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过程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几乎从未”发生过的事件。例如，物种形成，即生物偏离了自己的亲本，从而产生出一个新物种。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事件，但是，已经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数以百万计的物种中的每一种都是从某个物种形成事件开始的。每条世系中的每次降生都是一个潜在的物种形成事件，但该事件几乎从未发生过，百万次降生中也不会有一例。DNA的突变也几乎从不发生，一万亿次复制过程中也不会有一例突变，但是，进化却依赖于它。此外，绝大多数的突变要么有害，要么是中性的；偶然的“有利”突变更是几乎从不发生。但进化恰恰依赖于这些极为罕见的事件。
考虑一个关于可能性的直觉泵：就我们所知，目前在这个星球上只有一种人科动物，即智人（Homo Sapiens）。假设五十年后，我们大部分的后代都被某种病毒消灭了，只留下两种幸运的存活者：一千名因纽特人栖居在边远的康沃利斯岛，离格陵兰岛不远，而一千名安达曼人生活在印度洋腹地一个与世隔绝的海岛上。这两个群体相互隔离了数千年，为了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各自产生了特有的生理差异，但是，我们并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不属于我们这个物种。假设这些人在地理隔离和生殖隔离的情况下又生存了一万年，最终成为两个物种，繁衍遍布至整个星球。直到有一天他们彼此遭遇，发现没有兴趣同对方交配，少数无意中发生的交配也无果而终。这种由长时间的地理隔离产生的生殖隔离是异域性物种形成的典型标志。
他们也许想知道，这次物种形成事件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他们最近的共同祖先很可能生活在三万多年前，但物种形成事件并不是在彼时彼地发生的，但在这两个种群重新相遇之前，物种形成事件仍可能在分离后几千年间的某个时候发生。物种形成事件发生于农业革命之前，还是互联网诞生之后呢？我们不可能心安理得地给出一个笃定的答案。他们之间一定存在一个最近的共同祖先，道金斯称之为“共同祖先”（concestor），他兴许生活在三万年前，其后代最终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成为这两个物种的创始者，但是，我们始终无法确定，这次事件是否开始于那时。
这里应当发生了一个事件，一次对人类以及人类之后的历史举足轻重的降生，这次降生发生在一个精确的时间地点，但直到数千年后它带来的后果被确定了，它才会获得特殊的地位。这从来都是无法预先决定的。倘若有一船或一飞机的岛民来了趟旅行，让两个分支“过早”相聚，这次降生就永远成不了物种形成事件了。可以想象，物种形成事件实际上发生于某个精确但又不为人知的时刻，该时刻介于最初的分离和两个物种最终形成之间，但是怎样才能界定这个时间点呢？根据两个世系间染色体发散（chromosomal divergence）的累积程度，倘若存在跨世系交配的尝试，该时刻很可能就是这类尝试首次无果而终的时刻。但这类有违事实的猜测并没有什么意义。
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将北美野牛分成了诸多生殖隔离的种群，但野牛比尔·科迪（Buffalo Bill Cody）及其同伴很快就将潜在的物种形成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他们几乎将野牛消灭得只剩下一个种群。同种个体常常会因环境事件而分成两个或更多个孤立的群体，在数代间它们保持着生殖隔离，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群体要么重聚，要么有某个群体灭绝。所以，虽然形成物种的第一步必定发生得相当频繁，但它们几乎从不会导致物种形成事件，而真正的物种形成事件需要几百代的时间方能产生出结果。即便你拥有彼时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分子的物理知识，也绝对无法从首次分离的环境推断出这是不是物种形成事件的开端。“物种”这一概念是一个近似概念。家犬、土狼和狼属于不同的物种，但科伊犬和狼狗的后代却也相当常见，所以，“理论上讲”，我们或许应该将这三类动物仅仅看作不同的品种，而不是犬科下的不同亚种。
我们很难确立起杂交（从不同的亲本物种中产生出后代）的一般规律，想想每个物种的个体之间所呈现出的微妙差异，你便会发现这点毫不奇怪。对此，生物学家并不格外担忧；既然已经理解了创造出所有这些中间形态的过程，他们也就不纠结于定义或本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