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毫不怀疑地认为在贫民窟中，相对于在一些隔离程度较轻的地区，“白人化行为”现象更加严重。自1970年以来，黑人与白人相隔离的情况一直在以极快的速度改变着，而今，这种隔离程度已降到了1920年以来的最低点。你也许觉得这绝对是个好消息。但事情总不像它们看起来的那么简单。还记得上一章里劳伦斯·卡茨、杰弗里·克林、杰弗里·利伯曼三人做的调查吗？他们发现，黑人从贫民窟搬到好的居住环境后，的确明显受益很多，但孩子们的考试成绩并未提高，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的。罗兰·弗赖尔对学生受欢迎程度的调查结果也支持了上述观点。该结果表明，有许多看似各种族相融合的学校，在其表象之下，是高度隔离的朋友圈子；而努力学习的黑人学生受到孤立的现象，在混合制学校比在黑人集中的学校严重得多。令人惊讶的是，其他一些研究员从未能找出过证据证明黑人在隔离环境下比在融合环境下表现更差。
这就引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贫民窟能够给居住其中的人带来好处吗？表面上看，答案是否定的。回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种族隔离正处于最后一次高峰期，格伦·劳里的博士论文就论证了贫民窟的坏处。他以精确的数学方法证明，即便世界上不存在种族歧视，只要黑人总是住在一起，就拥有了一个初始的不利条件，而且这个不利条件将永远存在。说一个社会学家们最爱使用的术语：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技术词汇，从政治关系到地方资金网等，都可以称为社会资本。劳里认为，黑人总是处于劣势，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资本”不足。社会资本低，简单说来，就是指非洲裔美国人走不出贫民窟，走不出坏学校、高犯罪和强烈抵触学业成就的朋友圈子。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也许能从自我隔离的做法中获益，自我隔离使他们有了一个互相支持的生活环境。这是可信的。
举一个琐碎但是有启迪意义的例子：搭车。再次请出科尔温·查尔斯（第3章中，他曾研究过在婚姻市场上，大量黑人适龄男性进监狱后黑人女性受到的影响）。他发现，黑人如果想找个人搭车上下班，最好住在黑人集中居住的社区。再如，穆莱纳桑与伯特兰在向各用人单位发放简历时发现，在芝加哥那些以黑人为主要人口的地带，雇主们比较容易接纳署有黑人名字的简历。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种族凝聚带来的是支持，还是简单的孤立？经济学家埃德·格莱泽、戴维·卡特勒与杰克·维格多分析了一些关于种族隔离与生活质量的高精度数据，结论是：住在种族隔离的贫民窟中确实损害生活质量，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工作机会小、念书的前景不好等。因此，劳里对黑人贫民窟的居民表示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还发现，贫民窟创造失败者，也打造大赢家。有一种人，他们在隔离的环境下反而能取得成功。这些人住在贫民窟附近，而不是贫民窟之中。他们是连接贫民窟与外部世界的人，就像建造桥梁的人。他们仍然是少数民族中的成员。维格多认为，这些人是具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他们向贫民窟中的居民出售各种服务，或雇用贫民窟中的居民生产产品，然后销往其他地方，企业家自己也能从中获利。现在，人们已经十分清楚这些建桥人、社会连接人的重要性。比如，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曾指出，许多人并非通过好朋友得知有关招聘机会的信息，毕竟，好朋友知道的东西很可能跟自己知道的一模一样；人们都是通过熟人才得以了解一些其他社区的新闻。
卡特勒、格莱泽和维格多的发现中鼓舞人心的地方就在于：这些住在贫民窟附近而不是贫民窟之中的少数民族群体，也就是这些社会连接人不但自己做得成功，而且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这一定是个好消息。这种现象也是理性的：既然做一名造桥人有利可图，那么，无须问，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一角色，担负起连接贫民窟与外部世界的重任。
格莱泽与维格多并且肯定，种族隔离现象的减少，部分是因为种族融合的社区在逐渐增多。融合的社区是动态的，这类地方有快速增长的黑人人口，也有快速增长的经济。1990—2000年，经济增长缓慢的城市包括底特律与新奥尔良；而种族隔离现象明显改善的城市，如拉斯韦加斯、菲尼克斯、奥斯汀都经历了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些例子说明，种族隔离得到削弱，并非由于黑人社区变得更加融合，而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黑人到传统白人社区找工作、安家。
市场力量最终能够消除“基于品味的歧视”，与此类似，动态城市的经济增长出人意料地推动了隔离问题的解决。问题现在变成了：怎样使更多的城市动态化？以及怎样增加城市活力？怎样帮助城市经济走向繁荣？在下一章，我们就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1]肯定行动计划，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些大学为了让所有人都有权利上大学而提出来的，其目的是给少数民族成员及妇女等提供更多的就业及上学机会。——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