人具有的这种精神上的相似性，也不是突然诞生的。这样的相似性是逐渐产生的，它凭借模仿在人与人之间延伸。这是我们必须经常回顾的议题。
如果一个社会单位和另一个社会单位的关系基本上是互相服务的关系，我们就应该承认动物种群有权利被称为社会；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们的社会就是最了不起的社会。牧民和农夫、猎人和渔夫、面包师和屠夫之间的互相服务，远远不如雌雄白蚁之间的互相服务。就动物界内部而言，最典型的社会并不是由最高级的动物——比如蜜蜂、蚂蚁、马、水獭——组成的，而是由管水母组成的。管水母的劳动分工是最彻底的分工，它们的进食和消化由不同的个体完成。这样的交换关系实在是登峰造极。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人类，就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和他们相互可资利用的程度成比例，这实在是不无讽刺的。奴隶主给奴隶提供住所和食物，贵族保护农奴，以此换取奴隶和农奴顺从的劳役——这就是人互相服务的例子。无疑，这里的相互关系是靠武力得来的。耐人寻味的是，如果经济学观点是首要的观点，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学观点必然要损害法学的观点，这个武力维持的关系就无关紧要了……虽然处于同一阶级的成员的风俗、语言和宗教可能是一样的，但斯巴达人及其奴隶之间、贵族及其农奴之间、印度武士和印度商人之间的社会纽带比较有力，而斯巴达的自由民之间、一个国家内部的封建贵族之间、奴隶之间、同村的农奴之间的社会纽带反而比较弱。
我们想错了。我们曾经认为，文明开化过程中的社会偏重于经济关系而损害法律关系。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一切劳动、服务和交换都是建立在一个真正的契约体系的基础上的，这个体系受到越来越正规而复杂的法律的保护。我们忘记了，除了这些不断积累的法律规则，越来越多的商业惯例和其他惯例也具有法律的力量，各种各样的程序也具有法律的力量，从一般的礼宾惯例到选举和议会的惯例都如同法律一样具有强制力。?[2]??社会首先是一套合约和协议，也是一种权利和义务，远远不止是互相服务。社会的确立靠的是相似的人或差别很小的人，其道理就在这里。经济生产要求能力的专门分割。倘若劳动分工按照经济学家没有明示但必然的逻辑充分发展，我们就应该看到许多界限分明的人的类别，就像人要分成矿工、农夫、织工、律师、医生等一样。不过所幸的是，笃定占优势的法律关系防止了个人的高度分化。实际上，占优势的法律关系正在弱化这样的差别。在这里，法律仅仅是人们倾向于模仿的一种形式和结果而已，这是事实。如果给予农民受教育的机会，告诉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其结果就是让他们放弃犁头和铁锹，就是榨干这个从事农牧业的“哺乳动物”——这是不是功利主义的立场呢？对平等的崇拜压倒了担心农夫会被榨干的顾虑。我们希望扶助社会阶梯上的某些阶级——虽然各阶级常常互相服务，可是各阶级的人并没有受到多少关照。我们知道，有必要使他们通过模仿性的接触同化于高一级的社会成员中。更加准确地说，有必要向他们灌输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想、欲望和需求，也就是灌输构成社会成员精神和特性的要素。
种类迥然不同的存在物，比如鲨鱼和它用作口腔“清道夫”的小鱼，比如人和家畜，对彼此来说都很有用。有的时候，虽然它们迥然不同，可是它们能联手完成工作，比如猎人和猎犬、男人和女人，就能为彼此提供大量服务。但是，两种人承认彼此的权利和义务，享受权利并履行义务，必须有一个前提：他们要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和传统基础，一门共同的语言或一位共同的翻译。这样的相似性是通过教育获得的，教育又是模仿得以传播开来的形式之一。正是因为必须有这个前提，美洲的英国殖民者和西班牙殖民者和被他们征服的奴隶之间决不会产生彼此承认的义务。在这个案例中，种族差异的作用远远不如语言、风俗或宗教差异所起的作用，或者说种族差异仅仅是他们不可调和的次要原因。?[3]??权利和义务的链环把封建树上的所有成员紧密地集中在一起，从树冠枝条到树根上的成员都在明显的司法环境中被串联在一起。事实上，到12世纪，基督教的宣传产生了最深刻的精神同化——从皇帝到农奴的空前的精神同化。正是由于这个权利的网络，欧洲才从西到东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即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社会——和罗马帝国盛期的古罗马精神（Romanism）的世界一样庞大的社会。倘若需要反证，我们可以发现，安第斯山区的亚洲移民与他们的白种主人之间，从来就没有建立互相服务、双边契约的社会纽带，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被同化。在这里，两三种不同的文明、两三组不同的发明通过模仿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传播开来，它们互相接触、互相服务，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并没有建立起来。
