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0年来，我与我的妻子、心理学家娜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社会痛苦（她花在这上面的时间比我还多）。在这一节中，我将提供一系列证据证明，社会痛苦也是一种真正的疼痛。但在此之前，我也必须坦白地说——时至今日我自己还有点难以接受这一点。身体上的疼痛与社会痛苦看起来似乎完全是两回事，每次我感觉到疼痛时，我都能指出具体是身上的哪个部位在疼。因此，我能推测引起疼痛的那个部位可能有点不适或者有组织损坏。那么，当我感到社会痛苦时，我的手指应该指向哪里呢？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心理体验给我们带来的身体感受并不亚于身体上的疼痛，比如，当我们看到莫斯科红场时，当我们探索冥想的宁静时，或者当我们想象并等待着一次令人无比期待的初次约会时，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进一步阐述这一点（不过，这两种解释同样重要）。
第一种解释是，身体上的疼痛并没有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疼痛可以通过暗示的力量得到极大的改变，比如可以通过催眠或者安慰剂治疗来减轻疼痛。实际上，在催眠状态下做外科手术，既不需要麻醉，接受手术的人也毫无痛感。科学家们通过许多疼痛实验发现，只须让被试预感到自己将会遭受疼痛的沉重打击，就足以让他真的感觉到比原来强烈得多的疼痛。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诸如焦虑症和抑郁症，通常都会改变我们对物理疼痛的敏感程度。疼痛并非全取决于你的心理，但是你内心的想法对于疼痛的影响程度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为什么身体上的疼痛与期待第一次约会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呢？这还可以从第二个角度进行解释。通常被认定为纯心理活动的一些事件，它们给我们带来的身体感受比我们所想象的要高得多，因为人的所有心理活动全都根植于大脑内部的物理过程。即使是静思冥想，也是人的大脑和身体内部发生的生物化学反应和神经认知过程的结果。如果与他人建立连接的快乐没有大脑作为物理基础，那么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塑造和诱发这些感觉（想象一下摇头丸对人的作用吧）。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又怎么去解释喝酒会有选择性地消耗大脑血清素，并且让人们更大胆地做出无礼的举动呢？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心理原因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并不是一个还原论者。相反，我只是想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倾向于人为地把某些东西——如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疼痛与情感孤立起来。疼痛、情感以及我们所有的感受必然是生理和心理过程的共同表达。
从这一观点出发，像社会痛苦这样看起来似乎很抽象的东西，也可能同我们的大脑可以感知到的物理疼痛那样变得具体起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想证明物理疼痛与社会痛苦其实是一回事。没有人会真的弄断手臂，来验证一下这种感觉是否跟失恋的感觉一样。社会痛苦的记忆比物理疼痛的记忆更为强烈。不同类型的疼痛带来的感觉也各不相同，且明显具有不同的特征。我所要强调的是，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一样都是真实存在的。理解这一点，对理解我们以及周围人的经历具有重要意义。
说社会痛苦类似于物理疼痛的第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来自我们在谈论社会痛苦时所用的语言。在描述遭到社会排斥或经历社交失败的感觉时，我们所用的语言与用于描述身体上的疼痛的语言几乎别无二致。例如，我们会说“他伤透了我的心”，也会说“他伤害了我的感情”。当深爱的女友弃自己而去时，我们会感到如“穿肠剖肚、摧心裂肺一样”的痛苦。心理学家发现，听起来带有隐喻的语言并不像我们最初认为的那样只有隐喻的含义，或者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仅仅是隐喻。目前，世界各地的语言普遍都用描述物理疼痛的语言来描述我们所遭受的社会痛苦。无论是与英语同源的罗曼语族（比如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英语、亚美尼亚语，还是中国的普通话和藏语，都是如此。如果物理疼痛与社会痛苦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么这种比喻的说法不可能会在全世界各地反复出现。
证明社会痛苦是一种真正的疼痛的第二个证据是，当哺乳类动物的婴儿与他（它）们的主要照看者分开时，他（它）们会陷入沉重的悲痛中。任何一个有孩子的人都能够注意到，当母亲离开时，她的婴儿会表现出万分悲痛，并且会不停地放声大哭。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提出了“依恋”（attachment）这个概念，用来解释他和其他一些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寄宿制托儿所里的孤儿和弃儿身上所观察到的一种现象，这些孩子得不到一般孩子通常都能体验到的温暖、爱和感情。他提出，每个人天生就有一个负责监测我们与照看者之间的亲密程度的“依恋系统”，当我们与照看者拉开了距离时，这个依恋系统就会变成一个“警报器”。而在人体内部，这个“警报器”发出的警报会以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很快就会变成号啕大哭，这是婴儿与照看者分开时所发出的求救信号，它警告照看者回来照看婴儿。
