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一个工具与明智地使用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巧，但是你得先从得到工具或者自己制造工具开始。我后面展示给大家的很多思考工具大都是我自己发明的，另一些是我从其他人那里得来的，我会及时向那些人致谢。(6)在侯世达刚才列的清单里，没有一件工具是他自己发明的，可他却为我的工具箱增添过不少好东西，比如跳出系统（jootsing）和掘土蜂状（sphexishness）。
很多最有力量的思考工具是数学化的，但在本书中我只会稍提一下，不费更多的笔墨。因为这本书旨在赞美那些非数学化的思考工具的力量，赞美那些非形式化的、散文和诗歌式的思考工具的力量，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这本书所赞美的是那些通常被科学家们所低估的力量。你应该能猜到为什么。
首先，在研究性的期刊中有一种科学写作的文化，这种文化提倡作者用一种非个人化的方式简明扼要地陈述问题，尽量不用华丽的辞藻、修辞和典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最严肃的科学期刊上把文章写得冰冷乏味。就像1965年在牛津，我的博士考官、神经解剖学家J. Z.杨（J. Z. Young）在读了我的论文中那些在他看来有点古怪的散文部分之后所写到的：“英语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科学界的通用语言，所以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有必要把文章写到能让‘一位有耐心的中国人查阅词典’就能读明白的程度。”要知道我写的是哲学论文，并不是神经解剖学论文。这种自我强化的学术规范所导致的后果不言自明：不论你是中国、德国、巴西还是法国的科学家，你最重要的著作都必须用英文出版。你需要写一些干巴巴的、翻译起来一点困难都没有的英文，尽可能少用文化典故，避免意义微妙的词，不玩文字游戏，甚至最好连比喻都不用。在此种国际学术体制下所实现的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理解当然非常宝贵，但是也有代价：有些思想显然需要依赖日常比喻的传达，需要扭转读者的想象，需要利用书中的奇思妙想来冲破封闭我们心灵的藩篱。如果其中的某些言语不好翻译，那我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技巧卓越的翻译家，或者希望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把英语说得越来越流利了。
科学家之所以对“仅仅通过词语”进行的理论讨论抱有怀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意识到：评判一个不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的论证往往要更难，更缺乏确定性。数学语言的说服力值得信赖，它就像篮筐上挂着的篮网。在操场上打过篮球的人都知道，如果篮圈上没有网的话，判断一个球是三不沾还是空心入筐会有多困难，而篮网从根源上消除了大家对“球进了还是没进”的争议。但有时候，有些问题太过狡猾，太过变幻莫测，无法用数学语言来表达。
我始终会考量，自己所做的研究能否向一群聪明的本科生解释清楚。我并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但这一挑战影响了我的所有作品。有的哲学教授特别愿意教那些只有研究生参加的高级讨论班，但我不是这样。研究生总是急于向同学们或者自己证明：他们已是行家里手了。他们熟练又自信地挥舞着本专业的行话来忽悠外行，炫耀自己能够小心地穿过那最曲折也最痛苦的技术化论证而不会被绕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确信自己所做的事是需要专业技巧的。为高年级的研究生和各路专家所写的哲学书籍，一般来说全都没有可读性，所以它们大多数都没被人读过。
我这种试图把论证与解释描述得让哲学系以外的人也能够理解的写法有一个奇怪的副作用，它让有些哲学家在“原则上”不把我的论证当回事！很多年以前，我受邀去牛津大学的约翰·洛克讲座演讲，现场人满为患。听说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在离席时嘟囔道：“要是我能从这种想在洛克讲座上吸引外行眼球的家伙身上学到东西，那我就完了。”果然，就我所知，他没有从我这儿学到任何东西。我不会改变我的风格，也永远不会为付出的这点代价而后悔。
