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哺乳动物，狗、牛、鲸也是哺乳动物。可是，压根儿就不存在哺乳动物。不可能存在！这里有一段哲学论证可以证明这一点（改述自Sanford, 1975）：
① 每个哺乳动物均有一个同为哺乳动物的母亲。
② 即便存在哺乳动物，它们的数量也是有限的。
③ 如果曾经存在过一个哺乳动物，那么由第一条可知，一定存在过无数的哺乳动物，这与第二条矛盾，所以不可能存在任何哺乳动物。该说法自相矛盾。
我们完全清楚，哺乳动物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挑战来认真对待，以便发现其中潜伏着什么样的谬误。这是一个简单的归谬法，因此必须舍弃掉某种东西。我们也大体知道要舍弃掉什么：如果你在任何哺乳动物的谱系树上回溯得足够远，你最终会到达兽孔目，这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奇怪的过渡物种，介于爬行类和哺乳类之间。
在从明确的爬行类到明确的哺乳类之间逐步过渡的过程中，有着许多难以归类的中间形态。要在逐渐变化的连续谱系上画出一条条界线，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能否确认一只没有哺乳动物母亲的元初哺乳动物（The Prime Mammal），从而否定掉前提（1）？有何依据呢？无论是什么样的依据，都势必要与另一种判定那只动物不是哺乳动物的依据相冲突。毕竟，那只动物的母亲是兽孔目。这不就是证明那只动物属于兽孔目的最好证据吗？假设我们列出了区分哺乳类和兽孔目的10个主要差别，并且说明，拥有5个或5个以上哺乳类标志的动物就是哺乳动物。可为什么是10个而不是6个或20个差别呢？难道不应该给这些差别按重要程度排序吗？且不提这种判定的武断之处，任意一种一刀切的方法都将产生大量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论，因为在从明确的兽孔目动物过渡到明确的哺乳类动物这段非常长的时间内，拥有5个或5个以上的哺乳类标志的哺乳类动物会同只拥有少于5个的哺乳类标志的兽孔目动物交配，产生大量的后代，哺乳类诞下了兽孔目，兽孔目又诞下了哺乳类，如此等等。
当然，我们可能需要一部时间机器才能观察到所有这些异常现象，因为在亿万年后的今天，所有这些细节都已经检测不到了。这倒也无妨，因为这些细节也并不重要。那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压制划界的欲望。我们不需要划界。我们可以泰然面对这一平淡无奇的事实：所有这些变化在数百万年间逐渐累积，最终产生了无可否认的哺乳动物。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需要标定湖泊、池塘、湿地和沼泽之间的差异，就连湖沼学家也不需要。
然而，哲学家往往有洁癖，他们是挑剔的词语使用者。自苏格拉底坚持要求准确标识出德性、知识、勇气以及类似概念的典型特征以来，哲学家们总是按捺不住这样的想法：通过认定某种可以阻止退行的东西来防止无限倒退，如本例中的元初哺乳动物。这往往让他们得出深陷神秘（或至少是迷惑）之中的学说，也让他们委身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元初哺乳动物必须是哺乳动物集合中首先拥有全部哺乳动物本质特征的那一只。如果没有可定义的哺乳动物的本质，这些哲学家就遇上了麻烦。然而进化生物学告诉我们，确实不存在这样的本质。所以，作为一个一般规则，我们可以无视哲学家对本质、典型特征或某个“真理制造者”的需求。它通常始于一场徒劳的追寻，可能颇有意思，但最多只能算作无关痛痒的启发。虽然也并非总是如此。
放弃这个需求像是一剂让许多哲学家难以下咽的苦药。用理性的方式从事哲学是从苏格拉底那里传下来的方法，它几乎总是提出“请定义你的用词”这样的要求，从而将大家置于某个本质主义的教条中，即便只是为了论证方便起见。如果我们不得不放弃本质主义，我们所钟爱的一些论证形式就几乎没用了。例如，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论证的结构，它始自一个平淡无奇、显然为真的析取式：
① 要么A，要么非A（你如何论证这一点？）。
② 如果你选择路径A，接着，喋喋不休大肆论证一番，那么你将得到结论C。
③ 同样，如果你从非A开始，接着吧啦吧啦论证一番，那你也可以得到结论C！
④ 因此，C成立。
但是，假使明显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地带，那么对那些说不清它们是A还是非A的情况该如何对待呢？比如哺乳类或非哺乳类、活着的或没有活着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信念或非信念、道德或不道德，等等。为了摒弃这种担忧，你必须“划清界限”，区分A与非A，从而驱散所有有关“近似”的谈论。若没有这种泾渭分明的界限，标识出某个本质就从来都是危险之极的，我们也根本无法构造出这种论证。在数学上，这种论证方式所向披靡，因为在这个领域你真的可以划出界限：一个整数不是奇数就是偶数，一个实数要么是有理数要么是无理数，一个多边形要么是三角形要么不是。但在这种抽象的领域之外，这种论证远不够成功。
必定存在着元初哺乳动物，即使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它存在于何时何地。坚持这一想法是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的一个表现。它使我们认为：只要知道得足够多，我们就必定能看到哺乳动物身上具有某种特殊性质，这种性质可以一劳永逸地定义何为哺乳动物。哲学家有时会说，否认这一点是混淆了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混淆了什么是真正存在的和什么是可以知道存在的。对此，我的回应是，思想家确实可能因为混淆了形而上问题和单纯的认识论问题而走上邪路，但这需要证明，而不仅仅是做出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