依恋痛苦明显具有社会性，它发出的信号既针对婴儿本身，也针对他周围的人。这个“依恋系统”就像一个对讲机，它的出现就是为了维持孩子与照看者之间的连接。如果婴儿一出生就拥有的这个“依恋系统”会在成年之后慢慢消失，那么成年人很可能会对婴儿的啼哭无动于衷、充耳不闻。幸运的是，这个“依恋系统”在我们长大后同样会让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的哭喊做出反应。所有人都遗传了这个“依恋系统”，而且终生“携带”着它。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被社会排斥的痛苦，正如我们永远也无法摆脱忍受饥饿的痛苦一样。我们对社会连接具有极其强烈的需求，这种需求贯穿了我们的一生。对一个婴儿来说，与照看者保持连接是他的第一目标。我们这个物种与照看者连接成功的代价是，一生都需要被喜欢和被爱，所有的社会痛苦都与这个需求联系在了一起。
社交天性实验室
另一位与鲍尔比同时代的著名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也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一系列开创性的心理学研究中，哈里·哈洛对灵长类动物的依恋过程进行了全面考察。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研究对象兼“研究伙伴”是一群恒河猴，当时正值行为主义的全盛时期，像“喜欢”和“依恋”这样的概念在动物研究中可以说是一个禁忌。婴儿对母亲显而易见的情感依恋被当时的人们理解为联想性学习。换句话说，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婴儿把温暖、气味和对母亲的感受与食物这样的初级强化物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一理论出发，婴儿之所以“在意”他们的母亲，仅仅是因为妈妈的出现与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的出现之间存在着某种统计学上的相关性而已。根据这种解释，如果婴儿被喂食时总会看到一张歌手巴里·曼尼洛（Barry Manilow）的海报，那么这些孩子就会变成巴里·曼尼洛的粉丝，因为他们把被喂养与巴里·曼尼洛联系在了一起。哈洛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并决定通过实验对这种观点进行检验。
哈洛把刚出生的猴子与它们的母亲分开来饲养。他在实验室里制造出了两只“猴子”替代物来充当它们的母亲。其中一个替代物用铁丝编织而成，形状很像一只成年猴子，它能够为新生猴子提供生存所需的牛奶。另一个替代物是一块包着一层海绵橡胶的木头，最外层则用绒布包着，也做成了成年猴子的形状，但是这只布“妈妈”并不提供牛奶。然后，哈洛对新生猴子进行了跟踪调查，他想看看这些新生猴子会对哪个替代物更为依恋：是能够与食物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还是更能让它们感受到真正的母亲的味道的那个。结果显而易见，而且意义深远。刚出生不久，新生猴子每天都要花费将近18个小时与绒布猴子替代物待在一起，而几乎不与提供食物的铁丝网猴子替代物待在一起。这个结果证明，婴儿依恋于母亲的食物联想理论明显错了。这些猴子更亲近于那些让它们感觉更像真正的母亲的东西，而无关乎这个“妈妈”是否提供生存所需的物质。[4]
自从哈洛完成了这项开创性研究以后，社会依恋（social attachment）在各种不同的哺乳类动物身上都得到了确认。鉴于所有的哺乳类动物在刚出生时都没有能力照顾自己，因此它们都有相同的需求，即必须与它们的父母亲或者照看者建立起社会连接。通过对大量哺乳类动物的观察，包括老鼠、草原田鼠、豚鼠、牛、羊、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以及人类，科学家们发现分离哀叫（separation distress vocalizations）——婴儿在与他（它）们的照看者分开时发出的凄厉哭叫，通常会导致照看者重新回到他（它）们身边。分离会导致皮质醇（一种压力激素）分泌增多，还会造成长期的社交和认知障碍。5岁以下的孩子如果长期住院，不得不与父母亲分开，就会出现长期的行为和读写障碍。失去父母的孩子在10年之后还会出现皮质醇升高的反应。这种儿童早期的压力源甚至还会导致与自律有关的大脑关键区域发生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第9章进行更细致的讨论。
1978年，情感神经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社会依恋系统是“搭载”在物理疼痛系统上“捎带着”运行的，而且它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种“阿片过程”（opioid process），即依恋会产生类似于阿片类药物之于身体的麻醉作用。阿片类药物是大脑的天然止痛药，会产生和释放出某种能够减轻疼痛感的物质。这就是吗啡（一种合成麻醉剂）具有强大的止痛效果的原因。就像所有的阿片制剂一样，吗啡也很容易让人成瘾。潘克塞普注意到，动物之间的依恋过程也与此相似。分离似乎引起了停药反应，比如会感到疼痛，而重新连接的行为似乎就等于是服用止痛药。此外，婴儿和照看者之间表现出来的相互依恋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成瘾的特征。
社交天性实验室
为了检验他的社会痛苦假说，潘克塞普首先在一群小狗身上进行了试验。当这些小狗在社交上被孤立起来后，它们发出了分离哀叫。然而，当这些小狗被注射了低剂量的吗啡后，这种分离哀叫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从此以后，不具有镇定作用的阿片类药物就被用来减轻各种哺乳类动物的分离哀叫了。）潘克塞普还发现，母亲和婴儿之间的重新连接能够提高镇定水平，而且对双方都是如此。这也就表明，这一神经化学过程既有助于缓解身体的疼痛，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婴儿的社交分离之痛。这是第一个确凿的证据，它证明了大脑能够用类似的方法来处理身体上的疼痛和社会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