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21日，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他的竞选对手、曾经担任过美国副总统的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举行了第二次全国性的总统竞选电视辩论。里根总统一直很受欢迎，但是由于人们越来越在意他的年龄，对他的支持也开始变得没有那么坚定了。他在三个星期之前那次辩论中的拙劣表现，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心智健康问题的担忧。如果里根总统成功连任，那么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在位总统（在参加这场总统辩论的时候，他已经73岁高龄了）。但是这种担忧似乎是多余的，里根在最后一场辩论中的表现非常出色。人们普遍认为这场辩论是这次总统大选的转折点，辩论结束后，更多的选民决定支持他，而且他们的支持态度也变得更加坚定了。最终，里根总统在这次选举中以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大获全胜。
里根是怎样在辩论中向选民们证明他仍然能够随心所欲、如臂使指般地运用自己的各种才能的？在阐述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时，他有没有试图有意展示自己的博学多才？有没有通过在外交政策或税收制度等敏感问题上大力攻击蒙代尔来展示自己的优势？没有。是里根的幽默感使他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是他在辩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冷静机智以及脱口而出的妙语连珠使得他再次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并且人气不断攀升。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有力反驳是，里根被主持人问到年龄会不会成为选举中的一大问题时，当时里根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他那句名言：“我不会在这次竞选中拿年龄问题来做文章，因为我不会利用对手的年轻和缺乏经验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蒙代尔当时已经56岁了，他当然绝不可能真的年少无知。蒙代尔后来评论道，就在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
那天晚上，将近7000万美国人观看了这场辩论，之后人们确信“吉佩尔”（Gipper，里根总统的昵称）仍然拥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任何一个担心里根总统心智健康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是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那个晚上我们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说真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结果。里根总统自己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是现场的几百名观众让我们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更具体地说，是通过无线电广播传送出来的这群观众的笑声改变了我们对里根的看法。
社交天性实验室
社会心理学家史蒂夫·费恩（Steve Fein）抓住了这个时机，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在这场辩论结束后，他请一些没有观看过现场直播的人来观看里根总统在辩论时的录像剪辑，其中一部分人观看的录像剪辑是未经处理的，他们可以看到、听到现场观众的反应，就像在看直播一样；而另一部分人观看的录像剪辑是经过消音处理的，他们听不到现场观众的反应。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有人听到的总统的辩词全都一样。那些在观看录像剪辑时能够听到笑声的人们认为里根强于蒙代尔。然而，那些观看了没有笑声的录像剪辑的人的反应却截然相反，这些观众认为前副总统蒙代尔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认为里根风趣幽默，并不是因为里根在辩论中表现出了幽默风趣的一面，而是因为那一小群在现场的“陌生人”都认为里根幽默风趣。我们其实是被一些容易忽略的社会暗示所影响了。[1]
现在不妨想象一下，假设你正在观看这场辩论（或许你已经看过了），你认为现场观众的笑声会影响到你对总统候选人的评价吗？在今天的总统大选辩论直播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CNN）每时每刻都会在屏幕画面的下方显示出一小群人对总统候选人的看法，你会受到显示在屏幕下方的这些数据的影响吗？它们会影响你的投票决定吗？我猜大多数人都会说不会。在决定谁才能担任我们这个国家的总统时，少数现场观众的反应会改变我们的想法，这种猜测似乎完全违背了我们的“人性理论”以及对“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喜欢把自己想象为是一个思想完全独立、不可能会受到这种影响的人。然而，我们很可能错了。每天、每时、每刻，别人都在通过无数种我们无法识别或者感知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那些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影响呢？
我们脑中的这些灰质为什么会如此急于通过观众的反应去理解里根的意思？或者说，我们的大脑为什么会如此容易“轻信”他人？在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之前，先让我们花点时间来体会一下“读懂”别人的想法、从别人的言谈举止中辨别出他们的性格有多么困难。思想、情感和性格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只能靠推测，永远无法直接观察到。对他人的思想状态做出判断可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现在的里根还是几年前的里根吗？他的心智能力会不会已经开始退化了？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神经生物学上的检查，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现在这个里根与几年前的里根的差异呢？每个人每天都会像这样猜测别人的心思。这个任务是如此具有挑战性，以至于人类进化出了专门应对这项任务的神经回路。
尽管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智人（homo sapiens）之所以能够称霸地球，就是因为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抽象推理能力，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人类的优势或许应该归因于我们可以进行“社会的”思考。伟大的思想几乎总是需要人们发挥团体合作精神才能付诸实施、开花结果。而团体、组织要想发展壮大，则需要以一定的社会连接和基础设施为基础。拥有了社会推理（social reasoning）能力，我们就可以建立和维护社会连接和基础设施。人类的大脑中有一个专门负责这种心智解读（mindreading）的神经网络，这就是本书要讨论的大脑三大适应中的第二种适应。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社会推理与其他类型的推理似乎并无差异，但是负责社会推理和非社会推理的神经系统却明显可以被区分开来，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大部分时间内这两个神经系统的运行几乎毫无一致性可言。在一般情况下，你的神经网络对非社会推理越开放，对社会推理也就越封闭。社会思考（social thinking）与非社会思考这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越专注于某个问题，他（或她）就越有可能会疏远或者忽视就在自己身边、能够帮助他（或她）解决问题的人。也就是说，非社会性的问题解决过程虽然可能很有效，但同时也可能会干扰以群体需求为指向的社会思考的神经回路。
然而，尽管大脑中存在着一个专门负责社会推理的系统这个事实很重要，但仍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在观看总统辩论时会如此轻易地受到现场观众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推理系统似乎也失效了，使得我们对辩论的认知遭到了扭曲。我们头脑中的某个部分似乎错误地把观众的笑声，当作了里根的心智能力和精神活力的有效指标。为什么我们要用别人的判断来代替自己的判断呢？这并非是我们的一时糊涂。世界上充满着这种笑声，还充斥着其他类似的语境线索，而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进化造就的大脑确保我们能够获取、接受我们周围的信念和价值观。
在东方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敏锐地感觉到别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才能成功地与别人协调一致；当大家齐心协力的时候，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会远远超越个人单打独斗所能取得的成绩总和。我们可能会认为信念和价值观是我们身份的核心部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我将会在下文表明的，这些信念和价值观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时候就已经偷偷地潜进了我们的大脑里。
我在研究中发现，个人信念的神经基础（或者说，负责自我信念的脑区），明显与主要负责允许他人的信念影响自己的信念的某些脑区相互重叠。对社会影响来说，自我更像是一条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而不是我们曾经认为的坚不可摧的“私人堡垒”。我们拥有的这个被社会塑造的自我意识常常会导致我们去帮助他人（甚至可能多于帮助我们自己），这就是我将要讨论的第三种主要的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