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岁时的我是蓝人乐团（Blue Man Group）的狂热粉丝（我现在仍然是这个组合的铁杆粉丝，不过我的狂热劲头已经过去了）。我在纽约、波士顿、拉斯维加斯和好莱坞等地都看过他们的演出，前后共看了十几遍，而且被我带去看他们演出的人至少已经有好几百了。当我在读研究生时，有一段时间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那时的我甚至还曾去这个舞台剧试镜，想让自己真正成为蓝人组合中的一员。我真的像许多叛逆的年轻人一样，曾经尝试过逃离乏味的生活，加入某个马戏团环游天下。如果你还没看过它的演出——那就快去看看吧，我会等着你的。蓝人们根本就是降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外星人，他们试图让我们弄清楚我们到底是谁，并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与观众沟通。但是蓝人们都是“哑巴”，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处事方式。
在这个舞台剧中，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是，他们会把观众席中的一位女性带上舞台参加表演。这位被选中的女性总是既年轻又漂亮，她通常都会穿着一件白色毛衣。一旦被带上舞台，这位女性就会被安排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边上，被两个蓝人夹在中间。她要参与的是这样一个情节：蓝人们要把一幅画上的家具图案擦掉，他们一边吃着夹心面包，一边从一个阀门里把所有吃下去的食物都“吐出来”，吐到自己挂在胸前的一个托盘上。每个蓝人自始至终都竭尽全力，尽他们所能地去讨好这个女人，他们用只有蓝人能懂的方式调着情，每个蓝人都试图“胜过”其他蓝人。
这一幕非常滑稽搞笑，包含着许多表现力极强的非语言行为（请记住，蓝人们是不会说话的），与这位原本是观众的临时演员的互动也编排得非常精妙。许多人都以为这位女性是事先安排好的，是专门为这场秀服务的，因为她不可能在没有得到任何语言指导的情况下，就能够如此丝丝入扣地配合蓝人表演，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然而，蓝人们并没有耍这样的花招。事实上，有一次，我本人也曾经被推上舞台参与表演，而我被安排秘密地戴上了一副耳机，它会指导我该怎么做。但是多年之后，我得到了一个可以与蓝人乐团——克里斯·维克（Chris Wink）、玛特·高曼（Matt Goldman）和菲尔·斯坦顿（Phil Stanton）见面的机会，他们向我保证在夹心面包那场滑稽短剧中，被邀请的女性确实是一名普通观众。
这种短剧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是因为人类天生就很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换句话说，我们的耳根子远远比自己想象的软得多。每一个蓝人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引导这位毫不知情的女性搭档做出适当的，而且似乎是注定的反应。在西方，顺从似乎是一种被人看不起的习惯；而在东方，同样的行为则被称为是“和谐”，是成功的群体生活不可或缺的。
人很容易被暗示、被说服，关于这一点，科学家们已经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运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过大量研究。如果内侧前额叶皮层不仅代表了我们的自我意识，而且还打开了特洛伊木马式的自我的大门，允许自己被周围的人影响，那么内侧前额叶皮层应该与（被）暗示和（被）说服有关。尽管我们的直觉是，更好地了解自我可以让我们远离社交圈的过度影响，但是神经层面的事实却是，内侧前额叶皮层在自我认识和受他人影响这两方面都发挥着核心作用。
即使你从来都没有被催眠过，但很可能看到过别人被催眠的过程。催眠术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大部分人都不会被深度催眠。在极少数几个被深度催眠的案例中，被催眠的人会把彩色的图案看成是没有色彩的；外科手术可以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一个有着长期吸烟史的瘾君子能够在一个小时内戒掉烟瘾。
社交天性实验室
埃米尔·瑞兹（Amir Raz）进行了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检验了极易受外界影响的人和不太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在催眠状态下的神经差异。在实验中，他让被试完成一项斯特鲁普任务（Stroop Task）。这项任务是这样的，被试会看到一些纸片，上面印刷了不同色彩的表示颜色的词，如“红色”（RED），不过，有些词所表示的含义和被印刷上的色彩一致，而有些词表示的含义和被印刷上的色彩不一致。在所有的实验轮次中，被试都被要求说出这个词被印刷的色彩。众所周知，如果词都是用蓝色印刷的，那么人们在拼读出“蓝色”（BLUE）这个词时的速度通常会比拼读出“红色”这个词要快一些。瑞兹发现，如果对一个极易受外界影响的被试进行催眠暗示，暗示他们把某些表示颜色的单词看成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字符，那么在那些颜色错配的实验轮次中，他们的反应速度就能够加快很多。换句话说，瑞兹要检验的是这样一个假说：如果一个人看到的不再是用蓝色墨水印刷的“红色”这个词，那么在完成这项任务时，就不会产生矛盾冲突的感觉（从而拖慢他们的拼读速度）了。在所有这些词的含义和颜色不一致的实验轮次中，极易受影响的被试的反应比不太容易受影响的被试的反应要快得多。随后，瑞兹把注意力转向大脑内部，试图搞清楚在这两组被试之间，到底是哪些脑区的反应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内侧前额叶皮层是核心脑区之一。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会直接被催眠，但却时时刻刻都在以其他方式、通过其他途径接受着他人的影响。我们永远都处在“极具说服力”的信息的包围和轰炸当中，针对我们的广告通过各类媒体铺天盖地而来。埃米莉·福尔克和我曾经进行过一系列研究，考察他人的意见是如何通过血脑屏障的。这些意见通过血脑屏障后就能够影响我们，使我们的行为与他们更加一致。尤其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大脑内部是否包括了一些与这种说服过程有关，但是我们却无法有意识地进行叙述或分析的信息？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也就意味着，特洛伊木马式的自我确实是非常隐秘的，它会在我们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影响我们。