印度种姓制度主要是建立在社会的经济观念之上的。这些种姓迥然有别、互为利用。我们在此看到，对权利的道德思考服从于服务和职业的功利主义的思考，这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先进。实际上，这种倾向会随着人类的前进和产业的进步而走下坡路。?[4]??事实上，今天的文明人倾向于在没有同伴相助的情况下自己办事。他越来越少地求助于专家，因为专家根本就不像他；相反，他越来越求助于被压抑的天性的力量。未来的社会理想难道不是把古代城市加以复制和放大吗？然而这个理想只不过是用机器来代替奴隶罢了——这个喋喋不休的观点使人厌烦。按照这个理想，一小群同质化的公民互相模仿并逐渐趋同；但在其他方面，至少在和平时期，他们又是独立自主的。未来的社会理想难道不是由这样的公民来组成社会吗？经济一致性确立的是工人之间的生物性纽带而不是社会性纽带，在这一方面，任何劳动组织都不可能和最完美的有机组织同日而语。与此相反，法律上的一致性是纯社会性的，因为它预设的相似性是由模仿产生的。有了这个相似性，尽管还缺乏被普遍承认的权利，社会也会开始萌芽。路易十四?[5]??没有意识到他的臣民对他有何要求，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臣民和他一样也怀抱这样的幻觉。尽管如此，他还是和臣民有社会关系，这是因为双方都是同样的古典教育和基督教教育的产物，因为从巴黎宫廷到布列塔尼和普罗旺斯的每个人都把他视为楷模，因为他无意之间受到臣民的影响，他（路易十四）受到的影响叫弥散型（diffused）模仿，他产生的影响叫放射型（radiating）模仿。
我再次重申，职业和教育相似的个体之间虽然有竞争，但是他们的社会关系却非常紧密，比那些非常需要彼此帮助的人的社会关系密切得多。律师、记者、法官和其他一切专业人士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用共同语言来界定社会是恰如其分的。社会里的人虽然思想感情可能不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成长经历，有共同的立足地，为追求快乐而常常见面、互相影响。至于同一家工厂的工人，由于他们见面是为了互相帮助、互相合作，所以他们构成的是商业社团或工业社团，而不是纯粹而简单的社会，不是本书不加修饰意义上的那种社会。?[6]??
民族（nation）和社会截然不同。民族是超有机体的有机组织，由互相合作的种姓、阶级和职业团体组成。这个差别明显见于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中，如今，千百万人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我们正在向着语言、教育、传授技艺等方面的多元一致性迅速前进，然而这似乎并不能证明，多元一致性就是保证完成无数任务的最适合的路径。迄今为止，民族和个体的社团是把这些任务割裂开来的。也许，有学问的农夫并不因为他有文化而能成为更优秀的农夫，处于纪律更加严明的环境中的士兵也不一定是更好的士兵。我们让那些坚定不移地鼓吹进步的人直面以上迫在眉睫的可能性，那是因为我们不赞成他们无意之间坚持的观点。他们希望的是力度最大的社会化，而不是最高、最强有力的社会组织。须知，二者是迥然不同的。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在弱化的社会组织中满足丰富的社会生活。我们还不清楚这个目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合乎我们的心意。这个问题暂且搁下不表。
现代社会的焦虑和不稳定对经济学家而言似乎是难以解释的。一般而言，对那些把社会建立在人与人互以为用基础上的社会学家来说，焦虑和不稳定好像也是难以解释的。事实上，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互以为用显然是存在的，而且是与日俱增的，原因是法律和风俗以很快的速度在互相协调。但是，我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组成阶级和民族的个人正在更加快速、更加彻底地经历趋同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受到了风俗的阻碍，甚至受到了法律的阻碍。随着这些障碍的令人丧气的程度的降低，它们令人烦恼的程度似乎反而增加了。
英格兰、美国、法国和其他一切现代国家当前的文明把男人的职业向女人开放，几乎让她们分享男人接受的培训和教育的一切好处，也因此正在消弭过去日益加深的思想鸿沟。在这个方面，文明把柔弱的女性从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让她们进入大的社会群体，正如它昔日解放农民和自由农一样。现在我要问，这两种解放的目的都是社会功利吗？这两种变革的目的是不是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更好地种地、更好地育儿呢？情况正好相反，许多像我这样持悲观态度的人预计，由于这些变化，我们将再也不会有务农的人和护士，甚至没有母亲能够或乐意哺育人数日益减少的子女。然而，由于社会圈子是人们心目中的目的，由于女人与男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趋同是社会化必须的条件，趋同性是必然要发生的。
