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工厂”究竟是什么“工厂”，我已记不清了。总之是与玻璃有关的一个“厂”。因为满“车间”这儿那儿，到处都是碎玻璃。过道还扯着一条条玻璃丝。厂主一边陪我“参观”，一边不时地叮嘱我抬高脚步，小心玻璃丝割破了脚腕。而我发现有些裤腿儿短的工人，脚腕皆血淋淋的。也许是为了安全，他们的裤腿儿都较短。裤腿儿长的也挽着。有一个赤脚穿塑料凉鞋的工人，脚上缠着纱布，一瘸一拐地在各机床间搬运东西……
他们的血淋淋的脚腕，使我看在眼里，疼在自己心里。我也曾向那厂主建议，为工人们想点儿起到劳动保护的措施。
他却对我说您小声点儿。
离开那车间他又悄悄对我说，不能惯出工人们娇里娇气的臭毛病。
那样他们以后将会不断地向他提出要求。工人就是工人，怕苦就别干。
想挣这份儿钱的人多着呢！他说梁作家，不是我心肠硬，搞点儿劳动保护措施也多花不了我几个钱。主要是不能由我这方面先开这个头儿。要是有生命危险，不必您建议，我自己也会想到的。可没什么生命危险嘛！脚腕子离心离头远着呐！您看到那些脚腕子有一条条血道的工人们，都是初来乍到的。半年以后，脚腕子脱几层皮，长出了茧，以后也就不怕玻璃丝割了，割破也不出血也不疼了。你们城里人初次骑马玩儿，还兴许铲了大腿根儿呢！
在中国，在目前，尤其在几年前，似乎一个人只要办起了一个厂，也不管那厂是否名副其实，只要那人自己的钱柜日渐地满了，腰包日渐地鼓胀起来了。他似乎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了什么“私营企业家”了。似乎我们的某些同胞，包括某些中低级官员，手里有无尽的那样的礼帽，随时准备在自己的地盘儿内，慷慨地赠给他们看着顺眼的人。而他们为什么看着后者们格外顺眼，内情又往往是显明的。至于自己的另一部分同胞，亦即“有幸”成了以上那样一些“厂”的工人们的同胞，在工资收入方面是否受到极其严重的剥削，是否有权获得起码的劳动保护，则就无人问津了。故，对某些已然戴上了“私营企业家”礼帽的人，我还是更愿保持一种冷峻的目光将他们视为“私营企业主”。我觉得，以他们那样一些“厂”，视他们为“企业主”仍太抬举他们了。
我也只能以我特有的方式从道义上谴责他们的不道德，却丝毫也妨碍不了他们以他们不道德的方式，通过对自己同胞的严重剥削，和近乎奴役般的雇佣聚敛金钱。
在中国，在某些地方，我之所见，使我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产生了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相当大的飞跃。
《劳动保护法》在那样一些地方，在那样一类“厂”里，在那样一部分“企业主”心里，几乎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在某些一屁股坐在那样一部分“企业主”膝上的小官吏们心里，也几乎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
甚至，在那样一些“有幸”被雇用的“工人”们的头脑中，同样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而这，又往往的，恰恰的，是因他们看得相当分明，某些小官吏，甚至包括他们当地的某些“父母官”，是那么的情愿坐在、有时甚至是笑逐颜开地坐在他们的“老板”的膝上。他们对于争取同情和怜悯，不抱希望，不抱幻想。他们对于自己是“工人”的任何一条，哪怕是最起码最渺小的一条权益，其实都是不敢争取的，也深知自己是多么没有资格去争取。
这连想一想都令我心里充满了悲哀。何况我一次次身临其境，耳濡目染。
那么，让我们打住，再回到引发我联想的那个厂里去。
我问“厂主”，那些小女子，也就是与他同一个县的小女同胞们，每月大至能开多少工资？
他说他的厂里只定额，但是不实行计件工资。两个人每天必须完成一床被。工资一律一百五十元。下班还完不成定额的，自己加班，直至完成。他说他只保留熟练手巧的工人。手笨的，都被他先后开除了。他又以表扬的口吻说，她们相互之间倒还有帮助的精神。哪两个女工因什么特殊原因没按时完成定额，通常情况下总是会有几个姐妹下班不走，帮她们完成。
一百五十美元的出口价——一百五十元人民币的工资。
如果这还不足以使一个人聚敛金钱的速度极快，数量成几十倍增长，岂非咄咄怪事了么？
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买到那一种美丽的被子的外国人，又怎能想到在中国，它们生产于如此简陋的“厂”里？是由每月挣一百五十元人民币的些个中国小女子一针针一线线用颜色对比鲜艳的绸布角儿拼缝成的？
当他们满意于那一种被子的美丽和便宜的时候，当他们掏出钱包悦然而购的时候，当他们对手工劳动的成果大加欣赏的时候，他们肯定地想不到，某些中国乡下小女子们灵巧的双手，每天端碗拿筷子的时候，其实已是五指麻木的、僵硬的，手腕发抖的了。
我问“厂主”，冬天这“厂房”里靠什么取暖？
他说南方的冬天，取的什么暖呢！
我说据我所知，南方的冬天，有时也是很冷，冻手冻脚的。
他说那倒也是真的。又说他一个月只来“厂”里几次，监督监督就行了。而平时有人替他照应着“厂”里的事。
“我是当老板的，夏天再热也热不着我呀，冬天再冷也冷不着我呀。您放心，我才不委屈自己呢！”
他误解了我的话，以为我的话是因体恤到他而问的。
我说：“老板啊，这些女工都是你同乡，你给她们的工资，是不是太低了点啊？”
他倒没不高兴，甚至也没显出丝毫的窘相。他哈哈大笑起来，之后摇晃着他那大个儿的头颅说：“不低，不低。我认为一点儿也不低。正因为她们都是我同乡，我才优先招募她们嘛！在我们这儿的农村，三千多元就可以盖一排大瓦房了。她们中年龄小的，干上三四年，结婚时就房子也有了，嫁妆也有了。而这是她们的父母想替她们做都做不到的！
所以嘛，我自己这么认为啊，除了她们的生身父母，我也许就要算是她们这辈子的第二大恩人了！”
始终陪同我们左右的一名县里的小官吏，不失时机地插言道：“是的，是的，是的，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不但他可以这样认为，连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事实如此嘛！”
他听了那小官吏的话，满脸浮现出骄矜的微笑，望着那些小女子们问：“你们都听到我和秦副主任的话了么？”
那姓秦的小官吏，乃县“三产办”的一位副主任。女工们一片屏息敛气般的静默。
“怎么？都聋了？都哑了？都抬起头来望着我。”
他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声音提高了，语调变得有点儿严厉了。于是，女工们停了手里的针线，纷纷抬起头望向他，目光都是那么的惶惶不安。
“我再问你们一遍，听到我和秦副主任刚才的话了么？”
“听到了……”
回答得参差不齐，声音都很小，都有点儿怯怯的。
“重来！要齐声回答——听到我和秦副主任刚才的话了么？”
“听到了！”
“嗯，这还回答得像点儿样子。现在都注意听着，再问你们一句——都想涨工资么？”
又是一片屏息敛气般的静默。
“怎么？又变聋了？又变哑了？心里想，那就回答想；心里不想，就回答不想嘛！究竟想不想？”
“不想……”
尽管声音如前似的参差不齐，而且普遍小声儿小气儿的，但毕竟使他脸上又呈现出了微笑。
“大声点儿！”
“不想！”
他那微笑，水波也似的，渐渐溢满了他那张宽而扁的大脸。
他将他的脸转向了我，一只手不轻不重地拍在我肩上，表情庄重地说：“听到了吧？她们呀，乖着呢！雇工嘛，在老板面前乖就好。乖，本来不太可爱的，也有几分可爱了。我对她们有恩，她们也知恩图报，所以我们的关系牢不可破。真的，那是不管任何人想挑拨也挑拨不开，想离间也离间不了的。”
我将他的手轻轻从我肩上礼貌地推开，也表情庄重地说：“我并没有挑拨离间之心。我犯不着从北京到你们这儿来专干令人厌恶之事。”
他又将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了一阵，随后说：“梁作家，你可千万别多心。你写你的书，我办我的厂，咱俩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井水不犯河水，我当然相信你没那种不良的居心。我指的是别人，我们县里的某些小人。他们至今仍到处散布些攻击我的言论。总攻击我是靠剥削家乡农村的些个小女子发家的！对他们的攻击我一概不予理睬，根本不在乎。有县里的各级领导支持我，我怕什么？怕谁呀？”
那秦副主任立刻又不失时机地插言道：“对，对。不予理睬对。你有这个高姿态很好嘛！你每年往县里交十多万元的税。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了你的贡献嘛！”
他又说，不久以后，他将提高女工们的定额，从两名女工每天拼缝一床被，到四名女工每天拼缝三床被，最后到每名女工每天一床被……
