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
如同养老金财富的案例,生命周期理论假设房屋净值是可替代的,因此,它是其他形式财富很好的替代品。要评估这部分的理论可以从一些简单的事实开始。克鲁姆和米勒(Krumm andMiller, 1986)使用1970年到1979年间的“收入动态追踪调查”资料,研究房屋拥有权对其他储蓄的影响。他们发现以下几种模式。年轻的家庭会累积流动资产,以便支付他们人生的第一栋房屋所需的头期款,然后在购买他们的房屋时,提取这些资产。之后很快地,他们又会开始累积流动资产。同时,他们也会以偿还房屋贷款及累积房屋的资本提取建立房屋净值。如果他们的房产,是其他储蓄的良好替代品,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拥有住宅的人在其他资产上储蓄较少。然而,实际的情况恰好相反。调查中那些从1970年到1979年之间一直都拥有住房的家庭,与那些从未买房子的家庭比较,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拥有住房的家庭,其非住房储蓄要多出16 000美元。除此之外,他们还有29 000美元的房屋净值。[类似的结果,请见曼彻斯特和波特巴的论文(Manchester and Poterba, 1989)]
另一个评价可替代性问题的方法,是对房屋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做估计。斯金纳(Skinner, 1989)就采用这个方法。首先他以他的样本中那些拥有住房且未搬迁的家庭,在1976年到1981年间的实质消费的变化对房屋财富的变化进行简单的回归。估计出的系数与0没有显著差异。在更复杂的模型中,通过回归方法得到的系数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而另一组回归分析,对家庭间的个别差异做过修正后,得到的结果显示出,住屋价值的改变对消费没有影响。
这些结果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建立在财富的代际转移基础上的论点。如果住房价格上涨,那么人们要储蓄更多,好让他们的孩子能买房子。斯金纳为了检验这个论点,研究了家庭规模对储蓄是否有影响,结果发现并没有影响[12]。同时,如果财富代际转移是重要的,那么每个人(平均来说)都会对住房价格的上涨有所回应,他们会为他们的继承人多做储蓄,而不是只有拥有住房的人才这样做。
房屋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低,反映在生命周期的另一个反常现象上,也就是老年人的储蓄消耗得不够快。这是前面讨论的消费取决于收入的另外一面。相对于生命周期的预测,年轻人及老年人都消费得太少了。虽然年轻人的行为用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来解释是说得通的,老年人的行为则让人不解,尤其是那些拥有住宅的老年人。超过65岁的拥有住宅的人,很少有任何房屋贷款债务,所以他们有相当多的房屋净值可以提用。正如温迪和魏斯在篇名为“但是他们不想降低房屋净值”的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他们不愿用掉房屋净值显然是自愿的。(Venti and Wise, 1989, “But They Don’t Want to Reduce Housing Equity.”)
温迪和魏斯用1969年及1979年的六个退休历史调查来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利用其中一项事实:样本中的成员,卖掉一栋房子,买另一间房子,可以将他们的房屋净值水平调整到较低的成本,因此从他们的行为可以推论出他们心目中想要的房屋净值水平。他们的行为显示出,理想的房屋净值水平和真实的水平之间的差异平均而言是非常小的,只有1 010美元。精确地说,房屋净值占所有财富的理想比重是0.53,目前比重与理想比重之间的差距为0.0107。年龄对理想房屋净值,实际上是没有影响的。同时,家庭是否有小孩,对于理想的房屋净值也是没有影响的,这使得遗产之说的解释值得怀疑。温迪和魏斯的结论(p.23)是:“大部分老年人是没有流动性限制的,与标准的生命周期假说相反的是,典型的老年人家庭并不想要降低他们的房屋净值。”
流动性限制或是债务规避?
面对这么多家庭消费的证据,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发展出假设部分人口是受到流动性限制的模型,因此无法借贷以使消费能够平滑化(Hayashi, 1985; Zeldes, 1989)。迪顿(Deaton, 1989)有一个为发展中国家所做的模型,与上述观点有较多的共同性,他假设代表性的家庭单位是没有耐性且无法借贷的。这样的模型是很重要且具启发性的。然而,我相信流动性限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想陷入债务的家庭单位所采用的“自我强加”规则。
温迪和魏斯的论文中所提供的证据与这种观点一致。老年人如果可能的话宁愿搬家也不愿背负新的房屋贷款。逆向抵押贷款(银行向老年人买下房子,让他们住在里面,并支付他们年金)一直都极不普遍,我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被称为“房贷”。
如果将拥有房屋的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他们肯定是不受流动性限制的。根据曼彻斯特和波特巴的估计,在1988年美国的房屋净值大约有3 000亿美元,其中2 500亿美元即使在新的(更严苛的)法律规定下,也是可以在税收优惠情况下借贷出去的。(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个数目有多大,此处提出一个数字来做比较:1985年无担保债务加上汽车贷款的总额为4 050亿美元。)曼彻斯特和波特巴的报告提到,当人们取得第二次抵押贷款时,主要的原因是要做投资,而不是要增加消费。大约一半的第二次抵押贷款都用在做房屋修缮上,使得这笔钱放在同样的心理次账户中[13]。
另一个相对未开发的流动性来源,是终身人寿保险的现金价值。大部分的终身人寿保险保单都有一个条款,就是保单所有人可通过抵押获得一些借款,且较旧的保单,其借出的利率是相当吸引人的。例如,1979年平均保单贷款利率只有5.65%,而国库券的短期利率平均为9.5%。虽然保单所有人无法靠保单贷款变成有钱人,但是他们肯定能够以负的实际利率借款。瓦沙斯基(Warshawsky, 1987)用1979年的数据发现,合格者使用这些贷款的概率低于10%。他同时也检验人们会逐渐了解套利的机会这一假说。他的结论是,如果投保人在学习,他们也学得相当缓慢。根据他的估计,投保人要花九年的时间,才能利用到这些机会的一半。
上述评论不表明我认为流动性限制不重要。我强调流动性限制有两个重要的来源:资本市场所强加的以及个人自己强加的。后面这项来源在经济学文献中并未引起任何注意,但是可能是更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