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世达（Hofstadter, 1982）杜撰了“掘土蜂状”（sphexishness）这一术语，指容易被人误以为是大智若愚的一种死板的、机械的无意识状态。最典型的例子，也是这个词的来源是一种有着古怪行为的黄蜂。侯世达和我都被迪恩·伍尔德里奇（Dean Wooldridge）的《大脑机制》（The Machinery of the Brain）这本科普书中的一篇文章惊到了。文中这样描写掘土蜂：
产卵的时节，掘土蜂会为后代挖掘地洞，然后寻找并蛰咬一只蟋蟀，它的蛰咬会令蟋蟀麻痹。接着，它会把蟋蟀拖进地洞，放在卵的周围，再把洞口封死，然后头也不回地飞走。在恰当的时候，蜂卵孵化出来，掘土蜂的幼虫会以被麻痹的蟋蟀为食，此时蟋蟀还没有腐烂，这个地洞就像是掘土蜂的冷藏柜。以我们人类的眼光来看，这套精心组织、似乎目的明确的过程传达出了一点逻辑的味道，甚至还有些思想性，直到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细节。比如，掘土蜂会例行公事地把麻痹的蟋蟀拖到洞口放下，然后进入洞中检查一番，确认一切都好之后再从洞里出来，最后把蟋蟀拖进洞中。如果当掘土蜂进入洞中进行初步检查时蟋蟀移动了几厘米，它出来后会再把蟋蟀拖回到洞口而不是洞内，然后把“准备工作”重做一遍。掘土蜂从来也没想过可以直接把蟋蟀拖进洞里。有一次这一过程重复了40多次，每次都是同样的结果。（Wooldridge, 1962, p. 82）
不管怎样，我们最近获悉，就像所有科普作家常做的那样，伍尔德里奇对这一现象作了一番过于简化的概述。心理学家拉斯·奇卡（Lars Chittka）在给我的一份报告中引用了法国自然学家《昆虫记》作者让-亨利·法布尔（Jean-Henri Fabre）的一些研究成果，那明显是伍尔德里奇观点的出处。如果伍尔德里奇读过法布尔的书就会知道，实际上只有某些掘土蜂是“掘土蜂状”的。而且，法布尔实际上也很想指明这一点：让你乍一看以为掘土蜂很聪明，再一看以为掘土蜂很笨，最后一看又发现有些掘土蜂一点也不那么“掘土蜂状”。奇卡给我的是法布尔《昆虫记》的德语版本，里面是这样说的：“两三次之后，掘土蜂用钳子揪着猎物的触须，把猎物拖进洞里。现在谁是傻瓜呢？”
所以，“掘土蜂状”其实有点用词不当，不过既然都这么叫了，我就不得不继续让掘土蜂忍辱负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很幸运，可以以这种方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算是很好地为自己提高了适应性吧。想想看，你会投票保护谁的栖息地，掘土蜂还是humdrumbeetle？也许掘土蜂没有大象、老虎和狼那样“有魅力”，但因为这成问题的“掘土蜂状”也使得掘土蜂名声大噪。
“掘土蜂状”是一种很重要的性质，与其说是因为所有例如昆虫、蠕虫、鱼等简单动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性质，倒不如说是因为它让我们找到了一个术语，用来指代一种有限的、机械的、短视的能力，而更奇妙、更复杂、更有理解力的心智则建于其上。任何心智的构建模块都最好是掘土蜂状！或者，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构建模块应该是近似心智，应该是我们心智中苍白的影子。我们也可以用掘土蜂状把有道德能力的心智与没有道德能力的心智区分出来：如果一个人的心智到了像掘土蜂似的程度，不管这是因为脑瘤或脑损伤，还是因为严重的神经失调或是精神病，或者纯粹是因为愚昧或不成熟，那么他也就无法做出有意义的事。
为了揭示出“掘土蜂状”这个性质，执着的生物学家们不惜一遍又一遍地搅扰掘土蜂，他们就是我们着实该担心的那种典型的操纵者。在哲学上，许多关于自由意志的思想实验都引入了这样一种傀儡操纵者或者一个毒恶的神经外科医生，他们偷偷地让某个人遵循他们的指令。这些可怕故事的寓意大概是：即使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傀儡操纵者，但各种各样的环境因素经由我们大脑的处理将会决定我们的行为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傀儡操纵者是可能存在的。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那本《自由意志》（Free will）的封面上就画着一组操纵傀儡的线。(100)但这显然是一种不当的推论。如果环境借助我们运转良好的感知系统和未受欺骗的大脑“控制”了人，那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相反，倒是没有比这更令人满意的了，我们周围的事物和事件导致我们产生有关它们的真信念，借助这些信念把我们的行为调整得对自己更有利。光子从滩涂的气孔上反射到我眼中，让我拿起蛤耙和篮子开始挖蛤蜊。如果这算被环境所控制的话，那我举双手赞成。像大多数人一样，如果我的朋友请我吃丰盛的美食，我并不觉得自己受到威胁或被操纵，因为我知道我无法抗拒美食的诱惑。
在那些以傀儡操纵者或恶毒神经外科医生为例论述的故事当中还有另外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你会发现这种操纵永远永远是秘密进行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只有当我们的行为或选择不知不觉地被那些神秘的操纵者所左右时，我们才会在直觉上感到我们不具有自由意志。其中的道理并不难理解，让我们回想一下开启了博弈论的那个洞见：当一个行动者意识到另一个行动者想要操纵他时，他会寻找对策，或者至少会去调整他的行为以应对这个情况。两个行动者之间的竞争性互动涉及许多层面的反馈，因此会削弱想要成为操纵者的人的控制力。而一旦操纵没能秘密进行，而且还正中“傀儡”的下怀，那么局面就完全反转了。
我们只需对标准的思想实验稍加改动，转动直觉泵上的旋钮，就能演示出上面那种情况。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发明过一个直觉泵，讲的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偷偷把一个可以监控神经刺激的设备植入了一个人的大脑，以确保那个人所做的一切决定都在医生的掌控之下（Frankfurt, 1969）。假如你就是那个人，如果你在一个两难的局面中选择了A而不是B，且那个医生就想让你这样选，那么他会袖手旁观；但是如果监控装置显示你想要选择B，那么外科医生就会按下按钮阻止你选B，所以无论如何你都会选择A。你对这一切都没有感觉。在这两种情况中你的选择都不是自由的吗？多年以来，哲学家们为了解决“法兰克福案例”和其变种写过成百上千的论文。其实，只需转动一下旋钮，局面就会产生巨大变化，据我所知这还从未有人冒险尝试过。下面请大家过目：
为了抑制你对甜食无尽的爱，你和一位医生签了一份合同，他帮你植入一个监控装置，并且你还会支付优厚的报酬让他监控你的每一餐。这为你提供了一个安全网以防止你点餐时选择热巧克力圣代和芝士蛋糕。你们俩都希望他永远也不必按下手中的按钮。不久之后，你都快忘记了自己还被他或他的助手控制着。你已经被“治”好了，这个小装置已经连续记录下了成百上千个指令，显示着你选择了A，“不了，只需要一杯黑咖啡，谢谢”。这能不能作为你自由选择的例子呢？为什么不能？对你来说，让自己多少有些脆弱的意志力得到点儿帮助难道不是一件很明智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