“趁着国外订货还多，争取年底将定额提高一倍。那样，我保证每年往县里交足二十万元的税。至于女工们嘛，相应的，每个月再给她们加三十元的工资就是了。那就每个月一百八十元了。一百八啊，秦副主任，你说够可以的了吧？”
“够可以的，够可以的……”
那秦副主任一迭声说“够可以的”，又将脸转向我，以表彰似的口吻说：“在全县私营企业中，他是首屈一指的交税大户。解决的就业人数也最多。我们这县，大而穷。农村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三以上。他这个厂，是县里唯一生产出口商品的。论起本县的经济发展成果，他的厂是各种报表上的一朵花呢！没了这一朵花，县里连个值得向上边说道说道的典型都没有了！所以呢，当着他面这么告诉你吧——县里就是哄着，也得支持他将这厂继续办下去。他若真不想干了，县里的头头们首先就非急了不可！非怪罪我们这些人没把他哄好不可……”
听了那位秦主任的话，我当时再也没什么建议可提，只有免开尊口，缄默点头表示理解。
他用他那肥胖的，保养得红扑扑的手往自己胸口一拍，保证地说：“秦副主任你放心！冲着县里一向对我的关照和支持，我怎么也得再干几年才收山。再者说了，钱又不咬手，又不是多了太占地方的东西，我又干吗不抓住机遇？现如今不是都讲‘挖潜’吗？我看她们身上有潜可挖！”
他又摸摸旁边一名十五六岁的小女工的头，俯身轻佻地问：“宝贝儿，你说是不？”
那少女红了脸不吭声儿，却没敢拨楞一下头避开他的手，乖乖地低着头，任他的手摸在自己头上。
他的手从少女头上摸到少女脸上，在少女脸颊上轻轻拍了一下，冲我笑道：“看出来了吧？她们都听话得很。”
而我看出来的是——他感到他乃是掌握着，并且足以摆布她们命运的上帝，也看出来，他因经常感到那一点而特别快乐。
我还敏锐地观察出来了，他和她们中某些人的关系，显然另有玄妙。
我推说胃疼，坚决地拒绝了他晚上要宴请我的美意。于是那秦副主任比他显得更遗憾似的。
离开那“厂”后，我见秦副主任将他扯到一旁去，嘀嘀咕咕了一阵。我听到了一耳朵，明白了个大概意思——秦副主任说服他晚上还是应该照请不误，因为预先已经和某些人打招呼了，不请就不好了……
在东北，我也“有幸”结识过一位农民出身的“私营企业主”，好像是早些年靠组织人编麻袋发迹的。某些年，中国忽然缺麻袋。于是他的“麻袋厂”应运而生。短短的几年内，他的资产也就逾千万元了。待到纤维麻袋普及了，他也不干了，办起了公司，开始转向对外贸易了。
一个时期内，竟也“操作”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文人“幸会”富人，或曰遭遇“大款”，照例免不了请客吃饭一项基本内容。而且，照例是“大款”热情做东，文人吃白食，文人的朋友和“大款”的朋友们凑趣沾光。通常，文人和“大款”坐在一起了，总是双方朋友们撮合的结果。好比有意“对象”的男女坐在一起了，大抵是媒婆们的成就。这种情况下，“大款”格外矜持，越发摆出有钱的样子。文人往往特别谦虚，言不由衷地说几句“一等智商从商，末等智商从文”之类不三不四的话。
席间，“大款”忽然道：“没‘芥末’，没劲，没劲！”
我便奇怪了，暗想这“大款”眼神儿怎么这么的差啊，桌上明明有芥末嘛！于是将一小碟芥末推送于他眼皮底下。
他笑。众人也笑。坐我身旁者悄语：“他要黄的。”
我说：“绿的已经够冲了，不过黄的也有啊！”遂将一小碟黄色芥末也推送于他眼皮底下。
他笑得更加玄妙了。众人也笑得更加玄妙了。
他说：“撤！咱们换个有‘芥末’的地方！”
于是众人纷纷起身，随他离席。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坠云里雾中。
在车上，方有人指点迷津，说他要的非是“芥末”，而是“节目”。
他舌上生过小小异物，怕转化为癌，开刀割了去，从此吐字有点儿不清。经一番解释，我才恍然大悟。
三辆小车一辆“面包”，载着八九个人，相跟着离开了市区。
我问：“这是往哪儿开呀？”答曰：“到地方你自然就知道了。”
不久开到县里，又接上几个人，无非税务、公安、司法等方面吏员。
又片刻，几辆车开进了村里，停在一大院落门前。门楼高架，对开的朱红大门上，镶着衔环的兽头，黄灿灿的圆环，闪闪发光。门两旁的围墙上，画有山峦流水，花鸟鱼虫。门两侧还立有一人高的石雕，一尊是钟馗，一尊是关公。有人向我解说，钟馗乃避邪捉鬼的，关公表明主人家崇尚义气，好客庇友。
这一个大院落，与周围旧陋的农舍恰成鲜明的对比。
进了院中，但见正房厢房，灰砖红瓦，阶高门阔，煞是气派。门框窗框，皆铝合金的。方砖铺地，树绿花红。树下花前，居然有雌雄一对孔雀，昂首信步，从容踱来踱去，见了人也不惊慌。横在房顶的是太阳灶。竖在房顶的是高高的电视天线。
又有人告诉我，主人专聘了动物园养孔雀的园工为顾问，定期来他这农村的家指导饲养孔雀的事宜。
我看那院子至少有四亩地的面积。各个房间拥出些男女，围着“大款”一阵阵寒暄不已。他也不向我们介绍，我也分不清哪些男女是他家眷，哪些男女是用人。
自然也有狼狗。两条大的，两条小的，两条半大不小的。它们从正房后跑将过来，扑着他亲昵撒欢。
在西厢一间宽敞的屋子里，重排座次，主宾归位。一名家厨两名用人忙碌了一阵，迅速上着一道道菜肴。数巡酒后，院子里有人叫道：“接来了！”
隔窗一望，但见一男一女，已然行至门外。男的四十余岁，女的二十多岁，各自化了妆，男的一身绿，女的一身红。我暗想——这是唱堂会啊，却猜不到他们穿的是哪路戏服。不便问，也不想问，默然呆坐而已。
他们进了屋，主人说：“有劳二位大驾了。”
绿男说：“哪儿的话，高兴来。”
红女说：“您想着我们，是我们的荣幸呢！”
主人一笑，心悦地说：“那么，就唱吧！”
于是绿男红女一前一后，一个丁步一个弓步，拉了一个花架，随即倏地旋变身姿，对唱了起来。只一声“咿呼嗨”，我便立刻听明白他们是唱“二人转”的。唱得还不错。有人向我耳语——他们是“半路搭伙”的两口子。在这一带唱出了名，每月收入颇丰。
几句开场白后，“荤”词儿就一串串儿地脱口而出了。无非是类似《金瓶梅洁本》删去的那一部分。两方帕子舞得风车也似的转，上下翻飞。
主人非常之投入地看着、听着，不时擎起小酒盅，“吱儿”地饮一口酒。听到开心处，还大声喝彩。于是客人们也都跟着叫好，一个个盯着那声浪姿妖的红衣红裤红鞋的女人，两眼炯亮起来。
我暗自思忖，幸而座中再无女人。若有，也就将一桌男人的低俗品性了解得透透的了，以后再在她面前装得多么正人君子都无济于事了。
不禁地就想到了一句古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看得心乱，听得脸上发烧，借故净手，离开了那屋子。在院子里逗狗，讨好那两只孔雀。
院子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在择豆角。我凑过去搭讪着和她聊，一问才知是“大款”他娘。
我说：“家里已雇了厨子和用人，您老人家何必干这个呢？”
她说：“越老越闲不住啊，总得找点儿事干呀！”
我说：“您儿子出息了，您晚年多幸福哇！”
她说：“我也没觉出怎么幸福来。”
我说：“您还不满足？还想过怎么一种生活呢？”
她叹了口气说：“满足一过头儿了，人就不觉着幸福了。你看，加雇的人，才六七口人，可十三四间房子，多空得慌啊！天一黑，没人住的屋不点灯吧，黑咕隆咚的一片，心里不安生；全点着灯吧，明明没人住，不是白费电么？”
我说：“您儿子已经有一二千万了，还在乎区区几元电费呀？”
她说：“我不是一辈子仔细惯了么？”
我问：“那两个唱‘二人转’的，常来唱么？”她说每个月总是要接来唱几次。
又问：“您老既然闷，怎么不一块儿听呢？”
她说：“那是人唱的么？那是人听的么？我能跟儿子的朋友们一块儿听那些么？”
我说：“那您老就该劝劝您儿子，何必非听那些呢？”
她又叹了口气说：“管不了啦！他偏爱听，我这当娘的有什么办法？起初他媳妇还干涉他，后来也不干涉了，也陪着他听了。我这当娘的也想开了，用耳朵听听，而且是在家里听，总比花更多的钱去嫖强。
去嫖，被关押了，不是丢人现眼么？”
我觉得那老人家说的自有她的一番道理，默默点了一下头。
她却问起我来：“依你看，我们家是不是变成解放前的地主了？”
我笑了，说我没打解放前活过，不好比。反问她自己如何看法？
她说她是山东人。当年逃荒来到东北的。说山东某些地主的家什么样儿，她是确曾见过的。说东北解放前某些地主的家什么样儿，也见过。说她家现在的情形，那比解放前地主的家气派十倍都不止，而且是和不小的地主家比。
老太太显然平时太闷了，见我愿和她聊，也就聊起了兴头儿。
她压低声音悄悄问我：“你说。还要再划一次成分，我家还不被划成大地主哇？可我家只有钱没有地呀！划成大地主，不是太委屈我孙子孙女们了么？”
我说：“大娘，您一百个放心。中国再也不会像从前那么划成分了。
现在国家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嘛！”
她又问：“那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呢？”
我说：“您老不必整天胡思乱想的。一次‘文革’咱们中国人就尝够苦头了，再也不会搞第二次了！”
