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陈泗翰出狱那天，是8月25日，日头很烈。
二十几个家属在贵州未管所门口等了三个小时。母亲李荣惠不肯到阴凉处坐着，她站在正对大门的地方，好第一时间看到儿子出来。这三个小时似乎比过去的2269天都要难熬。
8月25日，家属们在未管所门口等陈泗翰出来。
陆续走出来50个刑满释放人员，陈泗翰是最后一个。刚出大门，他就被带去一侧的司法车上。父亲陈善坤急了，不顾阻拦地跑过去问，才得知儿子作为假释人员要先到福泉司法所办理手续。
这是陈泗翰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父亲发白的双鬓，他心疼又愧疚，主动去拉父亲的手。陈善坤一惊，怎么孩子的手是冰凉的？车上座位不够，只能让妻子陪同，陈善坤还没来得及跟儿子说上两句话，车就要开了。被落下的他眼巴巴望着，追着车小跑了一段。
想象中的团聚画面没有出现，亲属们只好各自返回车里，路上有人惊魂未定地说，刚刚那几名便衣站在旁边，她以为是李家请来报仇的打手，“我都吓死了！”
李家指的是李小东家。2014年4月30日，李小东等人在校殴打陈泗翰两次，放学后又将其强行拉到校外“单杀”，结果一死一伤。幸存下来的陈泗翰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刑8年。
这个罪名让陈善坤夫妇无法接受。他们始终认为儿子是“正当防卫”，并打定主意要申诉到底，还孩子一个公道。
而陈泗翰的自责从未停止过。走出未管所的那一刻，他没有开心的感觉，只感到一种“解脱”。他很想忘掉过去，却不知该如何重启人生。
小时候的陈泗翰。
霸凌
案发当时，陈泗翰是贵州瓮安四中的一名初三学生，成绩优良，常考进班级前十。在50多公里外的福泉县工作的父母对他寄予厚望，初一时将他送去瓮安读书，寄宿在他二伯家，因为那边的“教育质量更好一些”。
陈泗翰的奖状。
事后陈泗翰总是想，那天如果能早点起床，在外面买早餐，可能什么事也没有。迟到了要被记名，那天他一路飞奔到学校，然后去食堂排队打粉。麻烦就在这一刻找上他。
排在他前面的男生连踩了他几脚，他并不认识这个人，不明白对方为何找他茬，后来才知道此人叫李小东，常同金威那帮人一起玩。金威是留级生，“家里有钱”，是本校有名的“校霸”。
陈泗翰的同学曾向新京报回忆， “校霸”们经常随机打人，以此树立“权威”， 陈泗翰只是被选中的一个。
他问李小东“为什么踩我”，李说“我喜欢踩”。他就把李推开，李一拳打过来，旁边排队的七八个人也围上来一起打他，将他打倒在第一排的桌子上。食堂阿姨斥声阻止，他们才散开。
陈泗翰继续排队，李小东又过来，叫他放学后等着。当他坐下来吃粉时，金威走过来，朝他头上敲了一拳，再次放话威胁。陈泗翰不敢说话，甚至没留意到碗里被吐了一口唾沫。
他们没有等到放学。第二节课后，陈泗翰站在教室门口透气，李小东和金威带了一二十人找上门。李小东拿出一把卡子刀（管制刀具）威胁他，没说几句就开始动手，一群人在走廊里拳脚并用，对他边推边打，一直打到厕所。金威从厕所里拿出一把扫帚准备打他，被陈泗翰的同班同学何冬华制止。殴打持续了十几分钟，其间李小东问陈泗翰服不服，他没回答。
中午放学后，李小东、金威等人把陈泗翰拉到学校附近的花竹园小区，李小东又问他服不服，不服就单杀。金威叫他们一人拿一把刀对杀，“不是你死就是他死”。临走前，李小东说下午还要打他。
陈泗翰回家晚了，进门时没有像往常一样打招呼。二伯和二伯母见他低着头不说话，以为是考试没考好。他们急着赶班车去亲戚家吃酒，没留意到他脸上的淤青和额眉上的伤口。
等大人走后，表哥蒋宏、表姐蒋莉问了两三次，他才肯讲。蒋宏问他被打了为什么不找老师，他说找老师会被欺负得更惨，并一再强调下午他们还会来找他麻烦。他们仨本计划放学后一起回福泉过五一，蒋宏就说下午来接他，让他不要出校门。
“我第一反应就觉得学校肯定是安全的，如果他们真的在学校动手，可以去找老师或者门卫。”蒋宏说。
