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跟一个从来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那只能白费唇舌。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高级的哺乳动物，这个事实也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我们多么聪明、多么理性，都无法仅凭思考超越自己的基本需求。我们都需要关爱和尊重他人，也需要他人来关爱和尊重自己。倘若没有“他人”，生活还值得继续吗？棋艺高超、数学能力卓越，能否弥补生活中没有“他人”的缺憾？特蕾莎修女曾经体察过在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恶劣条件下艰难求生的生活，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她是这样说的：“生活中没有‘他人’的存在，比世界上最严重的疾病更让人无法承受。”这些基本的社会需求与生俱来，其目的是确保我们的生存；终我们一生，都要受这些基本需求的引导。不过，我们并不总能认识到这些基本需求，甚至忽视它们给我们周围的人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它们确实存在着。
我们的基本需求不仅包括对食物和水的需求，还包括归属需求等社会需求。我们的痛苦和快乐系统不仅会对那些能够带来身体伤害和实际奖赏的感觉做出反应，还会对从社交圈传递过来的甜蜜和苦涩做出反应。社交圈是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当社会连接受到威胁时，我们会紧张不安。如果一个陌生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冷冷地看着你，你会感觉头顶上悬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而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环境，陌生人一个和善的眼神，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大脑内部这种“布线”方式最初源于照看幼年哺乳动物的需要，它们太孱弱，无法仅靠自己生存下去，只能依赖于它们的照看者。背侧前扣带皮层和前脑岛“认为”，无论是真正与他人分开，还是可能会与他人分开，都是令人痛苦的。因此，当年幼的哺乳动物与它们的母亲分开时，它们会发出求救信号。相比之下，奖赏系统不仅会对给予他人照顾做出敏感反应，对接受他人照顾也非常敏感，因而能够从父母和子女两个方面促进社会连接。当我们经历着社会痛苦或者感觉到了因社会连接受损而导致的困扰时，我们就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直到这种需求得到满足为止。
社会痛苦与身体疼痛、社会愉悦与身体快乐，它们的神经机制都是相同的。最大限度地增加积极的社交体验、最大限度地减少消极的社交体验，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激励。幸运的是，进化已经赋予我们一个强大的“社交武器库”，以满足这些社交需求，并确保群体凝聚力。同时，解读他人心智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其他灵长类动物也拥有这种能力）使得我们能够考虑他人的目标、意图、情感和信念。因为有了镜像系统，猴子也能看出自己同类的动作和表情的心理意义，使得它们能够同情、帮助别人，并在许多情况下采取协同行动。而我们人类的社会想象经由心智化系统的处理（主要发生在大脑背侧前额叶皮层和颞顶联合区），将相互协作发挥到极致。
我们还创造了各种各样符号化的社会连接，并因此对特定的球队、政党甚至名人产生了归属感或依恋感。幸运的是，在群体层面，心智化帮助我们创办了各种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促进了教育和商业的发展；在个人层面，它帮助我们从小说、电视剧和电影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事实上，我们能够体验到的绝大多数快乐，除了性爱和毒品可能带来的这类“快乐”之外（说到底，即使是性爱和毒品所带来的“快乐”也一样），全都依赖于我们所拥有的想象他人的经历的能力。
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心智化系统就一直处于默认活跃状态，只要我们的非社会性思维一“停机”，它就会启动，甚至当我们在做梦时也是如此。进化造就的人类大脑天生就会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以及成年后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去心智化。虽然无法确切地知道我们在休息时，心智化系统会做些什么（因为只要你问一个人，那个人就不再处于休息状态了），但是我们确实知道，那些在休息时心智化系统活跃程度更高的人，在理解他人的心思时也做得更好。
而且，在一项心智解读任务开始前几秒钟，心智化系统碰巧自发地激活的那些人，完成任务时的表现更好。这些结果表明，在休息时，心智化系统可能一直在排练，同时还可能在重新整合各种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增强人的社交能力的社会信息。当然，它一直在“轻推”我们，敦促我们通过一个“社会镜头”去看世界。对于那些怀疑社会性只是一个意外的人，我愿意在这里奉上一剂猛药：大脑天生就是以“社会”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的，它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这有极大的好处。
最后，人类还拥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即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个性、信仰和价值观与他人的关系；还能够调动自我控制能力，抑制不可控的冲动，从而追求更长期的目标。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看到的，人类的自我建构是以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为基础的。自我意识还服务于进化的一个“狡计”，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无法察觉到的。自我系统就像一个特洛伊木马一样，在“夜色掩护之下”将周围人的价值观和信念悄悄地偷运进我们的心灵，而我们自己往往一无所知。因此，当我们运用自我控制能力去追求“我们的”目标、践行“我们的”价值观时，这些目标和价值观往往更加有利于社会，而不一定对我们自己最有利。而且，当意识到自己被别人评判后，自我控制系统就会发挥作用，以便确保我们按照周围人的价值观行事。这样一个自我系统，提高了我们被他人接受、被他人喜欢、得到他人照顾、受群体成员尊重的可能性；而我们则会努力工作，去追求群体的目标和价值。所有这些机制，都是我们与他人和谐相处的黏着剂。
