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数化和模式
邝云峰的书里充满了生动的语句，例如，“再不要慕尼黑”“另一个希特勒”“下一个张伯伦”，以及“1917年的重演”。第1章讨论过单一成员的范畴，例如像“母亲”和“月亮”这样的词。它们一旦进入我们的脑海就可以被变成复数，可以被当成高度抽象的概念那样使用。第4章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当复数用的柏拉图、教皇、莫扎特、麦加、巴赫等。上面这些在邝云峰的书里出现的词语，例如“希特勒”或者“慕尼黑”等，从表面看似乎只代表一个特定的历史实体，如一个人、一个地方、一次失败、一场战争或一个策略，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普通范畴的标签。里面可以存在几十个甚至数百个实例。这些实例有些是实在的，有些是虚构的。这清楚地表明，把人们记忆里某个概念的使用严格区分为“具体的”和“抽象的”是几乎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邝云峰还是要试图在类比和所谓的模式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模式被定义为数个历史先例的心理重合，而如果只有一个历史先例则被称为类比（回忆一下第3章中的形象，这就是类比桥梁的一侧）。这里的差别似乎很明显，也没有歧义。这样想似乎有道理。但是，正如前面所示，30年代这个概念，虽然邝云峰把它当作一个具体的事件，但它根本不是一个事件。他本人给出的定义就把至少五个事件混在了一起。所以，按照他的定义，这正是一个标准的模式。然而，面对这些事件，他仍坚持说“30年代的类比”，好像它不过是投射在单一的历史先例上，因而非常具体，就像《慕尼黑协定》或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亚那样具体。他有时说模式是一种抽象，看到一个被模式覆盖的事件不等于建立起一个类比。但在其他地方，他又把模式和类比当作完全不可区分的东西（都是类比桥梁的两端）。
第3章提到当一个人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会在脑中建起一座类比桥梁，把两个心理表象联系在一起。当为一个看到的物体分类时，比如一个杯子，也会经历同样的心理过程。在想起另一个人的情况中，新激活的心理实体是对某一特定人的记忆，而在分类的情形中，新激活的心理实体是以人在一生中对一系列不同事物或情境的感知为基础的。我们甚至记不得该范畴的“创始成员”。尽管存在这种区别，这两个过程都是同一棵藤上的果实，因为它们的核心都是作类比。在两种情形下，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一个类比投射，是在一个新鲜的心理表象和一个储存在头脑中的已有的旧表象之间建立起联系。
邝云峰关于模式的概念，与一个拥有许多成员的范畴，如杯子，没有明显的区别。而他关于某个特定历史先例的概念，也与我们关于一位老朋友的心理表象基本是一回事。有人或许会认为，牵涉模式的心理过程与牵涉历史前例的心理过程非常不同。但实际上，这两种过程都是在心理表象之间作类比桥梁而已。正如在第3章讨论的从马克·吐温到格里格再到爱因斯坦的渐变例子那样，一个模式可以从非常具体逐渐滑动到非常抽象。这意味着，在作类比和用模式之间，硬划出明显的界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假设你第一次去一位律师的事务所，你可能有一个预期的念头：“我很可能要在这里的候客室等很长时间，就像我上次到家庭医生的诊所时在候诊室等了很长时间一样。”或许你会这样想：“我很可能要在这里的候客室等很长时间，就像去看病一样。”还有第三种可能。你或许会这样想：“那些有私人诊所和豪华办公室的人总要让你等很长时间。”第一个例子似乎与邝云峰所指的历史先例相当。在家庭医生的诊所检查身体的起源情境和与律师会面的目标情境都同样具体。所以你会把最近一次长时间候诊的经历与这次新的经历重叠在一起。另外两个例子与他所指的模式相对应，起源情境更抽象一些：任何一次就诊经历，或者更一般的经历——与任何专业人士会面。但是，在这三个例子中，你都是在用一个熟悉的起源类比，对一个全新的情境作出有理的猜测。一旦掸去表面的尘土，你就会发现，原来尘土下面所谓的使用类比和使用模式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