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主义
对为何人们会在实验室及真实世界中都采取合作策略，还有其他解释，其中之一是，人们会受到“以他人之乐为乐”的驱使而行动。安德烈奥尼将之命名为“纯粹的利他主义”（Andreoni，1987b），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对此有生动的叙述：“无论假定人类有多自私，在人的天性中明显有一些原则，会让他对其他人的命运感兴趣，并认为给予别人幸福是必要的，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觉得快乐之外别无所得。”如果把看到别人快乐而引起自身快乐也看成是“自私的”（根据这个一知半解的说法，利他主义在定义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从来都在做他们“要”做的事），上述这段话捕捉到了一个概念，就是人们不光会被自己的利益驱使，也会被他人的利益驱使，因此他们可能有动机通过合作的行动，来做一些利他的行为。假设这种纯粹的利他主义是贡献公共产品的原因，它会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贡献无法纯粹地以其效果来解释。如果可以，那么政府对同样目标物的贡献，应该会“排挤”掉私人的贡献，因为无论资金来自哪里，结果都完全相同。这样的排挤效果显然不完全如此。事实上，艾布拉姆斯和施米茨（Abrams andSchmitz, 1978, 1984）及克洛特费尔特（Clotfelter, 1985）的计量研究显示，政府增加对这类活动的投资只会造成私人贡献率减少5%~28%。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利他主义也一直被用来作为解释合作的假设，它指的是合作行为本身，而非合作的结果。明显地，做对的事（好事、有荣誉的事……）是许多人的动机。这种行为有时被称为“不纯粹的利他主义”，它常被描述为良心的满足，或满足非工具性的道德命令。
过去十年，罗宾·道斯、约翰·奥贝尔和阿方斯·范德·克拉格特（Robyn Dawes, John Orbell, and Alphons van de Kragt）一直在研究纯粹与不纯粹的利他主义，以及其他促使人们合作（或不合作）的原因。他们有一组实验（道斯等人，1986）是要研究搭便车的动机。这些实验有以下规则：给7个陌生人每人5美元，如果有足够的人将其资金投资给公共产品（是3人或5人，依实验而定），则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无论是否有做投资，都会各得10美元的奖金。因此，如果有足够多的受试者做了投资，在结束时，做了贡献的人会拥有10美元，而没做贡献的人会拥有15美元。如果太少人投资，结束时，没做贡献的人会拥有5美元，做了贡献的人则没有钱了。受试者不可以彼此交谈（这点在后续的实验中已有修正）。在这个实验中，可以找出两个不做捐赠的理由。第一，受试者可能害怕他们做了贡献，但没有足够的其他人做贡献，所以他们的贡献是无效的。这个背叛（搭便车）的动机称为“恐惧”。第二，受试者可能希望有足够的其他人会贡献，并希望最后能有15美元，而非10美元。这个搭便车的动机被称为“贪婪”。恐惧与贪婪的相对重要性，可以通过调整规则的方式来检验。在“没有贪婪”的情况中，收益做了变动，即如果贡献人数足够多，则让所有的受试者都得到10美元（而不再是贡献者10美元，搭便车的人15美元）。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中，给予贡献者“退款保证”：如果受试者做了贡献，但没有足够的其他人贡献，贡献者将可以拿回捐款。（但是如果贡献人数够多，最后公共产品可以供应的话，则贡献者将只有10美元，而搭便车的人会有15美元。）结果显示，造成搭便车的因素里，贪婪比恐惧更重要。在标准的博弈中，贡献率平均为51%。在没有恐惧（会退款）的博弈中，贡献率提高到58%，但是在没有贪婪的博弈中，贡献率为87%。[5]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没有贪婪的情况能产生稳定的均衡，而没有恐惧的情况则不能。在没有贪婪的情况中，如果受试者相信降低收益的机制可以促使其他人做投资，这将会强化他们做投资的动机，因为投资唯一的负面结果，只有在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投资时才会发生。相对地，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中，认为可退款的条件会鼓励其他人做投资的受试者，自己也会受到搭便车的诱惑，因此认为其他人也会受到同样的诱惑，因此自己应该要做贡献，等等，这是一个无限的循环。