蒋家兄妹属于专注学习的那类“好学生”，从小到大没经历过这种事，以为只是同学之间的小矛盾。事后蒋宏特别懊悔，如果当时把问题想得严重一点，多一句嘴告诉大人，可能就不会出事。
但陈泗翰不想告诉父母，怕他们担心。告诉老师或许能暂时躲过一劫，却又怕对方受到惩罚后会变本加厉地报复，老师也不能保证他每天的安全。况且马上要中考了，他不想把事情闹大。对他来说，顺利考完试才是最重要的。
下午，陈泗翰故意等到打铃了才进教室。听同学说，李小东们刚刚又来找他了。上完第一节课，他打电话问蒋宏几时过来，蒋宏说还有一节课。后来蒋宏回想这个细节才意识到，那个下午甚至那一整天陈泗翰都在恐惧中度过。
没想到四中提前放学了，在一中读高三的蒋宏还在上课。陈泗瀚不敢出教室，几个同学陪着他等。五点左右，金威强行把他从教室里拉出来，从五楼拉到一楼，与李小东等十几人会合，然后把他带到附近的虎鹰扎啤店。
瓮安四中新校门。
那是一段300多米的路，途经许多商铺。陈泗翰没想过求助，“谁能帮你？”也不敢逃跑，怕被逮住。在当时有限的思考里，他只能预想到自己会被打一顿，而他能想到的唯一脱身办法，就是表哥快点过来接他。他轮番给表哥、表姐和二伯家座机打电话，但都没人接。陈泗翰的同学们远远跟在后面，没人敢上前劝阻。
金威、李小东等人将书包和校服放在虎鹰扎啤店里。上一届的“校霸”阿龙在这家店打工，这是他们聚会和敲诈欺凌学生的“地盘”，旁边有一条进入花竹园小区的巷道，两面高墙，没有监控。
当年没有监控和门禁的花竹园小区，如今也装上了大门，设置了门卫岗亭，外人不能随意进出。
等到五点半，蒋宏还没来。李小东拽着陈泗翰的衣领往花竹园巷道走。陈泗翰不愿意走，李小东说：“你再不走的话，我过10秒就踢你一脚。”并叫人计时。
被打之前，他还听到阿龙对李小东说了一句：“你不把他杀到，不要来见我。”
“互杀”
没有人看清楚，陈泗翰和李小东究竟是怎么“杀”起来的。也没有人看见，陈泗翰被拽入巷道前一刻，同年级的贺翔偷偷递了一把刀给他。
贺翔对警方称，他与何冬华关系要好，当天何冬华叫他去现场帮陈泗翰，所以他把刀递给陈防身。
一审判决书对递刀细节的描述是：贺翔趁机将身上的一把卡子刀递给陈泗翰，陈泗翰左手接过卡子刀后将其放在衣服口袋里。
而陈泗翰的供述略有不同：贺翔拉着我的左手，我感觉他放了什么东西在我左边的校服口袋里，放完后还拍了一下，叫我注意一点。
当时他的右手还拿着手机给表哥打电话。蒋宏回忆，放学后他在路上接到陈泗翰的电话，得知他已被拖到了校外某地，便叫他不要挂电话，但很快那边就没人说话了，只听到一些奇怪的杂音。
陈泗翰一直没挂电话，他称自己左手摸口袋，摸出一把刀，当时刀是半开着的，他没用过这种刀，不知道怎么合上，甚至不知道它叫什么。怕被对方看见，他慌忙把刀背在屁股后面，左手还因此划伤了。
随即，李小东冲上来，挥着右拳跳起来打他的头，他下意识用手去挡，不知怎么的，李小东右侧锁骨下方被他左手上的刀戳到了。尸检报告显示，此创口未伤及胸腔脏器。
两人各退一步，李小东指着流血的伤口说“这是要哪样”，并用右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卡子刀，冲他杀来。他用拿刀的左手压制对方的右手，拿手机的右手则压制对方的左手，近身搏斗间，忽然感觉左后背一凉，情急之下他用力甩开对方，并刺到了对方的胸口，然后转身逃跑。
他不知道，身后的李小东持刀追出几十米后，倒在了地上。
蒋宏记得，电话那头的杂音持续了一两分钟，就听到陈泗瀚说：“哥，我被杀了。”约四五分钟后，他在一个路口遇到了受伤的陈泗翰。
陈泗翰用右手捂着左背上的伤口，往二伯家方向狂奔了七八百米，见到表哥后，他像是卸下一口气，一头靠在表哥身上，瘫软在地。蒋宏看他后背流了大片的血，让他赶紧报警。但他当时呼吸困难，说不了话，蒋宏便把他扶到附近的治安岗亭报警。这个行为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求助而非自首。
一审法院也没有采信过失致人死亡的辩护意见，理由是：陈泗翰明知与李小东打架会发生伤害的后果，在李小东等人邀约之下，还准备了一把卡子刀放在身上。当李小东用拳脚殴打陈泗翰时，陈泗翰最先掏出卡子刀刺伤李小东。