她眯起眼瞧了我片刻，以一种“商榷”似的口吻说：“不一定啊，不一定啊！那些年里，这村就折腾过一户人家，一户从前的地主，还是户从前的小地主。村人们闲着没事了，就把他们全家老少赶到麦场上批斗一遭。如今我都不愿出这院子，碰到的大人孩子，都不拿好眼光瞪我，好像盼着我们家破人亡似的……”
我觉着，老太太头脑中，自有她看世事人心的一整套逻辑，一种颠扑不破的观点，而且轻易是不会改变的。
她说有人曾往她家的朱红大门上抹过屎，曾往她家院子里扔过死猫。说她儿子曾因此怒发冲冠，七窍生烟，喝醉了酒，端杆猎枪，在村里气冲冲地走来走去，一蹦三个高地破口大骂，还朝天空放了两抢，惊得村里人心惶惶，鸡飞狗跳。说她儿子一直打算在院墙上安装电网，并雇两名护院的。
老太太请求我劝劝他儿子千万别那么搞。
“那成一户什么人家了？那成一户什么人家了？那不太脱离群众了么？”
她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答应一定替她劝她儿子。
忽然她说：“咦，我的戒指呢？我的金戒指怎么又不在手上了呢？”
于是起身离去，唤了一名小女佣，帮她四下里找……
而听“二人转”的厢房屋里，正传出一声拖腔拖调的“咿呼嗨”和一阵笑声……
天黑了。“大款”留下了不回市里去了，只客人们心满意足地离开那气派的大院落。
在车上，我问众人——那等下流内容的“二人转”，值得听两个多小时么？听着真的就那么来劲儿么？
众人就七嘴八舌地批判我假正经，冒充君子。都说人活一世是一次造化，什么素的荤的刺激的，都应该领略一番。否则不是白活了么？转变观念，首先应该转变活法的观念。腥荤不沾，到头来委屈的是自己，亏待的是自己。而亏待自己，是一种不觉悟的罪。
我被批得体无完肤，寡不敌众，难以招架，也无意反驳。
想想自己答应了那当老娘的替她劝劝她儿子，却没得着机会相劝，就如实将她的话转告于众入，希望众人日后予以相劝。
众人又都挖苦我瞎操心。都道是为了安全起见，其实还是安装电网好，护院的也一定要雇。有钱了么，就不该拒绝有钱人的特殊活法。
大约是在1995年2月，春节期间，有消息传来，那“大款”家被炸了。一家五口，二死一伤。“大款”和他妻子被炸死，十四岁的儿子受了重伤，落了严重残疾。作案的恰是他所请的一名护院人。那小伙子和他家的小女佣有染，他自己也和小女佣有染，于是埋下祸根……
我还认识过一位开金矿的，据说当时已有三千万以上的家私。他有一宝贝女儿，一心想报考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表演系，将来当明星。某年来京，七拐八绕的，就经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介绍到我家了。
他的发家史，可就不怎么“光荣”了。因而，据我想，恐怕是要守口如瓶，讳莫如深的。用“巧取豪夺”四字形容也是不为过分的。
他家乡的山里有金矿，而他是寻找金矿很有经验的人。但苦于无资独立开采，只得替别人找，得点儿“经验钱”。他替别人找金矿时，存了一份儿不义之心。估计有厚矿处，反而故意着绕开了去。只将些金脉薄的地方指点给别人。一年后，那山上的厚矿，全清清楚楚地留在他心里了。于是他广交有钱人。当地的有钱人是不交的，专交远省的有钱人。终于，一位广东的有钱人被他说动了心，诚意投资和他共同开采。
他照以往的计谋行事，用别人的钱，几乎将一座山掏得千疮百孔，却没出什么金子。却对人家说——我又不是土地神，山里挖金，再有经验，哪儿能一挖一个准儿？你还想要金子么？还想要，就再投钱挖！
一投便是十万二十万，对方投得心寒，终于与他扯毁了合同，“拜拜”了。
而这正中他下怀，使他计谋得逞。轻而易举地东挖挖西挖挖，金矿就源源不断地出洞了。当年矿山缺乏管理，无人问津。一卡车金矿石，成色若高，就可直接卖到十万二十万。那广东的有钱人闻讯始悟上当，前来理论。而他是“地头蛇”，家中弟兄多，家族中敢玩命斗狠的恶人多。那广东的有钱人被臭揍一顿，保命而逃，再也不敢前来争辩是非。
以上之“史”，是由于我在电话里一再地刨根问底，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地告诉于我的。
而拥有三千万家私的男人给我的熏香名片上，赫然印的是“××大酒楼董事长”及“××金店总经理”。“矿山开采法”实施以后，他就金盆洗手了。在“董事长”和“总经理”后，名片上还居然印着括号。括号内是“私有”二字。字号虽与同一行字相同，墨色却格外的黑，醒目夺眼，突出着一种强调重点的意味儿。
他是我所见过的“大款”中最为个别的一位。因为他人在谈到自己的企业或公司的性质时，要么顾左右而言其他，要么含糊其词。明明是“私有”性质，却往往显出有所讳言的样子，使识趣之人明白，那是最不该问的大隐私。而这一位，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却将“私有”二字赫然印在自己的名片上。他使我联想到了某些人名片上的另一类括号，内中印着“正处”“正局”或“相当于正处”“相当于正局”，以及享受什么什么“津贴”等字。人的心理，在有些方面，真是呈现得千奇百怪，有意味儿而又好玩儿。
他那宝贝女儿，既无形象优势，亦无气质可言。据我看来，想考上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表演系，想当明星，实在是太无自知之明的事。而且，心智方面，似乎也是个比较迟钝的姑娘。
我坦率劝他打消念头。
他却说：“我是经朋友介绍才找到你门上来的，你别当着我女儿的面念这个咒。我有钱，所以我一定要成全我女儿的心愿。你直言吧，替我女儿安排妥了得多少钱？多少钱我都舍得出，也出得起！”
我耐心地告诉他，不是钱不钱的问题。电影学院，我是有几位好朋友的。戏剧学院，也有熟人。可两院都是全国最高的艺术院校，你女儿要考的又是表演系，而当演员是需要先天条件的。先天不足，面试这一关就通过不了啊！
不料他急了，打断我的话，在我家里大声嚷嚷着说：“怎么不是钱的问题呢？怎么不是钱的问题呢？我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全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几乎快跑遍了。事事处处都是钱的问题，怎么单单北京就不是了？难道北京不是中国的首都了么？我看在北京，核心问题也还是一个钱的问题！只不过你们北京人不肯把钱的问题摆在桌面上谈罢了！你们北京太落后了，到现在还没把钱的问题搞明白！”
他说到后来，口吻由反驳式而教训式了。一大清早，我还没来得及洗脸，还没来得及吃饭，先就挨一位不速之客的教训，心里别提有多窝火了。
他又恨恨地说：“所以你们北京才出王宝森！”
我说：“您小声点儿，邻居们听了，以为我在家里和人吵架呢！”
我婉言表示爱莫能助，彬彬有礼甚至显得近乎低声下气地一再请他谅解。不料他大为光火，一把扯起他女儿，拔腿往外便走，被他带来的礼品袋绊了一下，还发泄地踢了礼品袋一脚。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嘟囔：
“北京怎么了？北京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人民币在北京就不是钱了？我才不信这个邪呢！”
大夏天，他的每一句话，我的楼上楼下在家的邻居们，都是会从开在天井里的厨房窗听得一清二楚的。我尴尬之极。
他一出门，我就抓起电话，心想骂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顿，却没拨通。转身一眼看见躺在地上的礼品袋，又气不打一处来。想追上他还他，又懒得那么做。何况那不过是一袋“燕窝”系列滋补品，不还也不算贪心。
过后我想，他肯定较少被当面拒绝。尽管我拒绝得那么委婉，但毕竟是拒绝。何况又是当着他女儿的面拒绝的。这当然足以使“大款”恼羞成怒起来。
在中国，钱似乎更是一种特等通行证。有钱人似乎都有点儿被宠惯坏了，正如某些所谓“明星”“大腕”被宠惯坏了一样。
幸而还有极少一小部分他们有钱也办不成的事儿。否则，岂不正应了199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中一个小品的一句台词——有钱能使磨推鬼了么？
在他们中，也有的男人，无才无能亦无德，甚至在德方面是往事不堪提起的，仅靠了赌自己的青春年华、十几年如一日甘愿充当外国有钱老太婆的“干儿子”或曰“面首”，而终于“修成正果”，继承了遗产，于是衣锦还乡，摇身一变，归国做起富豪来的。
也有的女人，仅靠了花容月貌，妖姿冶色，不惜以肉体为股，而售身于某些境外的有钱的老头子们的大陆“外室”或曰“小妾”“二奶”，于是过着住别墅开名车，一掷千金的富贵生活的。
但是我们在评说以上一类男人和一类女人时，分明的，是存在着观念作祟与否的问题的。按照道德规范的不成文法对世人的说教，传统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既不但是一个各方面都很正常的男人，而且还很年轻，而他却甘愿成为一个老太婆的风烛残年的日子里的附庸，则我们世人即使不发问，内心里也一定会暗想——他所图者何？
