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对概念的“自然”划分
以上这些例子也许能启发人们假想出一门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在这门假想语言里，不同的性别得用不同的动词。比如，男人的吃和女人的吃对应的动词不一样，一个动词描述男人吃，另一个描述女人吃：男人吃叫“狼吞”，女人吃叫“狐咽”。如，“小芳狐咽下了她的梅干菜肉包”。所以，当听到中国人说“我老公和我喜欢吃同样的东西”或者“女孩儿和男孩儿正在人行道上走着”时，说这门假想语言的人会觉得很诧异。对他们来讲，这些句子简直不可理喻，男女怎么会用同样的动词呢！你也许觉得这样的语言很可笑，但是事实上的确有许多语言是以性别为基础来区分不同词汇的。
举个例子吧。在法文里，男女享受的喜悦可谓各不相同。这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比如“快乐”这个形容词：快乐的男性是“heureux”的，而快乐的女性则是“heureuse”的。(1)因此，一个阳性好奇（curieux）的法国男人可能很想知道到底阴性快乐（heureuse）是种什么感觉，但他永远没法知道，因为男人是不可能有阴性快乐的！同样，一个阳性好奇（curieuse）的法国女人也许很想知道阳性快乐（heureux）是什么感觉，但无论她怎么努力，也注定以失败告终。这就好比水星人想知道做火星人是一种什么体验！
听上去有点玄乎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首著名的俄国诗。1俄国诗人伊立亚·谢立温斯基（Il’ya L’vovich Selvinsky）在诗中描写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他的心上人所有平常的动作，都因为动词过去式的阴性结尾而变得优雅起来。这些阴性结尾往往由一至两个音节组成：如“la”“ala”或者“yala”。诗人先是描述了心上人一些稀松平常的动作，如走路、吃东西等，然后表达了自己内心的迷惘。因为作为男性，他从没做过任何“女性独有”的动作，也从没体验过任何“女性独有”的感受，因为他的动作都只能加上阳性结尾。更要命的是，他这辈子都不可能作出这些动作、体验这些感受！那么，谢立温斯基的这个发现，是否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还是他仅仅在做文字游戏？
我们还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另一种语言，它有描述不同吃法的一整套动词。饿扁了的男孩儿的吃法、上流社会贵妇的吃法、猪的吃法、马的吃法、兔子的吃法、鲨鱼的吃法、鲶鱼的吃法、老鹰的吃法、蜂鸟的吃法，诸如此类。“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概念，但我们也能理解把它细分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上面讲的几种动物的吃法的确不同。每种语言既有权利，也有责任，在可能的语义空间里，把所有不同的动作区分开来。毕竟，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不曾有，也不会有）任何两种动物的吃相一模一样，也不可能有某种动物在两个不同的时间，有着在最细微的细节上都完全一样的吃相。
所以每个动作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不同动作之间又有相似之处。正是这些相似点，一门语言给不同的动作贴上了同一个标签。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动作“家族”，每个“家族”就是同一类动作。每门语言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个挑战，区分这些细微之处。但是一旦“家族”形成，这门语言的母语者就接受了该语言对各种概念的“家族”划分，并且认为这样的划分显而易见，再自然不过了。而在另一方面，其他语言对概念的“家族”划分在他们看来就很不自然，要么分得太细，要么太粗，有时甚至不可理喻。尽管对那门语言来讲，这样的划分方式本身就是该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正常不过了。当然，也会有例外，那就是在他们发现其他语言的“家族”分类还有点意思时，其他语言也许能给他们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母语的“家族”分类。
“玩”字的玩字游戏
相信许多读者都非常熟悉英文动词“play”，“玩”往往是我们接触到的第一个意思。其实“play”这个词远比诸君想象的要复杂且好玩儿得多！同时它也能很好地说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在概念分类或者说“家族”分类上有哪些差异。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
在中文里，倘若要形容老张音乐造诣很高，我们也许会说：
老张可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啊！
吹的可以是唢呐或者小号，拉的可以是二胡或者提琴，弹的则是琵琶或者吉他，唱的则可以是京剧越剧或者流行歌曲。前三者都是关于乐器的动词，对说中文的人来讲，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动作。“吹”得用嘴，得有很大的肺活量；“拉”则用的是手臂；“弹”用的则是手腕手指。可是，在英文中这三个动作却都用一个词来表示，那就是“play”。所以，如果我们说：
老张能吹小号、拉提琴、弹吉他。
那么在英文里就是：
Zhang plays the trumpet, the violin and the guitar.