陈泗翰记得，一审庭审时，审判长先后念了贺翔、何冬华的证词。贺翔的证词提到陈泗翰主动问他要刀，他当庭提出异议，辩称从未跟任何人要过刀。
李荣惠夫妇怀疑贺翔的证词作假。他们称，事发后不久去学校找过贺翔，问他为什么递刀，贺翔怕被录音，把他们俩的手机放到远处，才说：“嬢嬢，我是看陈泗瀚被打得太可怜了，我才递刀给他。”
关于校门口的细节，陈泗翰回忆的版本是这样的：金威等人挟他出校门后，他在下坡处站着不愿走，他们就在旁边守着他，这时贺翔主动走过来，问他有没有刀，他说没有，贺翔二话不说就跑了。
六年来，陈泗瀚一直纠结这个问题。不申诉也无妨，但他必须澄清这一点，“我没有跟任何人要过刀。”他重复了几遍。
2018年与律师林丽鸿第一次会见时，他特别提到了此事。林丽鸿去瓮安县人民法院要求查看庭审录像，被告知没有录音录像。而庭审笔录是在看守所里签的字，没有监护人在场，程序不合法。
所谓的“邀约”打架，陈泗翰也无法认同。
判决书上三次提到同一个细节：李小东等人问他服不服，他说不服。前两次出现于检察院的指控和法院的认定，时间是下午放学后，第三次是他本人的供述，时间是中午放学后。何冬华的证词则提到，中午放学后，李小东问陈泗翰到底想怎样搞，他说要么单挑，不单挑下午再说。
对此陈泗瀚否认称，李小东等人确实多次问他服不服，但他始终没有搭腔。中午放学后也是对方提出单杀（与金威证词一致），他一直不同意。
林丽鸿历经波折调阅卷宗后发现，贺翔等证人证言三次都不一样；陈泗翰的三次供述也不一样，部分事实不清。一审辩护律师王雯征也提到，关于谁先捅刀的细节，只有陈泗瀚本人的供述，没有其他佐证。
陈泗瀚告诉澎湃新闻，第一次审讯是案发第二天在医院进行的，当时他术后刚刚苏醒，眼睛还睁不开，戴着氧气瓶，说话很困难。第二次是一周后妈妈背着他去公安局做的口供，他身体尚未痊愈，只穿了一件睡衣，审讯室里“特别冷”，从早上8点持续到下午2点，早饭午饭都没吃，他想着“快点摆脱”，可能没有仔细核对笔录就签了字。
尤其在“互杀”细节上，他的记忆比较混沌。第一刀究竟是怎么刺到对方的，他也搞不清楚，他对警察说是对方跳起来打他时自己戳到的，警察并不相信，反问：“你不杀他，他会杀你？”
这是陈泗瀚不愿申诉的原因之一，因为拿不出证据，所有辩解都是无力的。“哪怕我是对的，我没说谎，都没用。我不知道怎么去改变。”
一审后，陈泗翰在看守所里写给家人的信。
失控
案发当天，李荣惠早早把饭做好，等孩子们回来。一直等到五点多，噩耗降临。
赶往瓮安的路上，他们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说再不做手术，你儿子就等不到你们了，“最多20分钟”。李荣惠脑袋一嗡，陈善坤也蒙了。四姐抢过手机说马上做手术，到了再补签字。
赶到时手术已结束，人还在昏迷中，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当晚的胸片报告显示左肺被压缩约75%，经县公安局法医鉴定为重伤二级。
案发当晚，陈泗翰的胸片。
案发当晚，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但两个多月后，县检察院委托贵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再次鉴定，结果改为：左肺压缩约50%，属轻伤一级。
李荣惠给儿子擦身时发现，他周身都是淤青，医院的检查报告称其“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最让她心疼的，是儿子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妈妈，我不知道是怎么跑出来的。”
在医院取保候审的陈泗翰，仍心心念念备考。住院期间，同学们几乎每天去医院把复习资料带给他。身体好转后，他提出想上学。警察同意了。
第二天，他扒着妈妈的肩膀去了学校。下午，李荣惠来到学校门口等他放学，其间跟一个炸洋芋的阿姨聊天，阿姨说她儿子也曾在四中读书，被同学欺负得辍学了。