倘那老太婆恰恰很有钱，则我们世人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注定了一致的结论——他图的是钱。
于是我们世人便会一致地不屑起来。认为在他和她之间，肯定达成了一种“不道德”的交易。于是我们看待他的思想目光，也无疑介入了近乎“审判”的成分。而他作为男人的“道德资格”，定然要被我们的观念的罚牌严重扣分。
但是，如果她非是老太婆呢？如果她与他年龄般配呢？
那么，毫无疑问地，我们世人的思想的目光，则将更多地包含有嫉妒的成分了。假使靠修养克服掉了嫉妒劣性的人，大概也会暗自承认那实在不失为一组“幸运结合”。
再如果，她乃名门望族之后呢？
于是“不道德”的“交易”，往往既不但会被公认为“幸运结合”，而且可能会被传为佳话。
如果她不但有钱，不但出身于名门望族，而且是艺术家，或者虽非艺术家，但却是热爱艺术的女人——这时情况会怎样呢？
几乎无一例外地，这时佳话会上升为逸事，会被记载于书，成为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创作素材。
同一件事，只消作为另一方的女人不是老太婆，或者除了有钱，身份还有其他“可取之处”，则我们世人的态度就会一变再变。
自从伟大的司汤达的《红与黑》问世以来，东西方的世人，无论男人或女人，皆对那个叫于连的法国某一个小市里的木匠的儿子充满了同情。但是于连爱上丈夫是市长的德·瑞娜夫人，其实并非一桩寻常的婚外恋故事。按今天的说法，未必没掺杂着改变命运的企图和幻想。
那么世人为什么就同情于连呢？
因为德·瑞娜夫人不是老太婆。所以一个青年迫切想要跻身“上流社会”的野心，经起始缠绵结局悲惨的爱情故事一包装，就具有了另外的意味儿，就被世人的理解尺度所包容了。
按照同样的逻辑前提，我们世人也相当包容卢梭与几位贵族夫人们的“桃色关系”。《忏悔录》中记载得很翔实，他花她们的钱，接受她们的慷慨的经济资助，同时与她们保持“亲爱”的依赖性质的“交往”，以至于常引得她们相互猜妒。按照今天的说法，这也未必不有点儿接近于“傍富婆”。
好在那几位贵夫人的年龄，最大的也只不过大到可以做年轻时的卢梭的母亲的程度，绝没大到足以做他的祖母的地步。
如此看来，在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男人尤其青年，与某些有钱的或身份高贵的有权势的女人的关系中，只要年龄的差距是我们世人还能接受的，我们就不至于将此类世相归于“审丑”的范围。我们就随时准备矫正我们的思想目光，以及我们的观念的尺度。
但是我以为我们世人仅仅能做到如此包容还不够。
一名二十七八岁的中国青年，在中国“开放”的初年，将自己的头发烫成古里古怪的样式，戴一副刚刚在中国时兴的，被叫作“蛤蟆镜”的那一种太阳镜，穿一条也是刚刚在中国时兴的红色或黄色喇叭裤，整天守在北京饭店等大饭店门前，目光专盯在某些中年以上的外国女人身上，巴望有幸接近她们，从而结识她们，并被她们带出国去，靠运气变为高等华人……
对此类世相对此类青年，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如何评说呢？
我想，似乎还是不以“道德”与“不道德”的戒规来框定为好。
因为，既然我们对于连与女人们的关系是抱有同情的，既然我们对卢梭与女人们的关系是当成逸事来看待的，其实我们也是应该对那一类世相那一类青年不加过分尖刻的谴责的。
对社会对他本人，他变成了富豪总比变成了“二流子”好一千倍。
反之，在某些将对金钱的拥有作为人生至高追求的女人，以自己的青春美貌为赌码或为本钱，与有钱的男人或富商进行交易并且获利巨大的世相中，我们也是很难用非此即彼的对错人生观来加以区别的。这一种世相的越来越“普及”的存在，将使我们的评说越来越陷入迷惘和尴尬。
我结识过这样一个女人——她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70年代后期高考落榜，燕飞于社会。1983年她二十三岁时，一度成为一名香港小商人“包养”的大陆妾。二十四岁半她换了一条“人生游艇”。二十五岁半，她愈发出落得亭亭玉立，于是又换“载体”。她的人生就从二十五岁半改变。对方许诺她别墅，她不要；对方许诺她名车，她也不要。她要对方投资，由她来经商。这正中五十六七岁的半老头子下怀。
因为那泰国华侨商人正苦于想在中国物色到投资代理人而不可得。由自己的“妾”来代理他很是放心。于是双方立下合同，利润平分。他先投资二百万，在南方某市建了一家饭店。她出任经理，经营有方。他来中国，她是他的“准夫人”。他一离境，她为自己找“准丈夫”们填补感情和生理需要。一年后那半老头子见她经营得有成果，又投资五百余万办了一家规模可观的服装厂，于是她一肩双挑，同任经理。在她三十余岁时终于找碴儿与那半老头子闹翻，而那时她自己的“私房钱”已近千万。按照合同，那半老头子（不，当时已六十余岁了，是一个真正的小老头儿了）还大方地补偿给她三百万。因为他的正室夫人及大儿大女们，对他在中国的风流韵事已有所洞察，郑重地召开家庭会议“帮助”过他，他不愿因她而闹家庭纠纷，分手又正中他下怀……
在这一世相从始到终的过程中，金钱关系当然是本质的关系。这一点他们双方都很清楚，都很明白，双方之间也从不讳言。
值得我们玩味的是——他并不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更不认为自己吃亏。因为六七年内，他每到中国，总有她那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倩女陪行陪宿，与之同游同乐，而且为他创收了一千多万。事实上他也的确没有遭受任何方面的损失。他是恋恋不舍地与她分手的。
她也同样并不认为自己吃亏。二十五岁半她“傍”上他时自己一无所有，只不过有一处仅十几平米的小窝，而且是租的。才三十余岁自己便成了拥有千万元以上的“富姐”，她觉得实在是太幸运了。当初以自己为“股”的“合资”决策，实在是太英明、太正确、太值得了。因为，对于一个在二十五岁半时还一无所有的女人，对于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女人，几乎没有任何另外的方式，比以自己的青春和美貌，也就是自己的先天“资源”为“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资”，能更迅速地使自己变成一位有钱的女人了。
“您说，您实事求是地说，还有另外的方式方法么？”
在冬日上午照进我家客厅的暖洋洋的阳光中，她故作天真状，大瞪两眼望着我发问。她眼中有一种思想单纯的、高中女生般的坦率。我竟没法判断那一种仿佛的单纯，是一种女人所善于的表演的技巧，还是因她的实际学历所局限的。
我说：“的确，没有什么另外的方式方法了。”
“你知道么？我也曾想当作家。”她嘲谑意味儿十足地一笑。我觉得她嘲谑的并不是她自己，而是已经成了作家的人们。想必的，也包括我在内。
我说：“是么？”
除了“是么”两个字，我有点儿不知再说什么好。
预先，经北京某报一位与我关系友好的女记者打了两次电话约定时间，我才碍于情面，不得不在家里礼貌之至地接待她。
“你一定要见她！她会带给你许多新观念，而将你原有的一套观念冲击得稀里哗啦塌一大片！”
那记者朋友在电话里对我这么说。
我曾要求对方向我大致介绍一下我将在家里接待的客人的情况——她从事什么职业？她非要拜访我的目的是什么？她可能有什么事希望获得我的帮助？如果她当面提出，如果不超出我的能力，我应该全力以赴地帮助她么？
“你问些什么呀！人家没有职业。人家不需要职业。人家一向在好好地过着养尊处优的高贵生活。实话告诉你吧，人家是拥有千万元以上的一富姐，人家会需要你帮助什么呀？人家只不过想和你认识认识，随便聊聊文学创作和人生什么的。除此而外人家拜访你没有其他任何目的……”
记者朋友一再打消我的顾虑。言语中暗示着自己和她的关系非同一般。
然而她成为“富姐”的方式方法，却并不是我的记者朋友预先告诉我的，而是她自己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细长的玉指间夹着细长的坤烟，轻吞云缓吐雾地娓娓道来的。说时，微眯着眼，口述回忆录似的，脸上仍是一副高中女生般的单纯的坦率。我也仍难以判断，那究竟是擅长的表演技巧，还是她的真本色真性情。
她又说：“你知道么？我二十多岁是一名待业女青年的时候，你刚因一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出名。我曾给你写过信，打过电话，还到‘北影’去找过你……”
我依旧说：“是么？”
“当年给你写信的女孩子肯定不少。你当然记不得了。”
我说：“我记忆的确很差。可是你在‘北影’见到过我么？”
她肯定地点了一下头：“你家当年住‘北影’最后一排二层小楼里。那小楼很旧，斜对‘北影’招待所。那一天我去‘北影’招待所拜访一位女演员，之后忽然想到你也住在‘北影’院儿里。当时是夏天，傍晚。我问一个在楼前纳凉的人你家究竟住几层，他四下望了望，指着说——那不就是梁晓声么？我就看见了你。你在不远处推着一辆童年，剃了秃头，穿一条裤衩，上边是挎肩背心，背心老长，又不掖在裤衩里，像下身什么都没穿似的。当时我觉得格外索然。觉得想要认识你的念头特没劲，也就没走过去和你搭讪……”
