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你也许会想起短剧《巨蟒》（Monty Pythons）中的一幕。剧中有两个角色，一个是约翰·克里斯饰演的银行家，另一个是特里·琼斯饰演的福特先生。福特先生正拿着锡杯做慈善募款。
银行家：您好！我是个商业银行家。
福特先生：您好，您的大名是……
银行家：呃……我突然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不过我是个商业银行家。
福特先生：了解。不知道您是否愿意为孤儿院捐些钱呢？（他一边摇晃着自己的锡杯。）
银行家：我不想太早露出底牌，但我们很乐意开发孤儿院市场，并做所有相关事项……请问你大概要多少钱？
福特先生：这……呃……您是个有钱人。
银行家：是的，我是有钱人，非常非常有钱。
福特先生：那么，呃，1英镑如何？
银行家：1英镑，我看看，请问这笔贷款要以什么做担保呢？
福特先生：先生，这不是一笔贷款。
银行家：什么？
福特先生：这不是一笔贷款。
银行家：啊？
福特先生：我们会给你这个东西，先生。（他递给福特一面小旗子。）
银行家：这作为股权凭证是不是小了一点儿，是吧？听着，我想我最好通知法务部门处理。你可否星期五再来一趟呢？
福特先生：嗯，必须这么麻烦吗？你能不能直接给我1英镑？
银行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用。
福特先生：是为了孤儿。
银行家：做什么呢？
福特先生：作为礼物。
银行家：为什么？
福特先生：礼物。
银行家：喔，礼物。
福特先生：是的。
银行家：可以避税？
福特先生：不是，不是，不是。
银行家：不是？那么，很抱歉我听不懂，你可否解释你到底要做什么呢？
福特先生：嗯，我要你给我1英镑，然后我会去把这1英镑送给孤儿。
银行家：然后呢？
福特先生：就是这样了。
银行家：不、不、不，我一点儿都不懂，我的意思是，我不想看起来像个笨蛋一样，但是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好像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我损失了1英镑。
福特先生：是的。
银行家：是的！那我有什么动机要给你那1英镑呢？
福特先生：为了让孤儿高兴。
银行家：（完全迷惑）高兴？你确定你没有搞错？
福特先生：是的，很多人都给我钱。
银行家：啊？这么简单？
福特先生：是的。
银行家：那些人一定是有病。我想你一定给不出一份列有他们姓名和地址的名单吧？
福特先生：不会，我就是在大街上向他们募捐。
银行家：我的天呀，这是多年来我听过的最令人兴奋的新点子！这么简单，这么聪明！如果你这个点子不值1英镑，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值钱的。（他从福特手上拿过锡杯。）
福特先生：喔，谢谢你，先生。
银行家：这里唯一的问题是，在我给你1英镑之前，你就告诉我这个点子了。这可不是做生意的方式。
福特先生：不是吗？
银行家：不是的，恐怕不是的。所以，嗯，你走吧！（他拉动控制杆，打开福特先生脚下的地板，福特先生尖叫着落入陷阱中。）很高兴和你做生意。
许多经济分析——其实是所有的博弈理论——都是从一项假设开始的，就是假设人们兼具理性与自利。著名的囚徒困境即为一例。囚徒困境博弈具备如下的架构：博弈中的两个对手必须同时且秘密地各自选择策略。在传统的故事中，这两个人是共同犯下罪行且被分开囚禁的犯人。如果两人都保持沉默（合作），那么两人都会被轻判，只需坐牢一年。如果只有一人认罪且同意作证指控对方（背叛），这个人将获得自由，而另一人将被判刑十年。如果两人都认罪，他们都会被判刑五年。这个博弈的有趣之处在于认罪是占优策略——无论另一方怎么做，认罪都是比较划算的。如果A认罪，而B不认罪，则认罪的A可以获得自由，而不是坐牢一年。换个角度来看，如果B也认罪，则A认罪的结果是获刑五年，而不是十年。因此，基于理性与自利的假设，可以预测以这个架构进行博弈的人，都会选择背叛。这是假设人们都够聪明，能够计算出背叛是占优策略，而且人们对其他对手的下场毫不关心，甚至假设他们不会对未能做“正确的事”感到良心不安。
另一个类似的分析是被经济学家称作“公共产品”的案例。公共产品具有以下两项特质：（1）一旦将这个产品提供给一个人，再将它提供给其他人就无须额外的成本；（2）很难防止不付费的人使用这个产品。公共产品的传统例子是国防。你即使不纳税，也可以受到国家军队的保护。另一个例子是公共广播电台及电视，你即使没捐款，也可以收听或收看它们。同样地，经济理论预测在面对公共产品的问题时，人们都会“搭便车”（free ride），也就是说，他们即使享受收听公共电台节目的乐趣，也不会掏钱，因为他们没有（自利的）理由这么做（有关公共产品理论的现代论述，请见Bergstrom, Blume, and Varian, 1986）。
从理性自利的假设所推导出来的预测，在许多我们熟悉的案例中有不同的结果。实际上，公共电视成功地从观众那里募集到了足够的资金，能够持续播出节目。即使不是所有人，也有许多人会捐款给国际联合劝募协会及其他慈善机构。而当你到离家很远的餐厅吃饭，即使将来可能不会再去，但大多数顾客还是会给餐厅侍者小费。在总统大选中，即使单独一张选票改变选举结果的机会非常渺小，人们还是会投票。如同杰克·赫什尔弗（JackHirshleifer, 1985）所表述的：“在分析上令人不安（虽然符合人性）的事实仍然是：从最原始到最先进的社会，更高程度合作的产生，超出了可以解释的那些只采取利己的现实策略的情况。”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本章及下一章，我们将检视实验所显示的证据，来了解人们何时以及为何会合作。本章要讨论的是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合作与搭便车的重要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