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和哲学家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在2004年合写了一篇题为《对法律而言，神经科学既改变了一切又什么也没改变》（For the Law, Neuroscience Changes Everything and Nothing）的文章，发表在了著名的《皇家学会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当中。这篇文章唤起了一场由科学发现引发的法律革命。
法律声称自己的前提不外乎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适度的自由意志观念，它可以与决定论完美相容。但是我们认为，法律的直觉支撑完全是建立在一种过于形而上学的野心之上的，因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自由意志观念正遭受着决定论的威胁，更直言不讳地说，它正遭受着即将到来的认知神经科学的威胁。（Greene & Cohen, 2004, p. 1776）
他们把情况说得很微妙，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既认为自己有丰富的论据来支持相容论（Compatibilism），这也是我在这本书里所捍卫的观点，但同时他们也想要表明一下，关于自由意志实际上“我们都还举旗不定”。他们提出并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旨在揭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识确实依赖着自由意志论。请注意，这个思想实验很像我前面要求过的那种论证：如果您认为我们应该关心自由意志论，请做出说明并给出理由。他们的思想实验是受一部电影《巴西来的男孩》（The Boys from Brazil）的启发，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培养希特勒克隆人（多亏抢救出了一些DNA）的纳粹科学家。下面请看这个思想实验：
让我们假设，一群科学家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们的设计令傀儡先生做出了犯罪行为，比如在毒品交易失败时杀人。（Greene & Cohen, 2004, p. 1780）
关于这个思想实验，他们说：
是的，他在犯罪时与其他罪犯一样是清醒的，是的，正是他的欲望与信念导致了他的行为。但是，这些信念和欲望是受外力操纵的，而这也是为什么在直觉上我们觉得他更值得同情而不是谴责……那么，在我们和傀儡先生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我们认为傀儡先生是一场邪恶阴谋的受害者，而大多数人却不是。但这重要吗？认为傀儡先生不该承担全部责任的理由是他的行为由外部原因所决定……事实上，这种外部力量与邪恶科学家的欲望和意图有关，但这并不重要，不是吗？重要的是，这些力量超出了傀儡先生的控制，它们并不是傀儡先生的。（Greene & Cohen, 2004, p. 1780）
你们怎么想？对他们论证的目标而言，这是一个好的直觉泵吗？或者不是？有意思的是，作者意识到了这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们写到：“丹尼尔·丹尼特可能会反对说，傀儡先生的故事只是一个有误导性的‘直觉泵’。”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会把它归为一种吊杆托架。可是，他们耸耸肩继续说道：“在我们看来，人们对傀儡先生和他的生活了解得越多，就越不会认为他真的该对他的行为负责，越不会认为他应当因此受罚。”
来，让我们仔细看看，转动直觉泵上的旋钮，实际上都是什么在运作。下面，我准备转动四个旋钮。
第一个按钮：让我们拿掉邪恶的阴谋，作者自己都坚持认为它不重要。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会冒失地在故事中加入“邪恶的神经外科医生”，并设定他们显然是无罪的，这种做法总是令我起疑。所以现在，我要用“冷漠的环境”来代替“一群科学家”，看看他们的结论还是否正确：
转动前：让我们假设，一群科学家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们的设计令傀儡先生做出犯罪行为，比如，在毒品交易失败时杀人。
转动后：让我们假设，冷漠的环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们的设计令傀儡先生做出犯罪行为，比如，在毒品交易失败时杀人。
第二个旋钮：故事里已经没有阴谋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设计令”也去掉，添上“有很高的概率”：
转动前：让我们假设，冷漠的环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们的设计令傀儡先生做出犯罪行为，比如，在毒品交易失败时杀人。
转动后：让我们假设，冷漠的环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有很高的概率做出犯罪行为，比如，在毒品交易失败时杀人。
第三个旋钮：我想改变犯罪动机，仍然是杀人，但却发生在一个相当不同的场景下（这应该不重要，对吗？）。
转动前：让我们假设，冷漠的环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有很高的概率做出犯罪行为，比如，在毒品交易失败时杀人。
转动后：让我们假设，冷漠的环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有很高的概率做出犯罪行为，比如，为了掩盖挪用公款而杀人。
第四个旋钮：让我们改动一下罪犯的名字，毕竟只是改个名字而已。
转动前：让我们假设，冷漠的环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有很高的概率做出犯罪行为，比如，为了掩盖挪用公款而杀人。
转动后：让我们假设，冷漠的环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自主队长好了，他有很高的概率做出犯罪行为，比如，为了掩盖挪用公款而杀人。
现在它激发出的是什么直觉？还是同样的直觉吗？你还觉得他更值得同情而不是谴责吗？如果细节再充实一点，可能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了。下面就是我友好的修订案，请格林和科恩过目：
自主队长在哈佛大学主修经济学，毕业之后去了雷曼兄弟公司上班，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在偷奸耍滑并以此牟利。他爱上了一个傍大款的迷人女郎，她威胁说，除非自主队长马上变得很有钱，否则她就甩了自主队长。自主队长看到有个机会可以挪用公款而不被发现，基本上可以做到隐形犯罪，于是他决心冒险一试。唉，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冒出来了一位目击者，那人错就错在不该站得离顶楼花园的栏杆太近了……一次快速的“跌倒”——啊！——证人摔死在了大道上。他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不久之后自主队长就被捕了。
到这里，你还倾向于认为，由于他的行为是由外部原因决定的，所以他“其实不该负责”吗？即使你仍然愿意把自主队长看作是奢靡环境的受害者，我想你也不得不承认，与之前所描述的那种力量相比，他所受诱惑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了，甚至只能算是前者那种力量的某种余波。或许我其实只是在利用你们的感情让你们支持相反的论点。我并不是想通过这套改变来证明，尽管人们是被决定的，他们也要或者也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只是想说明格林和科恩给出的那个直觉泵一点也不可信，因为其中可用的、允许转动的旋钮设置大大地干扰了我们的判断。也许设计它的初衷并不是为了糊弄人，但它确实妨碍了我们清晰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