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推理时能不用类比吗？
类比永远是决策过程的核心。这一点几乎没有任何疑问。但是，与之相反的看法，也就是认为决策是一个完全不依赖类比的“纯推理”过程，又如何呢？
邝云峰指出几类美国领导人在越南战争期间可能使用的非类比的论点，试图用来解释二者之间的区别。在这些论点中，包括建立在遏制敌人和国内政治基础之上的论点。先分析一下遏制。“遏制”一词会唤起一个非常具体的形象。军事意义上的遏制敌人是一个强制性动词“圈住”。这个现象也会发生在我们身边，例如，用笼子圈住一只危险的动物，或者用牢房关押犯人。还有更大规模的现象，例如，用绳子、铁索或路障拦住向前拥挤的人群，用沙袋、筑坝挡住可能决堤威胁城市的洪水。军事意义上的遏制也可以应用在团队体育竞赛的情形中，例如在篮球和足球比赛中，一个队围住另一个队，阻止其队得分。这个词也可以用在国际象棋比赛里，把对手的主要棋子围在棋盘一角，让它们无法逃脱。显然，这些都是遏制的类比（尽管不是日常现象）。因此，邝云峰试图建立起来的区别，从根基上就已经不牢靠了。他试图进一步区分两种不同的类比思维，一种根植于非军事经历的日常生活，诸如上面举的这些场景，另一种根植于宏大的历史先例。这种区分能够经受住仔细分析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来看看越南战争期间用得最多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多米诺理论”。这个思想以一系列多米诺骨牌的形象为基础，一旦第一块被推倒，就会引发链式反应，导致整个系列全部被推倒。这似乎是一个日常隐喻，而不是一个宏大的历史类比。但还有更多的故事。现在看一看前面简单提到的那个被叫作“30年代”的历史先例。邝云峰是这样定义的：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综合类比，在使用这一类比的人心中，20世纪30年代由一个或多个下列事件组成：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亚、希特勒重占莱茵兰、《慕尼黑协定》以及希特勒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迪安·腊斯克（Dean Rusk，时任美国国务卿）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是20世纪30年代类比的主要使用者，从他们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最关键的事件是发生于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他们把这一事件解释为西方对希特勒的绥靖。这一事件令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我在书中把“慕尼黑”和“30年代”互换使用。2
这里说的其实是几个不同种类类比的混合，是把几个不同的历史先例在脑中重叠在一起。先把这个有趣的想法放一放。此刻，我们想把这个定义和邝云峰关于多米诺理论的一段论述进行对比。他写道：
慕尼黑的问题至关重要。慕尼黑类比把越南对美国的利害关系扩大化，因为它把20世纪30年代的综合征投射到东南亚。在这个意义上，慕尼黑类比是多米诺理论的思维基础。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从艾森豪威尔到尼克松，都清楚地记得20世纪30年代欧洲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如果挡不住亚洲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将会迫使美国随后在更加恶劣的条件下过来收拾烂摊子，甚至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3
这段论述表明，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在几秒钟内倒塌，成为地球引力的牺牲品，这一形象，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心目中，与“一系列”欧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倒在”法西斯主义脚下的历史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多米诺骨牌”与“30年代”是同义词。
简言之，在当时的领导人心目中，和军事、历史无关的多米诺骨牌在牌桌上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的形象，与一系列国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东南亚）在入侵军队面前先后就范这样一个政治的、军事的和历史的形象是深深搅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形下，谁能把宏大的历史类比与不足道的日常类比清楚地区分开来？显然不能。正如已经看到的，桌子上的多米诺骨牌有时被比作刚经历过战争的国家，有时被比作正在经历战争的国家，有时又被看作熟悉的普通骨牌（弗洛伊德可能会说：有时，一副骨牌就是一副骨牌）。知道多米诺隐喻和这些历史事实的任何人都免不了要把这些形象搅合在一起。本章稍后将深入探讨这类心智混合的情形。我们将使用“框架整合”（frame blends）这个术语，而研究框架整合的先驱吉尔斯·福康涅（Gilles Fauconnier）和马克·特纳（Mark Turner）倾向于使用“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这个说法。
正如在第3章和第4章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具体事件，或是骨牌在桌子上被推倒，或是一次著名的历史性失败，都可以被编写在不同的抽象层次里。这意味着，完全有可能把一系列邻近的国家挨个屈服于邪恶帝国的统治，和排列整齐的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被推倒看成是一样的现象。这种人类高层次的感知能力是一个普遍事实，它让我们得以透过情境的具体细节看到其中的本质，并把表面相去甚远的事件联系起来。
现在回到邝云峰关于纯粹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非类比论点”的论述。问题在于，无论他讨论哪一个军事环境下的抽象概念，例如多米诺骨牌、遏制等，都不可避免地要启用熟悉的日常形象，因为他用的都是日常词语。此外，这类抽象概念，对具有一般历史常识的任何人来说，都会在不同的感知水平上唤起广泛的历史类比。这样的概念一旦被启动，就会让我们想到一系列历史先例：中世纪城堡周围的护城河、中世纪城郭的围墙、万里长城等。事实上，像“遏制”这样的词似乎很抽象，没有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隐喻的基底，也不意味着它不能唤起任何历史先例。恰恰相反，抽象词语的力量在于它们能够唤起一组具体形象。这些形象都来自人们从前的经历。有直接经历，也有间接经历，贯穿人的一生。人们熟悉的历史性类比组成了这一丰富的光晕，它构成了决策者心目中的意象。而这一意象转而促成了生死攸关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