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麦克莱恩这项动物实验的结果能够说明很多东西，但却没有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痛苦是否真的与我们所体验到的物理疼痛有关。2001年前后，娜奥米·艾森伯格和我决定试着来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刚刚获得了一项资助，用于研究前扣带皮层对社会认知的作用。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想要研究的是社会排斥（socialrejection），但是还没有想出一个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来研究这个问题的理想方法。
就像在科学研究领域经常会发生的那样，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整个研究进程。在那一年，我们参加了一个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国际会议，但实际上我和娜奥米都没有收到过这个会议的正式邀请。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听到了奇普·威廉姆斯（KipWilliams）谈到他为了研究社会排斥问题而创造的一个实验范式。虽然他的方法完全以互联网为基础，但却能够非常有效地产生某种社会排斥感，我们认为可以对他的方法稍作转换，用来完成我们想做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实验。
社交天性实验室
奇普·威廉姆斯把他的范式称为网络球（cyberball），它其实是威廉姆斯此前早就成功应用过的一个行为实验范式的变体。在威廉姆斯的早期研究中，当一位被试前来参加实验时，主试会告诉他需要稍等几分钟。而在等待室里，已经有两个人坐在那里了，他们告诉这位被试自己也在等待参与同一项研究。但是事实上，这两个人是心理学家所称的共谋者（confederate）或“托儿”；在这里，“托儿”的意思是，他们假装是被试，实际上却是与主持实验的研究人员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因此，当这位被试走进等待室时，实验其实已经开始了，其中一个“托儿”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网球，并且把它扔给了另一个“托儿”，然后这个“托儿”又把这个网球扔给了真正的被试。在接下来的一两分钟里，他们三个人以三角形的线路相互抛接这个网球；然后，在事先安排好的某个时间段里，两个“托儿”不再把球扔给这个真正的实验参与者，而只是一味地相互扔球。
假设你就是那个被试，然后想象这种情景吧。在这个游戏中，本来你们三个人玩得好好的，突然你被迫成了一个局外人。一方面你可能会想：“谁在乎呢？又不是真的在玩游戏，我又不认识这些人，他们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反应，毫无疑问，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社会排斥行为，肯定会有一些参与者试图保持理性。然而，基于威廉姆斯这个实验的设置，很显然这些被排斥的人都会感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痛苦。人们会因为被置之不理而受到伤害，即使在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后来，威廉姆斯又对这个在等待室中完成的实验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把它搬到了互联网上进行，从而创造了“网络球”实验范式。当一位被试在参与玩网络球游戏时，他（她）相信自己正在与另外两个通过网络连接起来的来自现实世界的人在扔一个数字“球”，但是实际上，他（她）只是在跟两个预先编好程序的“替身”玩（见图3-3）。在玩了一会儿后，这两个“替身”就不会再把球扔给他（她）了。
图3-3 “网络球”游戏
我们也让被试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玩“网络球”游戏。这些被试以为，他们在网络上玩这种电子游戏时，其他两个人的大脑也与他们一样都是同时被扫描的。我们告诉被试，自己对不同的人的大脑之间是如何实现相互合作的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哪怕是在完成一个像扔网络球这样简单的任务时。这些被试完全不知道他们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里玩“网络球”游戏时会被排斥。但在玩了几分钟之后，另外两个“玩家”就不再把球扔给这个真正的参与者了。
当这些被试遭到了“排斥”并完成了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后，就会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里；然后，主试请他们谈谈对这次经历的体会。通常这些人都会直截了当地开始谈论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们一般都对被排斥感到非常愤怒或难过。在那时，由于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刚刚起步不久，这种强烈的情绪意义非凡，因为当时大部分用于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任务都无法“促成”个人情绪反应。我们不得不假装没有注意到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里发生的事，因为我们不希望被试的回答受到我们可能说出来的任何东西的影响。
第二年，我们花了大半年时间来分析这些数据，但是在实验结束的那一瞬间，我们就已经意识到可能发现了一些令人非常兴奋的东西。有一天，已经到了深夜，娜奥米和我都还待在实验室里，而我的研究生乔安娜·贾科（JohannaJarcho）则在另一台电脑前分析一项有关物理疼痛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实验数据。所有人都在反复查看这两个数据集，我们注意到这两组数据集显示的结果之间呈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
在关于物理疼痛的研究中，经历的疼痛更加剧烈的被试的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激活程度更高。这在关于社会痛苦的研究中也是如此：被排斥时遭受更加强烈的痛苦折磨的被试大脑的背侧前扣带皮层更活跃。在关于物理疼痛的研究中，那些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right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被激活的被试体验到的物理疼痛更少一些。同样，在社会痛苦的研究中，也是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被激活的被试所体会到的社会痛苦更少。最后，两个实验都表明，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更高的被试的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激活程度更低。
这两项研究告诉我们的是同一件事：你感到越疼痛（痛苦），你的大脑的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活跃程度就越高。我们之前的许多研究都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这是实验研究第一次证明，不仅物理疼痛如此，社会痛苦也是如此。同时，这两项研究的结果还表明，人们控制由于疼痛给人带来的痛楚感的能力的高低与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程度有关：这个脑区越活跃，人们的控制能力越高。而且，这反过来似乎又会减弱背侧前扣带皮层的反应。事实上，如果把两组数据并排放到一起来看，你根本就分不出哪组数据是对物理疼痛的分析，哪组数据是对社会痛苦的分析，根本看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总之，这些研究结果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增进对人类心理机制的理解。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能够阐明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实际上却是基于共同的神经机制的两种心理过程；而这也意味着，这些心理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密切、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类动物而言，社会威胁似乎“劫持”了物理疼痛系统，强迫疼痛系统去做它一直在做的事情——提醒我们危险临近了，我们的某种基本需求已经受到了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