要在这些博弈中引导出合作行为最有力的方法之一，是允许受试者彼此交谈。另一项实验是12个小组以上述的相同收益来进行博弈，但是允许受试者彼此讨论。讨论的效果非常惊人（泛德克特等人，1983）。每个小组在讨论时段指定要合作的成员。分配决策最普遍的使用方式是抽签，也有用自愿的方式。有一个小组尝试用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来决定相对的“需要”。无论使用何种方法，都有效。结果全部12个小组都能提供公共产品，而其中有3个小组有超额的受试者做了投资。这些结果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被指定作为贡献者的受试者，不能贪婪地指望用搭便车的方式获得更多，因为他们的投资（被认为）是能否获得奖金的关键（除了3个小组例外，因为他们有超过要求人数的受试者做投资）。尤其是，如果相信被指定要做投资的其他人会被指定贡献的机制所驱使，这样的信念将会强化而非削弱每位被指定的贡献者的投资动机。
上述彼此讨论的价值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它“启动”了道德考虑，产生做“正确的事”的效应（也就是说，不纯粹的利他主义）。例如，埃尔斯特（Elster, 1986）认为在这类情况下，群体的讨论产生关于群体行为的争论（这很难为自私做辩护），这样的争论不只会影响到听的人，也影响到参与讨论的人。为了检验这项假说，范德·克拉格特等人在1986年进行了一组新的实验，在这组实验中，7名受试者每人收到6美元。他们可以保留这些钱或是用它投资公共产品，而这项公共产品对群体中其他6名受试者的价值是12美元。在这个例子中，保留那6美元是占优策略，因为这样做的人可以拥有6美元，以及从其他每一位贡献者处获得2美元。
这14位受试者会在等候时先彼此见到面，但是不可以交谈，然后以完全随机的方式分成两组。其中一组可以讨论决策，另一组则不可以讨论。组织者告诉其中一组，12美元会被分给他们自己小组里的其他6个人，而告诉另一组钱会给别组的6个人。因此，现在有四种情况：讨论或不讨论，以及钱是给自己小组或是给另一组。如果讨论只是厘清个人的收益，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应该都不会提高合作率，因为搭便车是占优策略。然而，如果讨论会提高合作行为的效用，那么无论钱是给自己的小组或是给其他组，讨论都同样有效——毕竟，这些成员在随机抽签的方式分的组之前都是非常类似、难以区别的人（参与实验的人，通常都是大学生或是小区里较穷的人）。
结果很明显，在不能进行讨论的情况下，只有大约30%的受试者会投资，而这些贡献的人指出他们的动机是要“做正确的事”，与财务上的收益无关。[6]讨论将合作率提升到70%，但是只有在受试者相信钱会给他们自己组的时候，否则合作率通常会低于30%。的确，在这样的群体中，“最佳的”结果可能是，自己小组的成员都保留他们的钱，而另一组的人去出钱（再提醒一次，受试者是在实验开始前十分钟，以随机方式被分组的）。
因此，群体认同在避免采用占优策略上，显然是一项关键性因素。这个结果与以往关于“最小群体”范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是一致的。例如，塔菲尔和特纳（Tajfel and Turner, 1979），以及和特纳和吉尔斯（Turner and Giles, 1981）的论文就提到过这一问题，这些研究一再表明，规则的调整对投资分配改变的影响远弱于10分钟的讨论。例如，一个由丢铜板来决定收益的“共同命运”群体，会引导受试者以增加合作率的方式尝试去“补偿”自己群体中的非合作者。而在认为非合作者是属于其他小组时，他们则会降低合作率，即便涉及的人身分未知时也是如此（Kramerand Brewer, 1986）。
在允许讨论的小组中，人们会普遍地承诺要投资。在第二个系列的实验中，奥贝尔、道斯和范德·克拉格特（Orbell, Dawes,and van de Kragt）研究这些承诺在合作的产生上是否重要。也许人们是受到自己承诺的约束，或相信当其他人做了承诺，也会受到承诺的约束，所以如果他们选择合作，就能获得“满意的”收益。研究的主要结果是，只有在每个群体成员都承诺要合作时，做承诺才会与合作关联。在这类大家都做了承诺的群体中，合作率远高于其他群体。而在不是每个成员都做承诺的群体中，每个受试者合作或背叛的选择与受试者是否承诺要合作，或承诺要合作的人数多少不相关。结果，整个群体中承诺要合作的人数，与群体的合作率是不相关的。如果全体承诺创造出或反映了群体认同的话，这些数据与群体认同的重要性就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