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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绕绮色佳的乡间地区，农夫常常会将一些新鲜的农产品放在路边的桌上。在桌上有现金盒，顾客在拿走蔬菜时会将钱放入现金盒内。那些盒子只有一个小小的投入孔，所以钱只能放入，无法取出。同时这些盒子是固定在桌上的，别人无法轻易搬走。我们认为使用这个制度的农夫恰好是利用了人性的模型。他们觉得会有足够的人愿意自助付钱买新鲜的玉米，所以值得将新鲜玉米放在那里。农夫也知道如果那些钱可以轻易被拿走，就会有人将钱拿走。
不同于这些农夫，经济学家不是避免对人性做判断，就是做了过分严格的假设。“搭便车问题”的确存在。我们无法指望所有人都会为了善的理由而自愿贡献，而任何自愿制度都可能使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在外部性的情况下，则是公共之恶太多）。另一方面，强搭便车预测明显是错的——不是每个人每次都会选择搭便车。
普遍搭便车和在最优水平上做普遍投资之间有很大差距。要了解公共产品议题及其他两难选择困境里出现的问题，去探索一些经济学通常忽略的课题是很重要的。例如，什么因素决定合作率？很激励人心的是我们注意到合作与公共产品的投资报酬之间是正相关的。群体透过合作取得越多的收益，就会看到越多的合作情形——合作的供给曲线向上倾斜。然而，关于讨论所扮演的角色及群体认同建立的研究结果就比较难融入传统经济分析中。（有一位尝试这么做的经济学家提出，小组讨论只会使受试者混淆到无法了解自己的最佳策略是当个背叛者。）
更一般地，我们需要小心检视“自利的理性”在经济模型中所扮演的角色。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1977）描述总是自利理性的那些人为“理性的愚者”（rational fools），因为只根据自我收益所做的相互选择，一定会导致总体的次优选择。也许我们需要多多研究“明智的合作者”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sensible cooperators）。
本章与罗宾·道斯合著
[1]这项结果没有再出现过，因此应被视为是初步的结论。无论如何，我们很想知道经济学家是否不同于其他人。在慈善捐赠方面，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的捐赠是否少于其他类似的群体？在其他城镇的餐馆用餐时，他们是否更不可能给小费？
[2]在投资公共产品会有高报酬的实验中，最初的贡献率为52%，到第十回合贡献率降到32%。而报酬低的实验中，最初的贡献率为40%，最后回合的贡献率为8%。
[3]戈策和奥贝尔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4]如已故的参议员塞姆·欧文所说的：“说谎的麻烦在于，你必须对所说的话有完美的记忆。”没有人能够如此。记住真正发生过的事是比较容易的，虽然连这个也不容易做到。
[5]请注意投资有可能是自利的理性，即在受试者认为他的贡献是关键（也就是说，正好m – 1位其他人会投资）的概率大于50%时。然而，做投资的受试者常常不相信他们的投资是必要的。
[6]在一个类似的一次性模拟实验中，霍夫施泰德特（Hofsteadter, 1983）发现在他那些杰出的朋友中，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合作率。大多数人会背叛，但是有些人合作是因为不纯粹的利他主义。身为一位合作者，丹尼尔·德尼特教授（Daniel C.Dennett）说道：“我宁愿当买布鲁克林桥的那个人，也不愿是卖掉它的人。同样地，我宁愿花靠合作得到的3美元，也不愿花靠背叛得到的10美元。”（霍夫施泰德特称这是在两难状况下选择合作的“错误理由”，然而这是上述不讨论的实验中受试者常常会给出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