可见在英文中，这三类动作似乎并不是三个不同的范畴，无论是小号、小提琴，还是吉他都是用来play的。需要注意的是，“play”在这句话中并不是中文里“玩”的意思，它就是“吹/拉/弹”的合体，也就是说，上面的英文和中文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play”一个词完成了中文里三个词的任务。但这并不是说一个美国人就不知道“play”这三种乐器的时候需要的是不同的动作技巧，只是他们的语言并没有将它们区分开。
如果你认为这是英文不讲道理，那么我们得说，好玩儿的才刚刚开始呢。我们现在放下乐器，走进体育世界。假如老李是位运动健将，我们也许会说：
老李可是运动健儿啊，踢足球、打篮球、跳皮筋儿都不在话下。
可见对于说中文的人来讲，足球是用脚“踢”的，篮球是用手“打”的，皮筋儿是用腿“跳”的。以此类推，毽子是用脚“踢”的，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是用手“打”的，立定跳远、跳房子游戏都是“跳”的。这中间的区别算得上是显而易见了吧。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英文，这就又要请出我们的关键词“play”了。是的，在英文中，无论是“踢”还是“打”，甚至连“跳”，都用的是“play”：
Li plays basketball, soccer and Chinese jump rope.
这个“play”是有多大的魔力啊，怎么不仅能够用在乐器上，还能用在不同的运动中？篮球、足球，还有皮筋儿这些运动对各位说中文的读者来说，怎么都得用不同的动词啊！
这还不算完。除了乐器和运动，我们再来“玩”儿点棋牌吧。说到棋牌，老王可是这方面的行家了：
要说下象棋、搓麻将、打桥牌，那没人是老王的对手。
这里的三个动词绝好地反映了中文对它们的分类，虽说都是棋牌，但动作可不太一样啊：象棋、围棋都需要先拿起棋子，然后放下，放在棋盘上；麻将每局结束，都要大家一起搓一搓，虽然现在有了麻将机，但无非是把搓的任务从人转移到了机器上；桥牌、扑克先得摸牌，然后一张一张打出去。这是何等清晰的分类啊！那么英文呢？想必读者已经猜到了，没错，英文里又是萝卜白菜一把抓，全都用“play”。
Wang is the best when it comes to playing chess, Mahjong and poker.
象棋、麻将、扑克牌都是用来play的。当然，我们还要再次说明，这里的“play”并没有中文“玩儿”那样的随意和调侃意味，“play”就是“下/搓/打”的合体。
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在一门语言里属于同一个范畴的事物，在另一门语言里则未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不能理解对方。比如，虽然英文中的各类棋牌都用“play”这个动词，但如果问一个美国人，下棋和打扑克是否有不同之处，他一定会说当然有不同，只不过对他们来讲，中文里这样细致的区分也许没有必要。同理，说中文的人虽然谈论棋牌时分得更细，但是也能说“我们玩儿麻将”或者“玩儿扑克”；虽然“玩儿象棋”我们几乎不说，但是一定能够理解象棋、麻将和扑克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实际上，说到乐器的时候，中文里也能讲：“他是玩儿吉他的”，或者“这年头谁还玩儿小提琴啊”。只不过多半是用在非正式文体中，而且略有调侃、幽默之意。
好了，现在你已经知道英文中的“play”是和各种乐器、各项运动、各类棋牌一起用的动词，而中文里每种乐器、每项运动、每类棋牌则似乎都有一个专门的动词。有没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语言呢？换句话讲，有没有一种语言，在讨论这些行为时，分类分得既没有英文那么粗，也不像中文那么细呢？巧了，意大利文正是如此！
比如下面这句话在中文里需要用三个不同的动词：
希尔薇娅可以打网球、玩《大富翁》桌游和拉小提琴。
在英文里还是我们的老朋友“play”以一顶三：
Sylvia plays tennis, Monopoly, and violin.
在意大利文中则是网球和《大富翁》桌游用同一个动词（gioca），而小提琴用另一个（suona）：
Sylvia gioca al tennis e a Monopoly, e suona il violino.
看来意大利文也许是发现了网球和桌游的共同之处，因而把它们分为一类。讲了这么多例子，相信读者已经明白不同语言间可能有不同的分类方式，所以其实没法找到一个绝对准确、绝对客观的分类，而且，想要在不同类别之间找到一个非常清晰准确的分界线，终将徒劳无功。
轭式搭配与概念
我们关于轭式搭配的讨论将会在下面这个有趣的轭式搭配中达到顶点：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他，是和那年初冬的第一场雪一同来到这世界的。
这句话中有两个可以讨论的轭式搭配。第一处就是两个不同的“来到”，说一个人来到这世界，往往指的是出生；而说一场雪来到这个世界却是下雪的意思。这样的表达为他的生日增添了几分意境。另一处则并非那么明显，也就是四种“精通”。琴棋书画，各不相同。精通琴，是说深明乐理和演奏艺术；精通棋，则是在下棋时，布局战略胜人一筹；精通书，则是柳体颜体，提笔即来；精通画，说的是笔下的山水花鸟，栩栩如生。四种艺术形式，就应该是四种不一样的精通方法。这四个“精通”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别，相信每位读者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除了增强表达的文艺性，让我们会心一笑之外，轭式搭配还能够非常直观地展现一个词语背后的结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轭式搭配能窥视一个词语背后所代表的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其所代表的多个不同概念。同时，由于很多词都有可能出现在轭式搭配中（正如上文我们所看到的不同语言的例子），所以这样的修辞手法把人类大脑迅速分类的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词，无论不同类别之间的界限如何模糊，无论脑中存储的类别有多少，我们的大脑都可以在瞬息之间，以我们毫无察觉的方式完成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