接到陈泗翰后，李荣惠看到几个黄头发的少年在马路对面，心里隐隐不安。 “妈妈，金威就在马路对面。”儿子突然开口。她一看，那人直直盯着陈泗翰，凶狠的眼神带着恨。她察觉到，儿子扒着她肩膀的手在颤抖。回到医院后，她把情况告诉警察，警察说安全起见，以后还是不要去了。
2014年5月中旬，警方安排双方家属调解，在陈善坤的印象中，这次见面很平和，“过后就大变样了”。
6月9日，刚过完15岁生日的陈泗翰接到逮捕通知。李荣惠称，警察当时安抚他们说“先关着”，因为“死者家闹得很凶”。
蒋宏去公安局做笔录，听警察讨论此案时提起了“6.28”事件。2008年，瓮安一名初二女生与同学外出时溺水身亡，家属对鉴定结果不满，坊间也出现各种传言。6月28日，死者家属拉横幅上街游行，最终演变为一起针对党政公安机关打砸抢烧的恶性群体性事件。六年过去，“6.28”的阴影仍未褪散。
四中学生说，李小东和金威曾因打架被学校处分过，开会时还在台上亮过相，金威的口供也证实他和李小东、阿龙一起打过几次架。
陈善坤很纳闷，学校为什么要给李小东开一个“在校表现良好”的证明？当天陈泗瀚在学校被打了两次，为什么没有老师发现？事后他们找了学校至少10次，始终没有见到校长，也找过教育局两次，无功而返。
7月份第二次调解，陈家人下跪求情，李家不同意，在公安局里闹。
李荣惠回忆，一审时，陈泗瀚最后陈述时向死者家属道歉悔过，对方开始闹场，像要冲下来打陈泗瀚，庭审不得不匆忙收场。辩护律师王雯征也记得，庭审时李小东的父亲情绪很激动，不过庭审还是按程序走完了，并没有仓促结束。
李荣惠以为还会开庭，等了一个多月，天天去法院门口守，有一次终于守到了法官，李荣惠追着他问多久开庭，他没回答，只说别人家的人死了，她说别人死了也有个前因后果，假设我家孩子没抢救过来，我去找谁？对方不说话了。
他们也私下联系过李家，希望求一份谅解书，这关系到陈泗瀚的量刑。但李家不肯见面。数月后领到判决书，一看，8年。李荣惠在家哭了一天。
一审法院同时认定，本案的发生，系被害人主动挑起事端，被害人有明显过错。
民事诉讼时，李家起诉了陈家和贺翔家。陈泗瀚担心班主任会受牵连，让父母不要起诉学校，所以陈家只申请追加了金威等人为被告，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后判决金家、贺家分别赔偿8.7万，陈家赔偿15.2万，其中11万在事发当晚就给了李家。
宣判后，金家不服要上诉，李荣惠指着金父说：“你还好意思上诉，你家金威有什么权利打我儿子？”
她心里有冤气，不愿再拿钱，也拿不出钱。家里本就没什么积蓄，之前给的11万里有6万是政府补偿，5万是跟亲戚借的。那段时间孩子住院治疗、请律师等，花了不少钱，不得不抵押房子贷款。出事后她一直请假，没多久就被工厂解雇了，仅靠丈夫一人工作，维持生活。
2017年未管所打来电话，说如果不交完赔偿余款，陈泗瀚就无法减刑。他们又东借西凑，筹到四万多。
在法院执行庭办公室里交完钱后，李荣惠与陈善坤妹妹跪在李小东父母面前，求他们写一份谅解书。其实案子已结束，谅解书也不能改变什么，他们只是想给孩子 “一点希望”。但无论怎么哭怎么道歉，对方都无动于衷。
李小东的父亲至今恨意难消。今年7月，澎湃新闻联系到他，他拒绝了采访，并放话说要报复陈泗瀚。李小东的母亲则通过伯母向记者转达，她心情不好，不想见人。伯母说，电话里她一直在哭。
伯母对李小东的印象基本停留在初中以前：李小东和姐姐从小很乖，干活勤快，成绩也不错。镇上没有中学，姐弟俩初中去了县城读书，因为离家远，父母给他们在县里租了个房子，有空会去看他们。
出事时，李小东的父亲在煤场拉煤。儿子离开村庄去县城上学，经历了什么，父子俩也许并没有太多沟通。“我也不知道他那天为什么欺负别人，出了家门我就管不着了，一定是学校没有教育好。”在“谷雨”的采访中，他表示，从前他都是严加管教，有一次打儿子把棍子都打断了。他也不认可“正当防卫”，因为第一刀是陈泗瀚先杀的。
李小东老家。