我说：“不错。那肯定就是我了。”
她问：“你当年为什么剃秃头呢？像刚获释的劳改犯似的。企图强调个性？还是对社会不满？”
我说都不是，只不过因为那一年夏天太热了。
她话锋一转：“你对金钱有什么看法？”
我被问得一怔，想了想……
她说：“你别想！立刻回答，立刻！”
我仍不免迟豫地说：“也没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想法。只不过认为金钱对人也很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也别想，立刻回答。”
我皱眉道：“你好像是在我家里审问我。”
她红唇一绽，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极有魅力地一笑。
“讨论着玩嘛。也可以说是请教吧！在金钱、权力和艺术三者之间，你认为哪一种追求最永恒？”
我说：“艺术吧？”
她说：“错。其实我今天主要是来和你讨论这个话题的。你的《泯灭》我看了。你批判金钱，仿佛人一追求金钱，道德啦、精神啦、灵魂啦，就都会不可救药地堕落了。我就想，你这位作家，是真的安贫乐道呢？还是心口不一，装相给别人看呢？我太坦率了点儿，你不至于生气吧？”
我说我不生气。面对这么一位女人，我也只能没脾气。
我说我并不主张安贫乐道，说我的《泯灭》也不是批判金钱的，而是批判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的人生观的。
她说反正都是一回事儿。说你梁晓声既然承认金钱对人很重要，那么人追求很重要的东西有什么值得非议的？谁又能分得清楚，人内心里对金钱的追求激情，在什么程度内是自然的？超过了什么程度就是拜金主义了？
她说人一死，人终生追求的权力，也就随之丧失。哪怕建立了世袭制度，也会受改朝换代的冲击。一朝天子一朝臣，才不管你世袭不世袭呢。她说人一死，他终生追求的艺术，也就金钱化了。或由别人拍卖，或由自己的后人换钱，或一文不值，或值百万千万。你们作家、编剧，不都巴不得自己的作品拍卖了高价么？价廉不是心里很别扭，很不服气很委屈么？一文不值了不是非常沮丧非常失落么？归根到底，这和你们追求金钱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有时你们是间接的，通过经纪人罢了。而艺术的才华一般来说是不能遗传的。艺术家的后代，平庸之辈多了！
她说人对金钱的追求却大为不同。比之权力，金钱不会随着人的消亡而消亡。比之艺术，金钱是可以留给下一代继承的实在之物。金钱是可以通过收藏艺术品的方式保值和升值的。而艺术品一旦不能再变成金钱，谁还看重艺术？
她说世上只有金钱是流芳百世、永远不会过时的东西。说美国发现了一张百年前的存单，如今还有效，区区十几美元已变成了数千万美元。
她说你不要相信富人们的那句话——我穷得只剩下金钱了。她说那是富人在故意调侃自己，逗穷人们也逗自己开心的话。她说有些记者、文人、社会学家们竟信以为真，还煞有介事地发出呼吁——救救富人吧！多滑稽呀！
她说，我现在富了，有钱了，我感到从没有过的充实。我这个富人怎么就从来也没觉得空虚呢？我只不过觉得有时候寂寞，没意思。于是我就出国旅游，尽情玩乐，大把花钱。难道你们文人就没有空虚寂寞的时候？穷人就没有？我的空虚寂寞，与你们相比，与穷人相比，那也是极高级的一种。如果我可以有二十种方式排遣，你们又能有几种方式？
穷人又能有几种方式？所以，归根到底，人能追求到金钱的好处，是明摆着的，说也说不完的，怎么世人似乎都企图颠倒真伪，极力回避这一点呢？
她说她一点儿也不认为自己获得金钱的经验是不体面的，难以启齿的。她说如果男人的学识和才华是资本，女人的青春和容貌为什么不可以当成原始股？她说一个追求权力的人想当局长，只要目的达到了、当上了，不管手段多么卑劣，不都意味着他成功了么？而且，时间一长，有些人们照样会讨好于他、巴结于他。她说权力之争，你上我下，得到了权力的人，总是以别人失去权力为前提的。而一个女人靠自己的青春和容貌，说得再直白一点儿，靠自己的肉体追求到了人人都承认对人生很重要，人人骨子里都承认多多益善的金钱，并不危害别人的利益，也不遗祸于社会，可究竟有什么不好的呢？
她说她打算以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现身说法替她这样的某些女人正名，通过一本书向社会讨个公道，阐述自己的金钱观和女人的道德观，刷洗种种世俗偏见强加给她这样的女人的道德污点……
最后她说，脱稿后，请我予以指点。
我说我水平很低，观念也很僵化保守，恐怕难负重托。
她说你别推辞，用不着你帮着联系出版，我买书号自费出版就是了。而且要用最好的纸，找一流的印刷厂印……
她走后，我头脑中一片混乱。我对自己承认，我一向自以为是的观点，的的确确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轰炸”，但却毕竟没到塌得稀里哗啦的地步。
我坐在沙发上静静地想——那女人的逻辑中明明有谬啊，可谬在何处？一时又想不出个所以然。
晚上，妻下班回来，我将那女人的来访，以及她对我的“教诲”叙述给妻听。
我不太有把握地问：“她的观点不正确吧？”
妻说：“那还用问，当然不正确。”
我又问：“那么不正确在哪儿呢？”
妻一怔，一时也答不出。
她想了片刻，反问：“这么说吧，假如咱们的儿子是女儿，你愿意她以与那个女人同样的方式去追求金钱么？如果当女儿的非要那样，你当父亲的怎么办？”
我说：“我揍她。揍她也不起作用，我就和她断绝父女关系。”
妻说：“这不就得了嘛！那女人的话就不正确在这儿啊！”
我一边吃晚饭一边仍在想。
晚饭后，我将妻扯入一个房间，避开儿子，悄问：“还是刚才的话题，还是好比儿子是女儿，几年后她有了一千多万，为咱俩买别墅，买名牌汽车，还为咱俩雇管家和司机，你说那咱们怎么办？仍视她为异类？仍不认她那样的女儿？”
妻张口结舌了一阵，推开我说：“你这人真讨厌！你不胡思乱想会有人治你的罪呀？到哪时说哪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嘛！”
我说：“怎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呢？”
她说：“别烦我，没工夫陪你瞎扯，我还得刷碗呢！”
躺在床上时，我忽有所悟——其实那女人客观上牵引我接触到了我们世人意识中最为隐秘的隐私。商业时代使这一种隐私渐渐暴露，最后彻底公开化。而我们世人克服和战胜羞耻感的最传统也是最明智的“战术”，便是将羞耻感彻底公开化。彻底公开了的羞耻不复再能作用于人。
它先变得似乎合情合理，在人判断世相的低级观念中获得认可；后变得习以为常，在人评论世相的高级逻辑中达到近于天衣无缝的、让普遍世人的心理接受起来不太别扭的完善。
对于我们世人而言，那句真理般的隽语也许大错特错了。它说人的“自我”和外界影响的关系是“我思故我在”，而实际情况却是“我欲故我在”。
商业时代恰恰是通过人性这一先天弱点，将我们世人中的一部分异化为特价商品的。在商业时代，人的这一异化，是比金鱼的种的演变简单得多的事。一条金鱼起码要进行两代杂交才能变种，而一个人经由一件具体之事的成败，就足以彻底改变其活法和对人生的态度。
我的妻子虽然并没有帮我直接找到反驳那位女士的逻辑突破口，但她以我的儿子为例的思想方式，毕竟动摇了那位女士振振有词的逻辑体系，帮我发现了对方的极“现代”的观念之中，缺少极重要的伦理原则——人作为人应该具有的羞耻心。
而世人需要伦理的原则，好比自然界需要环境保护的措施一样。
普遍的世人的自尊觉悟，是很难赞同男人或女人积极地靠自己的
肉体去满足对金钱的占有欲望的“实践”的。哪怕那“实践”成功率再高，获得金钱轻而易举，具有海狮顶球般的精彩性。
因为人类一旦完全抛弃了伦理原则和起码的自尊觉悟，人类的行为现象也就下降到和动物相差不多的地步了。
羞耻心乃是这样一种事物——呵护之便有，弃拒之便无。在商业时代，它的丧失，比小小的酒精火焰蒸发掉一瓶水容易得多，而且无痛苦，不留痕迹。
原来人类那最隐秘的隐私是——丧失掉我们本能的羞耻心这一种企图由来已久。它蛰伏在我们古老的意识里，始终打算在寻找到最“正当的理由”以后进行最彻底的伦理原则方面的反叛。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一向在伺机发动对我们自身意识的“最后一役”，而缺少的又只不过是“正当的理由”。在这一种理由没被寻找到以前，我们的一部分同类百千年来，“孜孜不倦”地创造着它。比如那一位以自身为股的女士，以及她那一套听来振振有词的逻辑。