早在18世纪，在比较狭小的社会圈子里，在沙龙社交大放异彩的社会生活中，共同的情趣和思想就使两性比中世纪更加接近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社交好处的代价是家庭生活失去丰富的色彩甚至荣誉。即使这样，人们还是感到高兴，因为这个更高的需求迫使社会圈子不断地扩大，无论这是什么领域的圈子。
我是否和别人有社会联系？是否一定和体质类型相同、器官和感觉系统相同的人有社会联系？是否一定和面孔、体形与我相似的读过书的聋哑人有社会联系？未必。反过来，尽管拉·封丹?[7]??的寓言里的动物，即那些狐狸、蟋蟀、猫和狗，属于不同的物种，它们却生活在共同的社会中，因为它们说同样的语言?[8]??。我们不需要别人传授就能吃喝、消化、走路、呼叫，这些行为纯粹是生物学行为。与此相反，学会说话的条件是听见别人谈话，我们知道，聋哑人不会说话就是因为他们听不见。因此，我觉得自己和会说话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社会亲和性，即使他说的话我听不懂，只要我们的习惯用语似乎同出一源就行了。这样的社会纽带可能很微弱，但是随着其他共同特征的跟进，这条纽带会越来越牢固，我们的一切共同特征都是模仿产生的。
如此看来，我们可以这样给社会下定义：社会是由一群倾向于互相模仿的人组成的；即使彼此不进行实际的模仿，他们也是相似的，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又是同一个范本的历史悠久的副本。
[1]?抱歉，这段话使读者联想到的可能是对埃斯皮纳斯先生论“动物社会”的隐射。他那本书中有许多真知灼见，所以我们不能用本书所批评的混乱去责难它。
[2]?认为礼节的约束［或者用斯宾塞的话说是礼节的管束（ceremonial government）］在衰落，那是错误的想法。一方面，有些礼节已经过时或正在走向衰亡；另一方面，生机勃勃的礼节又会以常规的名义涌现出来，成倍增加。
[3]?在16世纪和17世纪，军人和平民截然不同，时代的标准成为强奸、抢劫、屠杀等暴行的辩护士，当时军队施暴的对象是敌友双方的平民，但是军人内部却是彼此宽容的。
[4]?柏林工学院院长鲁列斯（Reuleaux）撰文指出，工业进步日益证明，经济学家过分重视劳动分工是错误的。值得赞扬的首先是劳动分工引起的合作。这个观点还适用于“有机劳动分工”的观点。没有值得称道的有机的和谐，劳动分工就不可能产生重大进步。鲁列斯先生特别指出，“机器的工作原理和劳动分工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在最先进的工厂里，个人会轮流担任不同的岗位，以防止工作的单调”。机器功能的日益专门化在工人身上产生的效果是相反的。如果不让他们轮岗，正如鲁列斯先生所云，随着机器工作效率的提高，工人反而会越来越像机器。
[5]?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建立绝对君权，推行重商主义，法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发动3次战争，繁荣了法国文艺。——中译者注
[6]?律师和医生互相竞争，为的是争夺公众的惠顾。不过在律师圈里，共同的工作给竞争和自私忌妒的烈火降温，自然就产生了一些手足之情。与此相反，医生之间的争斗则有增无减，因为一般来说，他们是不合作的。同行相忌和敌视态度的发作是医务界的特征。我还可以补充说，一切独立工作的人的社团都是这样的，例子有公证师、药剂师和商人。
[7]?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法国诗人、寓言作家，代表作为《寓言诗》12卷。——中译者注
[8]?罗马尼斯的《动物的智能》有一章十分有趣，它讲述了模仿对本能起源和发展的影响。模仿的影响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宽广得多。不仅同一物种的个体会互相模仿——许多鸣鸟（songbird）经过母鸟的传授而学会唱歌，不同物种的个体也会互相借用有用的和无意义的特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为模仿而模仿的根深蒂固的欲望，这就是一切艺术的源泉。嘲鸟（mockingbird）能非常逼真地模仿公鸡的啼叫，以至于使母鸡上当。达尔文观察到，有些家蜂向土蜂学习了一些聪明的办法：在有些花蕊的底部吸吮花蜜。有些昆虫、飞鸟和走兽很聪明，天分在动物界也能指望成功。不过，由于缺乏知识，它们的社会模仿行为常常会夭折。不仅人类追求这种社会生活，把它作为解释精神发展的必要条件，动物也有这个追求，只不过它们的追求有赖于它们智能的发展程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大脑皮层的功能和其他功能不同，它不是简单地靠调节特定的手段去适应特定的目的，而是适应许多不确定的目的。这些目的是否能确定下来的条件是或多或少的偶然机会，是意义深远的手段，这些手段本身也是通过模仿外在事物去追逐的目标。这个无穷的外部世界凭借感知和智能被描绘、被代表、被模仿，其绵延不绝、难以抗拒的作用会对动物的大脑和肌肉产生暗示，主要是因为它具有无所不在的性质。不过，这个外部世界后来就成了非常突出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