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丕扬于万历22年（公元1595年）出任吏部尚书，时年62岁。他的职责是协助皇帝，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将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孙丕扬的职务类似现在的组织部长，在明朝的地位高居中央六部尚书之首。明朝在名义上没有宰相，六部尚书之首在名义上简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
孙丕扬是个廉洁清正的人。《明史》卷224上说，“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遥想当年，这个陕西籍的倔老头整天板着脸端坐办公，成千上万善于钻营的官迷，居然没人敢打他的主意，真叫我们这些五百年后的晚生肃然起敬。意味深长的是，这位孙先生当了吏部尚书之后，创建了“掣签法”，明朝的干部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们无论贤愚清浊，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一个聪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
按照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不同的职位对人员素质有不同的要求，要根据不同的职务要求选择人才，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个道理当然是不错的，当时的人完全明白。于慎行比孙丕扬年轻十来岁，当过礼部尚书，他就在《谷山笔尘》卷五中批评孙丕扬道：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所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务有繁有简，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而这一切差别都付之竹签，难道遮上了镜子还能照见面貌，折断了秤杆还可以秤出分量么？于慎行的这些批评很精当，简直就像是比照着管理学原理说出来的，而且他还考虑到了上任路途远近这个时代特点很强的问题。顺便提一句，那时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笔债。在工资不高的条件下，还债的压力很容易转化为贪污的动力。因此，这个距离因素便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德”。赴任的官员到了千里之外，情况不熟，语言不通，办事便要依靠名声很坏的吏胥，领导和监督作用也就无从谈起。这又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才”。可见这个不起眼的距离因素也不容小看。
明朝大学者顾炎武对竹签当政的指责更加尖锐。他从孔圣人的教导的高度出发，径直联系到天下兴亡，真是堂堂正正，义正词严。
顾炎武说：孔夫子对仲弓说“举尔所知。”如今科举取士，礼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这是“举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签安排干部，这是“用其所不知”。用这套办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如此选出来的官员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宜，于是吏治就要变坏，吏治变坏则百姓造反，百姓造反则大动刀兵[40]。
总之，孙丕扬创建的抽签法很危险——甄别使用人才的重任怎么能转交给没头没脑的竹签呢？这位正人君子既违反圣人的教导，又违背职责的规定，用现代的说法就是“违宪”地另搞一套，他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