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似乎相信只有彻底弃拒了羞耻心，人类就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而我们的另一部分同类，却由衷地呵护着自己羞耻心的存在。认为只有与之共存，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人类的伦理原则，夹在这两种相互对峙，分歧越来越巨大的意识营垒之间，日渐显出依从两难的尴尬性和危机性。
分明地，我感觉到了它的根基已然动摇。如地震前大地平衡的抖颤。
在今天，在中国，我声言，我的意识倾向依从于我们的后一类同胞，我也替那一位女士的成功感到高兴。但是我反对她的逻辑。然而，说心里话，我的反对并非那么的自信。因为我后来知道，在她的生日里，以及在那一位继承了外国老太婆遗产的男人的生日里，都曾有某些达官贵人和某些社会名流，前往祝贺，相与而欢，并以结识他们和她们为幸为荣。一百年后，不，五十年后，也不，二十年后就能见分晓了——届时的世相究竟支持哪一种社会意识的潮流，恐怕现在就断然地下结论太早。
但有一点我是比较自信的，那就是——人类文化的和艺术的成果，不像那位女士所轻蔑地谈论得那么没有价值。个人资产的积累以及家族资产的继承，倘不能兼顾于造福社会，那也只不过就是一件纯粹个人的事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位破产了的亿万富豪跳楼身亡，在中国在外国，只不过仅仅造成新闻轰动效应，却很难引起社会的悲伤的缘故。
而如果有一天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省下我们的一部分面包，捐出我们的一部分积蓄；要么我们将失去我们继承着、欣赏着，精神得以享受到过的一切艺术，不，何须一切，只需一类，或音乐，或美术，或文学。我想，从老者到儿童，不分国际的千千万万的地球人，都会甘愿地奉献出我们的一部分面包，以及慷慨解囊。股市上任何一种迅涨的股票，都不可能吸引比那更多的人。
于是我联想到了一件关于贝多芬的事——年老的贝多芬视力减退而且耳聋。有一天他行走在路上，心中突然乐律澎湃，便蹲下身去，用一颗小石子在地面上疾书五线谱。恰巧一队送丧的人群走来，贝多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而不自知。他们中有人认出了贝多芬，大声说：“他是那个整天为我们创造美乐的人啊！我们不要惊动他，让他写完。”于是送丧的人群，鸦雀无声地等了贝多芬半个多点……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乃至于在将来，据我想：一队送丧的人群，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那么有耐心地等待一位富翁起身让路的，也不会那么有耐心地等待一位以自身为股发迹了的女人……
我又联想到了小时候看过的一本连环画《贵妇还乡》，可能是根据易卜生的戏剧改编的。往事久远，我记不太清了。
萧伯纳曾说：“穷人的女儿是他们的原始股。”
毫无疑问，我们不难从此一句话中，感受到萧伯纳对于穷人们的深切的同情和怜悯。而这一种同情和怜悯，所针对的恰恰是穷人们连自己的羞耻心都维护不了这一不幸的不争的现象。
贵妇便是那样一家穷人的女儿。
她曾是娼妓。
她是以自身为股成为贵妇的。
她的衣锦还乡使达官、绅士和名流们礼迎唯恐不周，求见唯恐不及，奉承攀交之心唯恐表达得不虔诚。
然而贵妇的羞耻心，在如此这般的簇拥和包围之中，却更加像老鼠一样啃噬着她的灵魂。
终于有一天，她在舞会上对他们冷静地说：“我是回来料理一个至亲的亲人的后事的。我以为，她既然死了很久了，你们应该早已把她忘了，而你们却以你们的热情向我证明，她仍活在你们的印象里，她当然就是从前的我自己。”
她又一一指着他们说——您，可敬的衣冠楚楚的绅士，您曾经非常着迷于我这双眼睛不是么？当年你垄断它们的目光一整天，只不过出价一个金币。可是后来一位比你可敬得多的老伯爵垄断它们的目光一整天出十个金币！还有你，道貌岸然的市长先生；你，大腹便便的酒商；甚至包括你，主管我们灵魂的神父。你们都喜爱过我身体的不同的部分，都以很便宜的价格满足过你们的欲望。但是我今天要在上帝面前，在你们可敬的诸位夫人们面前，以最高的利息退钱给你们。因为，当年我向你们出卖我的肉体，实在是我最迫不得已也最感羞耻的事……
贵妇在众目睽睽之下，果然那么做了。她将大把大把的金币撒向那些道貌岸然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似乎很有教养的夫人们。
贵妇离去之前，造了一座坟，立了一块碑，碑文是——此地埋葬着一个最不幸的女人，她因将自己的肉体出卖光了，灵魂瓦解而死……
当年这故事使少小的我受到极强烈的震撼。
我因那一本连环画而流下过眼泪。
今天，在中国，我知道为数不少的女人，都巴望着以自身为股，简单而快捷地摇身一变成为贵妇。她们往往迫不及待地自己为自己大做广告，创造机遇。如果她们零售自己或批发自己收入可观，她们便心安理得。如果她们高价拍卖自己一锤定音，达到目的，是比画家画了一幅好画，音乐家的一首歌曲广为流传，作家完成了一部力作欣喜百倍的。而这种时候你若以略带同情的目光相视才是羞辱她们，她们只在她们没有“成功”之前需要点儿同情。
我的一位“童影厂”同事的朋友，夫妇二人都是演员，更确切地说，是杂技演员。他们的独生子是个气质很好、形象也很出众的小伙子。大学毕业，供职于某公司。他的未婚妻很漂亮，也是大学毕业生，当父母的正为他们筹办婚事。忽一日我的同事在办公室接到了他们的电话，以身陷灾难般的语调相告——婚事吹了。
问为什么吹了？
答曰就为一辆凯迪拉克，还不是那种加长型的，只不过是一辆小型的。
一位“大款”给那姑娘买了一辆小凯迪拉克，她便义无反顾地、兴奋地投入了“大款”的怀抱做“二奶”。
我的同事说：用道理好好儿劝那姑娘回心转意啊！
答曰：劝不回心转意了！人家说除非你们家能给我买一辆“大奔”。
说现在是商业时代，一切按经济规律办事。婚姻当然也得讲竞争，你们没有竞争实力，那就只能怨你们自己了！
那小伙子受到意外的情感打击，精神恍惚，也许将被送入精神病院……
我的同事放下电话，与我们面面相觑，大家一时都默默地无言可发。男的一口接一口吸烟，女的一口接一口喝茶。
这样的些个女人，正需要那样的一类理论和逻辑。那样的一类理论和逻辑，正由她们中的成功者总结着、完善着、系统化着，并积极地推广开来着。
由我的眼对社会对世相所作的观察而得出的结果是这样的——在她们中，目的达到与否是互相看得起或看不起的前提。以自身为股聚敛金钱的数量，同所获的敬意成正比。数量巨大，则所获敬意便自然而然地超出于她们之间，拓展向全社会，并从某些达官贵人那儿，某些社会名流和艺角那儿，甚至各种媒体那儿，获得率先的好感与捧场。
在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中，这样一些不可等闲视之的女人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的。她们一旦成了有钱的“富婆”或“富姐”“款妹”，便社会能量尤其非凡起来。她们的通讯录上，大抵都有几位在必要之时足以庇护她们的官员的红线电话号码。她们提起某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官员们的秘书，口吻亲昵，像提起关系很“铁”的“哥们儿”。当然，这里有吹牛，有拉大旗做虎皮的成分。但人们也不要完全地这么以为，说不定在哪一家饭店的雅座，你会真的发现她和他们正在共尝佳肴……我自己就撞见过那样的情形。
想想在中国，古往今来便是这样的，我也就不怎么觉得奇怪和犯寻思了。
但她们并不像某些人茶余饭后作为谈资所以为的那么多。事实上，在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中，她们的总数加起来，充其量也只不过构成一种阶层成分的点缀罢了。即使以自身为股，能在自己名下聚敛到一千万以上的她们，总数不会比一个军还多。女人的青春和容貌，既是一种“特价商品”，也是一种推陈出新速度最快，使她们无可奈何地贬值的时尚“商品”。对这一“商品”喜新厌旧的富豪型的男人们，总是明智地让自己永远处在控股的地位。所以她们的大多数，又只不过是这一以男人为主体的阶层的附庸罢了。尽管她们中的大多数住豪宅，开名车，饰金戴银，事实上也只能是些沾富豪型的男人们的光的女人，而自己并非名副其实的女富豪。
我之所以对她们格外地评说了一番，并不因她们实际占有金钱的数量，甚至也不是她们聚敛个人资本的独特的方式方法，而是她们竟那么引以为荣的“理论”与逻辑。对于我，她们的存在本是不太值得关注、分析和评说的。但她们的“理论”与逻辑，对我们社会的伦理原则的冲击和颠覆，以及对我们普遍人的意识质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轻蔑，才是引起我郑重对待的原因。
