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正式规定是怎么样的，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人就是牛气得要命。在他们的眼睛里，老百姓形同鱼肉。我们的祖先也就以“鱼肉百姓”一词来形容这些人和老百姓的关系。
据《竹叶亭杂记》[2]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做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
最初看到这些历史记载的时候，我曾经设身处地替那些被敲诈者想过，结论是；如果换了我，就要读书科举，混个功名在身，让他们不敢敲诈。不过这是很有个人特色的对策，只能自保却不能普度众生，并且远水解不了近渴，显然不是正经办法。后来我找到了正经办法。在清朝人段光清写的一本书里，我看到了安徽宿松县民间用来对付这种敲诈的高招，不禁被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所折服。
据《镜湖自撰年谱》[3]道光十七年（1837年）记载，这年九月，小地主段光清（当时已经中了举人，即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的佃户及其家境稍好的几户邻居，忽然被差役传唤，诬陷他们接了贼赃。段光清说，这是失主与捕役串通好了，嘱咐盗贼咬他们一口，借此敲一笔钱。佃户找到段光清的哥哥哭诉，段光清的哥哥就找他商量对策。
段光清首先回顾历史，从前人的智慧和经验里寻求启发。他说，父亲曾经说过，嘉庆初年（1797年前后）乡里有一种恶习，乞丐生病倒毙了，地方无赖就要借机生出波澜，说必须要经过地方官验尸才能掩埋。而地方官每次下乡验尸，必定要带一大群人。仵作和刑书自是必需的，还要包括县衙门里院的门印、签押、押班、小使，外院的六房、三班，再加上地方官的仪卫、皂隶、马仆、轿夫，浩浩荡荡多至百余人。于是，只听得地方官验尸的锣声一响，乡下有数百亩家产的人家，就要倾家荡产，连灰也剩不下了。
段光清说，父亲当时的办法是：召集同乡的绅衿到县里向领导请示，如果乞丐确实是自己死了，经检验没有伤痕，可以由地保掩埋，无须报官府验尸。领导同意了，还把这条规定刻在石碑上，立在路旁。段光清没有说他父亲拜见县领导的时候带没带银子，从情理推测，应该不至于空手去求人。从下文推测，前辈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孝敬了父母官。
段光清联系现实，说如今嘱托盗贼栽赃，这又是一种恶习。兄长最好召集同乡开一个会，大家凑一笔经费，每年给负责本片的捕役数千，作为他们辛辛苦苦为我们抓盗贼的奖励，同时要求他们别再嘱托盗贼诬扳良民。段光清的哥哥接受建议，召集同乡开了会，果然大家踊跃掏钱，贼开花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双方满意的解决。至于和吏胥谈判的具体过程，段光清没有记载，但有三个意思恐怕兜多大圈子也要表达出来：“我们承认你们能害我们，我们掏钱，你们别再用这种手段害我们了。”这看上去很像是和黑手党打交道，我也承认，在辨别专制政府与黑手党的实质性区别时，我经常感到自己愚钝无能。
总之，合法伤害权是很值钱的。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钱的规矩可以创造出规矩。用古汉语一个简洁贴切的词来表达，这叫“势所必至”。势之所至，潜规则生焉。即使这规则不合法，也可以转弯抹角将它装扮起来——广大群众爱护人民警察，凑点钱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