社交天性实验室
在第一项研究中，我们试图说服一些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的本科生更频繁地使用防晒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洛杉矶位于阳光充沛的沙漠边缘，所以对于在那儿生活的人来说，使用防晒霜本来就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实验开始后，我们把这些学生被试带进了实验室，问他们一系列与防晒霜的使用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上个星期使用了多少防晒霜；下个星期又打算使用多少；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人们应该经常使用防晒霜。再接下来，我们让学生被试躺进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中观看一些来自美国皮肤病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Dermatology）等机构的短片，它们包含了关于人们应该如何使用防晒霜的劝说性信息。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束后，我们又问了被试一系列问题，并请他们完成以下两个“评估”：一是对他们下一周打算使用的防晒霜进行评估，二是对人们通常所持有的关于防晒霜的作用的看法进行评估。一个星期后，我们又出其不意地联系到了每一位被试，以便搞清楚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里，有多少天他们真正使用了防晒霜。
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束后，一些被试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防晒观念”，以后每天都会使用防晒霜。其他人则说了一些表示感谢的话，不过显然并非出于真心，因为他们打算继续以原来的方式使用防晒霜。这些人嘴上怎么说的与实际怎么做的之间的相关性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这些人在看了那些劝说性短片所传递的信息后改变了自己（口中所说）的意向，那么这种说法应该可以作为一个相当好的指示器，说明他们的实际行为也会有所改变。但是，只需要想一想我们每年都会制订，但却总是无法付诸实施的“新年新计划”，就会知道好的意图并不一定总能变成现实。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些人增加了防晒霜的使用率，而有些人则没有，但是他们的实际行为与他们告诉我们的计划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看看他们的自我报告，再对比一下他们的实际行为，要说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的话，那充其量也只是一种“随机关系”。
与此相反，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大脑活动情况更好地预测他们的行为。实验结果表明，我们可以把被试在看到劝说性信息时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跃程度看作一个预测器，它能够相当好地预测被试下一周使用防晒霜的频率。在看到劝说性信息时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更加活跃的被试，在以后的日子里越可能增加防晒霜的使用率，但这与他们口头上告诉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无关。被试这个脑区的活跃情况比他们有意识地告诉我们的任何信息都更能预测出他们在下一周的行为。把这个发现与我们之前阐述过的特洛伊木马式的自我的概念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项研究证明，在接收到劝说性信息后，使用防晒霜的价值的心理表征会发生变化，也确实有可能会驱使人们做出某种行为，但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过程（心理表征变化驱动行为改变）是在人们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完成的。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身上已经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而导致这种变化发生的“根据地”就是内侧前额叶皮层这个脑区。这也就再一次表明，这个被我们称为“自我”的东西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私密”；而且它也远远不是与世界上的其他东西相隔绝的。事实证明，只要观察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对广告的反应方式，就不仅能够预测作为个体的我们会如何发生改变，而且还能预测整个群体将会如何发生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