当我们即将结束这第一章，亦即对中国资产者阶层的冗长的分析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提及那样一些人——他们是：不但自己靠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和诚实可敬的脑体力劳动富起来了，而且带动一方人们脱贫的人。他们热心于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社会福利事业，一向怀着某种良知支持以上事业。
这样的一些人的确是有的。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是“中国特色”最值得称道的方面。
他们使他们所跻身于的这一个中国的新生阶层，在质量上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仁”的意味。
还有那些抓住了机遇，主要靠自己的知识成果或一技之长成为“老板”的知识分子。他们中不乏年轻有为者。他们不见得因自身是知识分子，便一定会从“仁”的方面“善”的方面提高中国新生资产者阶层的质量。而我们也根本不可以用那么高的质量标准对这一个阶层一概地强加要求与评说。但他们的后继，无疑会在“礼”“智”“信”方面，大大提高这一个阶层的质量。使这一个阶层显而易见的劣点被抵消一些，并且也能渐渐向社会证明自身的优点。他们成功的意义还在于，对于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激励。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太多地袭传了中国历代封建社会制度之下的文人的意识弊端。他们往往将仕途上的追求，视为自己终生为之努力的目标。以为唯有这一追求，才是自己最顺理成章，最光明正大，最能传名后世耀祖荣宗的前程。一旦仕途失意受挫，或安贫乐道地一头扎到故纸堆里去自寻其趣，或求借于道于禅，口中喃喃着“色空”，心头却仍系于科举。这一弊端，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今天，仍在中国知识者的头脑中作祟。其种种世相表现依然淋漓尽致，有时也是很丑陋很令人作呕的。所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总在行径上有点儿像旧“文人”，而在骨子里不太是“知识分子”。这也是“中国特色”，是传统的“胎记”。中国旧文人是轻商恶商的。这是他们的迂腐之见。而在目前的中国，依我看，知识分子与其继续一味儿地向政治去要求自身的种种社会待遇，还真莫如悟悟经商之道，靠自己的知识，在“商海”里扑腾扑腾。“商海”里其实“淹”不死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地先天胆小。“淹”毙在“商海”里的都是胆大妄为，蛮干违法之徒，或孤注一掷的人。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板”们的出现，新生资本家们的出现，对自己的同类是一种有益的教育。起码教育他们明白了这样一点，这个世界的法则，并非悠悠万事，唯“官”为大，也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还有一些女性，她们不同于我们前边评说到的，以自身为“原始股”进行肉体投资的女人，也非是门庭显赫的深宅大院里的女公子们，更不是一些专善于欺诈的女骗子——她们原本是些普普通通的女人，甚至是些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女人，从很小的个体经营做起，十几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谨谨慎慎，终于也拥有了千万以上的私家资产。在全国各地，我结识过几位这样的女人。我对她们是怀有很大的敬意的。
她们并不珠光宝气，消费方面也不一掷千金万金。她们依然过着拒绝奢侈的生活，依然保持着劳动妇女的某些可贵本色。所以社会的眼睛，一般很难评估到她们的家私的确切底数。只有对于她们较为信任的，她们感觉到对她们友好的，永远不至于算计她们或危害她们的事业的人，她们才悄悄地告诉你她们已经拥有了多少钱，并乐于比较坦诚地与你讨论她们对于金钱的看法。我当然不至于算计她们，当然永远不会做什么危害她们事业的不义之事，而且我与她们的结识，于我是一种缘，她们也认为于她们是一种缘，缘缘相投，我相信她们告诉我的是实底，并没有什么夸富的成分在内。她们实在没有什么对我夸富的必要。她们以最难的方式，而不是以最简单便捷的方式，在商业时代为普普通通的女人们争了气。但是她们并不存在于大都市，你只有在某些偏远省份的某些交通便利、经济发展活跃的中小城市，才有可能经人介绍结识她们。一旦站在她们面前时，你不禁地会惊异于她们的普通和朴素。是的，大都市不适合于她们的存在。大都市美女云集，机会都由掌握着机会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恩赐”给他们所青睐的美女们了。她们有自知之明，并不轻率地向大都市延伸她们小事业的触角。她们很容易获得满足感。她们特别谨慎，也可以说较为保守。而这两点，恰恰保证了她们的小事业在自己们有限的天地里立于不败之地。从积极一方面而言，“保守”二字也可理解为稳健。让我们祝她们的事业永远顺利。
我们还应该提到某些残疾人。他们成为拥有千万以上私人资产的富人，应归功于中国“残联”的存在。他们的事业之初，皆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残联”的扶植。公平地说，“残联”的确为中国残疾人做了不少好事。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自白》一书，封面上我那一张照片，是出版社从合影上剪下来的。而原照上坐在我对面的，便是一位一级残疾者。我当时正认真地听他向我讲述自己艰难的创业经历。他是由组织十几名残疾人开一家小小的服装加工厂起步的。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奋斗，他成了一位集团公司的总裁，已拥有个人资产七千余万。面对这样的身残志不残的人，你不能不承认，机会需要加上奋斗的志气才是机会。“置于死地而后生”这一句话，也的确是有几分道理的。听了他的讲述，我当时暗暗感慨——其实我们大多数正常人，命境都谈不上被“置于死地”过，而是在不太称心如意的日子里得过且过，所以我们大多数正常人，其实也谈不上真的“奋斗”过。“奋斗”这个词，被我们中国人说得太多太多，于是几乎失去了原有的沉甸甸的分量。
我们还应该提到另外一些人——为数不多的影视明星、导演、独立制片人、歌星、“走穴”之风盛行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时期的“穴头”，以及某些曾在所谓出版业“二渠道”的黄金年代抢占滩头一逞“雄风”的“书商”们。据我所知，他们中有人当年由一本书就获过百万之利。
某些所谓“合资”大片，以内行人的眼光看来，一半投资也就足以拍到那样的水准了。影视界的少数“大腕”，包括制片人、承包人，皆由此而富。但这毕竟是靠了才华和名气挣境外的钱，不挣白不挣，节省也白节省。提高中国影视明星及导演在“合拍”合同上的身价，此为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是这身价一旦由境外来的钱一米一米垫高，再要为国内影视而降低，却也不那么容易了。他们正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尴尬——境内用不起，境外不常用。而新人层出，后浪推前浪，身价那东西，闲置二三年，也就注定了要掉价的。这尴尬意味着是他们的一种危机。至于他们如何调整意识度过危机，那就纯粹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我预见，五年后，北京的名人饭馆将会增多起来，主人大抵便是他们。开饭馆几乎是他们共同的第二职业。好在他们已经比较富贵了，怎么活都将会活得很潇洒，很滋润。
让我们祝他们生意兴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是一个良莠掺杂的阶层。在这一个阶层中，又可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是较幸运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原始积累”阶段大量的，眼花缭乱的机会。
