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变化的刺激同时还改变了夫妻双方的婚内行为。在美国那些颁布了“离婚不寻求亦不判定过失”法案的州里，虽然离婚率并未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女人们却也认识到，她们的丈夫若想离婚，不必事先征得妻子同意，也无须离婚后向前妻支付一大笔费用。于是女人在婚姻中付出的越多，承担的风险就越高：生孩子会增加风险，供丈夫念书会增加风险，在丈夫一心忙事业的时候做个家庭主妇也会增加风险。女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在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使用了这样的研究方法：跟踪各州颁布该法案的时间。现在，大家对这个方法应该都熟悉了吧？贝齐发现，当各州颁布新婚姻法后，丈夫们想逃出婚姻围城变容易了。这时，妻子们似乎再不会在丈夫念大学期间外出打工、丈夫一毕业就辞职，而更有可能做全职工作，并且更有可能不要小孩儿。妻子们的每一个决定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新婚姻法出台后，有5% ~ 10%的女性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
在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年轻女人面前的世界与20年前她母亲年轻时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不同的。她能够看到，各种工作机会都已向女性开放，只要她想，就能找到事情做。同时，她也能够看到，离婚率在上升。如果她是个聪明女人，她就能明白，她不应该仅依靠丈夫做自己唯一的收入来源，因为在这个离婚时代，夫妻严格的分工太过缺乏安全感。和她同龄的其他女人有的则选择晚婚，这样就能和更多的男人约会，结婚的事也可以往后拖。最重要的是，她找到了安全、可靠的避孕方法。她可以等自己准备好了再要小孩。这意味着她能够做一份长期的学业规划，并在毕业之后找一份像样的工作，拼上几年，做一名非常成功的职业女性。
这则分析将离婚率、避孕药、女性在职场上不断取得新的权利与成就三者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互相加强的连环。但该分析认为由于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就增多导致了离婚率上升的观点是不对的。毕竟还没有证据表明，在婚姻中，此时的女性比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更加不幸。与之相反，她们大概比那时幸福得多。她们若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这时已有能力设法改变。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与乔纳森·加德纳曾做过一次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他们发现，离过婚的人在婚姻结束一年之后比没离婚之前更加幸福。这点和寡妇或鳏夫的情况不同。
对离婚潮更为积极的表述也许应该是：女性拥有非常成功的事业，就能够在婚姻出问题的时候选择离婚；而女性认识到离婚可能成为日后一个重要选择，这又成为激励女人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该表述听起来可能有一些抽象，但贝齐·史蒂文森与贾斯廷·沃尔弗斯发现了一个冷酷的事实：由于离婚的可行性增加了，女人的权利也随之扩大了。各州颁布新婚姻法，女人主动要求离婚已对男人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统计数据表明，许多女人并不会真的这么做，但形成这层威胁就足够了。）贝齐与贾斯廷指出，新法规给了女人选择退出的权利，也给了男人更大的动力，要在家里好好表现。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效应，但这种效应是理性的。结果如何？家庭暴力减少了大约1/3，妇女被丈夫谋杀的数量减少了10%，女性自杀率也下降了。这些都提醒我们：新婚姻法的施行，有成本，也有收益。
我们或许还应再为离婚稍稍喝几声彩。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离婚率现在已停止上升。这是符合理性的。20世纪70年代是离婚高峰期。从根本上讲，这不是法律变化导致的，而是由于家庭生活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损害了人们结婚的动机。
从长远来看，夫妻们的理性反应不应是早结婚，结了离，离了再结，而应是少离婚，并且也少结婚。既然已婚家庭的数量在大幅减少（因为离婚），浪漫的情人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跟风结婚，再跟风离婚，而选择一边维持稳定恋爱关系，一边等待时机，等到自己对两人关系更加确定时再谈婚论嫁，他们也许永远都这么拖着了。经济学领域的两名先锋人物——贝齐与贾斯廷，已是10年情侣，却至今未婚。
虽然30年来离婚率一直在下降，但如果离婚率跌得太低，也将是件可耻的事情。贾斯廷·沃尔弗斯议论称：“我们知道有个指标叫作最佳离婚率，而且百分百确定其比值不等于零。”
只有经济学家才可能这么想，但他说得不错。婚后的事谁也说不准，有时候，夫妇之间发现自己曾经的选择错了。在本章前面，我曾把寻找爱人比作找工作，现在回到那个比喻：我们知道，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们若不准辞职，也不能被开除，整个市场的运营一定不会非常有效。太多的人将发现，自己没有能力从事某项工作，或者做某项工作感到不快乐，然而却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与此相比，婚姻市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有的人强烈渴望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种稳定、传统的婚姻中去，即便那意味着再次出现男女的明确分工也无所谓。关于过度分工，亚当·斯密曾这样写道：“一个终其一生只从事简单劳动的人……自然就不可能要求他去发挥他的理解力或创造力，以寻找解决从未发生过的困难的对策。因此，他通常就变成了人类可能变成的那种愚蠢和无知的人。”[3]这些人最好记住这段话。
尽管亚当·斯密使用的代词是指男性的“他”，其论点也同样适用于评价熨衣服、烤面包等专属女性的工作。分工创造财富，却能够慢慢地破坏生活的多样性。已婚女性成为劳动力大军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意味着她们花在烤面包上的时间减少了，也许还意味着丈夫们陪孩子的时间增加了。工作使女人在婚姻运行不佳的时候有权利抛开婚姻，工作使女人更幸福，使女人免受虐待。的确，这是一次革命，革命的代价就是：离婚的人更多，结婚的人更少。付出的代价非常现实，但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付出代价是值得的。
[1]原文以奇彭德尔（Chippendale）为例。——译者注
[2]摘自《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这里采用谢祖钧在2007年商务印书馆《国富论》中的译法。——译者注
[3]摘自《国富论》第五篇第一章第三节第二项《青年教育机构的费用》，这里采用谢祖钧在2007年商务印书馆《国富论》中的译法。——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