民事法庭上，李荣惠是自己辩护的。她说，在座的都是为人父母，都有儿女在外面读书，如果说陈泗瀚犯了多大的错，要判8年，还要赔这么多钱，那换作你们自己的孩子，一天被打了那么多次，你们作何感想？说完庭上很安静。唯独李小东父亲头一歪，回了句：“反正我家的死了。”
那一刻，她的愤恨无以复加，但胸腔却像被死死堵住一般，什么也吐不出来。
申诉
一审后，陈善坤夫妇找了一个更有名的本地律师，对方信誓旦旦地说肯定会改判，改成防卫过当，顶多判5年。两人都听蒙了。
上诉时，他们提交了陈泗瀚的医院检查报告、全身是伤的照片，以及四中学生请求法院轻判陈泗瀚的联名信。
这封联名信是一审判决后陈泗瀚的同学自发写的，共有56名学生签字按手印。信上说：“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杀人犯，他曾经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也是一名积极向上的同学，更是这起事件中的一个受害者，一个需要你们保护的受害者。”
二审没有开庭，维持原判。
此后两年，没有工作的李荣惠背着包到处递申诉材料。材料是300元请人写的，复印一张两毛，这几年光复印就花了上千元。
陈善坤则一天到晚盯着判决书看，逐字逐句反复琢磨，那几页纸都快被他翻烂了。“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有限，哪怕差一个字，意思都不同。”
李荣惠跑了几十家律师事务所，都说判重了，但没人愿意接。她也知道本地律师的局限性，只是求一个心理安慰，走到哪儿都想问问，懂法的人对这个案子的判断，跟他们想的有多大区别。既然区别不大，就要坚持下去。
坚持并不容易。材料要么递不上去，要么没有音讯，唯一有回音的是州检察院——打电话叫她把材料拿回去。她走了很远的路，拿到材料后，双脚突然没了力气，蹲在地上哭了一场。
头两年，母亲和姐姐们担心她抑郁，每天轮流守着她，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很多时候，她要不停地暗示自己“我的小孩还在，只要他活着就好”，内心才能获得短暂的平静。后来为了转移注意力，她打了两份工，每天忙得很累，晚上好睡一点。
陈善坤的状态更差一些。他原来是一个能说会道、善于张罗的人，孩子出事后，他的嘴变笨了，记忆力退化了，“像变了一个人”。他的身体也不如从前，经常头晕头痛，有时痛到心慌、呕吐，医院检查为脑供血不足。李荣惠觉得他是想太多了，休息不好。有时候他半夜起来，走来走去，把她吵醒，最后两个人都睡不着。
每月一次的探视机会，每次半小时的会见时间，来回要赶90多公里路，他们从来没有缺席过。每次进未管所，他们会先看墙上的公告，表现好的名单里经常有陈泗瀚，但减刑名单里总是看不到他。
有一次，他们参加未管所的帮教活动，可与孩子面对面地吃一顿饭。走的时候，李荣惠回头看，发现儿子正沿着二楼窗边跟着他们走。那一幕让她无比心痛。
陈善坤一直觉得对不起孩子，身为父亲，没有教过孩子如何保护自己，出了这样的事，又因为自己的无知，没有给孩子争取到好的结果。
“故意伤害”这四个字，就像一把刀，扎在他们心上。
2018年，他们看到昆山反杀案的报道，决定无论如何要找一个好律师申诉。李荣惠在网上咨询了一些北京的律师，把起诉书和判决书发过去，仍只得到口头安慰。直到林丽鸿对她说：“我接了。”简单的三个字，差点让她眼泪掉下来。
今年9月3日，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双方因琐事发生冲突，冲突结束后，一方又实施不法侵害，对方还击，包括使用工具还击的，一般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不能仅因行为人事先进行防卫准备，就影响对其防卫意图的认定。”
林丽鸿告诉澎湃新闻，她接这个案子，不仅因为它是典型的正当防卫案，更因为它呈现了校园暴力最悲惨的一种结局。“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例子，我不惜一切代价给他翻案，就是因为他代表太多人了。”