当我开始考虑写作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有一些非常“酷”的结果值得与社会大众分享。不过，在当时，我认为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到了今天，我的观点已经完全不同了。我分明看到了一幅由各个神经系统编织而成的完整的“挂毯”，通过它可以把我们与他人连成一体。人类的社会脑仍在不断扩大，它利用现有的基础构件，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社交能力和社交倾向。我们喜欢肥皂剧、真人秀和八卦新闻并非偶然，也不值得奇怪。因为这是我们拥有的复杂的心灵所决定的，是我们天生就拥有的能够理解他人心思、搞清楚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大脑的自然结果。
社会神经科学在过去20年里的发展令人兴奋，它奠定了社会脑的理论基础；我相信，接下来的20年可能会更加令人兴奋。随着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将能实时观察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社交时的社会和情感体验的神经机制。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fNIRS）就是这样一种非常有前途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有了这种技术，被试只需佩戴一个头罩就可以参加脑成像研究。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的基本原理是，装在头罩上的光发射器引导光线穿透颅骨，射在脑组织上，然后散射回颅骨外面的接收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观察到相关脑区激活程度的高低。
当然，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也有诸多局限性，而且它的工作原理也比较复杂，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可以让被试轻轻松松地坐着与别人交谈、互动时就把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实验完成！与此相反，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却要求被试躺在一张床上，然后连人带床被推进一个巨大、骇人的环状机器里。另外，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研究还可以通过无线网络进行，被试戴上头罩后，可以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自由活动，而他们的神经活动情况则通过无线网络发送回基站。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的最后一个优点是成本低廉。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的售价动辄高达300万美元，另外还需要支付100万美元的安装费用；而一套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设备的价格则低于10万美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仍然在不断下降。这就意味着，这种设备可以在社会上广泛推广使用，学校、企业、科研组织，甚至小型心理咨询机构都承担得起。可以想见，我们对人类心灵的理解，必将随着社会脑研究的不断展开而不断深化。
在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经典科幻小说《基地》（Foundation）中，哈里·谢顿（Hari Seldon）创建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名为“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它可以利用心理学原理预测未来几十年，各种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将如何发生、发展和最终解决。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门科学，那么当它落入某些人的手中时，就会变成一个极度危险的工具；但是，如果运用得当，它也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从根本上说，我们都是心理化动物，或者说，我们都是社会心理化生物。股票市场的波动，受我们的贪婪和恐惧的影响肯定不亚于所谓的基本面的影响。当我们通过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对人的社交天性有了更透彻的了解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利用相关知识重塑社会和社会制度，以充分发挥人的潜力——无论在个人的层面上，还是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
我相信，终有一天，美国总统在决策时会向社会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咨询；终有一天，CNN在试图向观众解释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时，会邀请社会心理学和社会脑领域的专家，就像它今天邀请政治学家、政治战略家和经济学家一样；终有一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会感到奇怪，我们以前竟然会不在“社会脑原则”的指导下生活、工作、接受教育（和教育他人）！未来，科幻小说中描述的许多东西都将变成科学事实。这将是一个令人何等兴奋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