在哲学里，有时你需要去做那种所有前提都带着编号，并遵循指定好的推理规则的严谨论证，但是这些其实没必要拿出来向公众展示。我们会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在毕业论文里做论证，可是很不幸，有的人一旦养成这种习惯之后就再也改不过来了。不过我也要说句公道话，物极必反，像欧洲哲学那样天马行空的修辞，夹杂着文学性的藻饰和隐晦的暗示，对哲学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让我必须选择一个的话，我宁愿每次都选难对付的善于分析的诡辩者，也不愿意听华而不实的夸夸其谈。至少你能听懂前者讲的是什么，能够判断他说得对不对。
我相信，诗歌与数学之间难以界定的中间地带才是哲学家最能施展拳脚之处，他们会为真正艰深的问题提供清楚的解释。任何数学方法都不能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一切都唾手可得，人们必须小心选择自己的入手点，通常情况下，大家默认接受的前提就是罪魁祸首。我们在这狡猾的概念之域中探索，非常依赖思考工具的使用，那些思考工具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帮人厘清头绪、揭示出不同思路的前景。
这些思考工具很少给我们提供一个稳固的支点，它不提供一条指导未来研究的“公理”，而是提供了一个适当的选项，为未来研究的可能性做出了一些约束，我们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对它进行修改，如果理由充分，还可以干脆将它放弃。难怪有很多科学家对哲学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在哲学中一切都唾手可得，却找不出能像存在银行里的财物那样保险的东西，就连为了连接“支点”而构建起来的那些复杂的论证网络也都只是暂时性的，没有什么可用于证实或证伪的经验作为明确的基础。于是这些科学家对哲学置之不理，继续自己的工作，但这也令他们错过了一些最重要也最有意思的问题。“别问我这些问题！也别跟我说答案！想要解决意识、自由意志、道德、意义和创造力的问题，现在还太早！”
不过很少有人能如此节制，近些年来，科学家们已经在这些他们原来唯恐避之不及的领域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淘金热”。在好奇心以及名声的驱使下，他们开始琢磨“大问题”，做着做着就会发现在这些问题上想要前进一步有多难。必须承认，我最享受的一件乐事就是瞧着那些在几年前还对哲学极尽挖苦之能事的知名科学家(7)，跌跌撞撞、绞尽脑汁地想替全人类把这些问题摆平，结果却只从自己的老本行中推出一些肤浅的论断。要是他们转向我们这些哲学家，承认他们需要从我们这里获得一点帮助的话，我就更开心了。
在随后的第一部分中，我会分别介绍12个多用途的一般性思考工具。在后续的部分中我则不再依工具的种类，而是按照它们所处理的主题分类来介绍。我首先会谈一谈最基本的哲学主题：意义或者内涵。然后是进化、意识和自由意志。我介绍的工具是真正的“软件”，这些工具之于你的想象力，就像显微镜和望远镜之于你的肉眼。
我顺便也会介绍一些似是而非的工具，这些工具非但不帮我们照明，反而放了些烟雾弹。我必须给这些危险的工具起一个名字。得益于我的航海经验，我在航海术语里找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措辞。很多水手喜欢用航海术语忽悠“旱鸭子”，什么左舷、右舷、舵轴、舵销、桅支索、横撑杆、索耳、导缆孔，等等。我以前待过的船上流行过一种玩笑，我们编造这些航海术语的定义：罗经座（binnacle）指的是在罗盘里长大的海员，桅杆柄脚（mast tang）是一种在高处享用的柑橘汁，开口滑车（snatch block）是一招女子防身术，吊杆托架（boom crutch）是一种爆破式整形装置。吊杆托架其实是当航速减慢、吊杆收起时用到的一种装在吊杆上的可移动木制托架，但我在此之后总是忍不住把它与某个倒霉蛋的胳肢窝发出“砰”的一声巨响的画面联系到一起。因此我给那些失败的思考工具起了“吊杆托架”这个名字。这些工具只是看起来增进了我们的理解，但实际上它们在散播黑暗、混乱而非光明。在后面的部分中散落着各种“吊杆托架”，它们被贴上了适当的警告标签，并配有一些令人遗憾的事例。
在本书结尾处，我会把我的反思继续向前推进，想一想做个哲学家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万一你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所以你们的丹尼特大叔，给每一位可能已对哲学探究世界的方式有所体悟，同时又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哲学研究的人，准备了一点儿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