出事后，陈善坤的手机里存了很多校园暴力的视频，有些画面极其残忍。李荣惠不敢看那些视频。她曾经目睹过一次校园暴力。一审后的某一天，她去二中附近的二伯家拿联名信，在楼下看到一群初中生在打架，二三十个人打一个，有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约三十公分的西瓜刀，表情凶狠。被打的那个孩子被一脚踢到她面前，口鼻都在流血，眼神无助地看着她。她赶紧开门上楼报警，警察很快赶到现场。
“要是陈泗翰被打的时候，有一个人报警，可能他们都会得救。”李荣惠说。
林丽鸿能够理解陈泗瀚当时不敢告诉大人的心理，因为大人通常只告诉小孩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却没有告诉他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但我们曾经也是孩子。”
幸存者
入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陈泗翰非常消沉。
事发第二天，他在病床上苏醒过来，听到李小东死亡的消息后，哭了。他说不清那是什么感受，很复杂，难过、害怕、内疚都有，唯独没有怨恨。
一夜之间，命运将他变成一个“手上沾血”的人，他除了接受，别无选择。“没办法。”他总是说。
他在看守所里待了9个月，心里一直是慌的，见谁都怕。父母透过电视机一样的视频窗口，看到他又黑又瘦，却不敢流泪。
有段时间，他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偶尔闪现过轻生念头。他能做的只有转移注意力，看书、弹吉他、发呆。
他经常发呆看天，看云朵缓慢地移动。天空以广阔给了他些许安慰，他希望安慰到同样痛苦的家人，在信中他写道：“想我的时候多看看天，也许我也在看。”
陈泗翰在看守所里写给父母的信。
他努力想要忘记李小东以及那天发生的一切，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其实他并不记得李小东的样子，那天他几乎没有正眼看过对方，一直在躲避对视。有时梦到自己被打，那些人的脸都是模糊的。
相比父母的郁愤不平，他更多的是自责。他始终觉得，即便是对方挑起的事端，即便有被霸凌的情节，自己的过错也无可推卸。
他反省，如果当时自己“圆滑”一点，回一句 “服了”，或者冷静一点，找个机会逃跑，可能也没多大事。而且刀是他捅的，人是他杀的，即便申诉能在法律上改判他无罪，但在道德上，他觉得自己并不无辜。
他也被坐过牢的罪耻感包裹，不太敢面对亲戚和同学。出狱当晚，他跟昔日最好的同学之一视频通话，感受到彼此的差距，没聊多久就挂了。在此之前，他基本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封同学的信，他们跟他分享高中的生活、大学的烦恼，但他在狱中却没什么可分享的，不知道写什么。
看守所时期，同学们给陈泗翰写的信。
8月25日，陈泗翰出狱后，亲属们在瓮安老家为他接风洗尘。
他今年21岁，如无意外，本该跟同学一样上大学。他在未管所里考取了法律专业的大专文凭，曾有过重新读书的想法，他写信给林丽鸿说，“至少我还不想浪费掉这寒冷的年华。”
出来后，他才发现读书的想法不太现实，虽然亲戚和律师都愿意帮他谋出路，但提起未来，他仍然感到迷茫。
“一张白纸上面有一个黑点，大家注意的还是白纸上的黑点，不可能去注意其他白的地方。”陈泗瀚谈论自己时异常冷静，并习惯性礼貌地微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
今年春节前，陈泗翰写给林律师的信。
（除陈泗瀚、李荣惠、陈善坤、林丽鸿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黄芳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