那是一种带有明显混乱性的机会。其混乱性怂恿他们以不择手段的甚至野蛮的方式去紧紧攫住它。这种机会在时代进程中往往是百年不遇的，而且一般只发生在转折时代。他们凭本能曾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发迹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卑污。他们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素质不佳。这一点无情而又冷酷地决定了，机会只能成全他们一次，不能成全他们多次。只能使他们变为富人，不能使他们变为杰出的大有作为的商业精英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大企业家。他们的作为已经表演结束。他们的事业几乎全都处在守势，甚至处在颓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很难再有什么新的作为。
第二代的素质要比他们高许多，准备要比他们充分许多。第二代从他们身上总结了不少经验，吸取了不少教训。但是第二代面对的机会却不那么多了。混乱已经过去，规则开始渐趋完善。在秩序的制约下，商业只“创作”现实主义的故事。这些故事的风格总体上基本是“正剧”结构，几乎不再有神话产生。成熟的商业时代拒绝神话，尤其排斥闹剧和荒诞剧。而这对第二代的大志和雄心乃是严峻的挑战。
大约在十年前，也就是第二代在第一代无章无律的大合唱底气耗尽的尾声中趁隙接替上来的时候，某些经济学界的可爱人士们很是激动了一阵子。他们热情洋溢地断言，大陆的李嘉诚或者霍英东或者董浩云甚或洛克菲勒就要横空出世了！现在看来，这断言既未免下得太早，也未免下得太急太浪漫了。目前世界级的大财阀，几乎无一不是半个世纪前就孕成胎形的。巴尔扎克说：“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教养。”同理，一个实力雄厚的家族产业集团，恐怕也起码需要两代的努力才能奠定基础。
无论从主客观哪一方面，我们都看不大出我们所着重评说的这个中国新兴的阶层，在今后二十年内会诞生什么鲲鹏式的人物的任何迹象。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阶层的总体作为，也许只能施展在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富有程度的局限内。而除了这一点，它的存在，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作用和影响，将注定了是有限的、微不足道的。排除个别，就总体而言，这也将是一个自在的、无忧无虑的，置身于中国社会普遍的烦愁与苦恼之外的阶层。因而也几乎必定是一个最淡漠了社会问题参与意识；最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最善于明哲保身的阶层。
他们政治上的最积极的态度，乃是对“安定”的本能的心理倾向。
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比中国目前所有阶层都真诚。
不过他们也同时是心理上最不受动荡威胁的阶层。因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持有不同国籍的护照以防万一。
此阶层的形成，引出了“贫富悬殊”这个中国当代十分敏感的话题。
但是，倘我们冷静地客观地加以分析，则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承认——中国的贫者之所以贫，其实主要并非是由于他们变富了。换言之，“下岗”工人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下岗”的，失业者也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失业的。即使他们目前都不是富人，下岗者照样下岗，失业者照样失业，贫者照样贫。这一切时代的不幸，主要乃是由体制的更型转态造成的。此种严峻情况之下，命运遭受沉重打击的几乎一向是平民百姓。从表面看，他们大多数人似乎并未参与“体制内”的“蛋糕”的分配。他们大抵是在一份份“体制内”的“蛋糕”在“体制外”流通的过程中富起来的。一份“蛋糕”在流通的过程中，尤其在从“体制内”流通于“体制外”的过程中，是会翻倍增值的。这是商业的法术，他们受益于此过程。国家主宰我们大多数人在“体制内”的分配，转折主宰他们少数人在“体制外”的分配。国家只能就“蛋糕”分“蛋糕”，转折却分配机会。在商业时代，一个机会比一份“蛋糕”宝贵得多，而特权也是可以流通的。它流通于“体制外”也变成机会，有了那样的机会傻瓜都能富起来。
诚如爱默生所言：“就像在战争中，在政府里，在文坛上一样，在商业中也有天才；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人或那个人会获得好运气。它就在于每个人的具体条件，这便是商业本身能告诉你的全部内容。”
金钱的“生长”只能依赖于金钱的“种子”。权力变成金钱的“种子”，比知识和勤劳变成金钱的“种子”简单容易何止一百倍。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不得不作结论——“权钱交易”的手，间接伸入到每一个中国平民百姓的衣兜里过！
相当多数的中国人，对这一个新兴阶层的看法，又往往过于浪漫天真。那就是——将太多的社会慈善、社会公益义务寄托于这个阶层。
道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富了，所以他们应该做榜样。这一种寄托是太理想主义的。
慈善源于仁爱之心。
公益义务的热忱源于社会责任感。
一个人在往钱柜里存放钱的同时，并不见得会将那两样可贵的东西也存放进去。富人的心，尤其中国的，较缺少宗教情感熏陶的富人的心，的确是和他们的钱柜的作用相似的。他们的钱柜里没有的，他们的心里也不大会有。有，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他们成为富人的过程要长得多。也许我们期望的东西，将在他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身上才有所体现。如果我们还相信进化论，我们就应该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富人在心性上也是终究会进化的。
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曾提醒世人：“这样的想法是极为荒谬的，就是认为商业的事情在它自身的范围内可以成为一种理想的文化。如果谁觉得它可以把为社会服务作为它自身的宗旨，并希望它来代表社会良知，像它一贯自我标榜自我宣传的那样——那么这个人的头脑就太简单了！”
我们当然会因一位每月只领取少得可怜的退休金的老人面对慈善或社会公益义务的虔诚之举而万分感动；却大可不必因一个富人表现得无比冷漠一毛不拔就愤世嫉俗起来。因为——仁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恰恰存在于最广大的最普通的公众意识里。世界一向如此。因为并不富有，所以没资格摆阔、比阔。而比阔之心必抵消仁心。
同时也得承认，具有仁爱之心的富人是有的。你的仁爱表现在为一个穷孩子捐了一个书包，而他一旦慷慨解囊，一千名儿童就有了一所美丽的学校。量使质在这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我所知，在美国，有大约六百万民间慈善机构，而且，其百分之九十以上，乃是私人捐款。又百分之九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源于资产者阶层和中产者阶层的捐款。
富人们在美国是一个样子，在中国是另一个样子。美国的富人也并非皆是天生的上帝派遣于人间的慈善使者。美国这个国家对富人的要求比对穷人的要求严格得很。而中国的某些官员给予中国富人的“关怀”，
则比给予中国穷人的体恤多得多。
种什么，收什么。
美国的法律、新闻，几乎时刻在以监督的目光注视着富人。
中国的法律对于中国的富人们是不是像对中国的穷人们一样的严厉我不敢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常见到在一些早市或晚市上，收税人对于摆摊的小贩们真是如狼似虎。我也知道中国的富人们，怎样与中国的某些税务官员、公检法官员们称兄道弟，关系一团火热。而另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的某些媒介投向富人们的目光，往往并不是监督式的，而是谄媚式的。甚至，有时可以说是“卖春”式的。富人一出钱，它们就欣喜若狂地，忙不迭地为富人们大肆鼓噪。不惜辟出版面宣传富人的名车和他们的宠物，甚至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的哈欠他们的喷嚏他们的伤风感冒……
这个阶层一度是一个以高消费为自豪，并满足于此虚荣的阶层。他们的高消费狂热病，一度也确曾刺激某类商品跟着他们的感觉走，漫天涨价。广大的市民曾因此而深受其害。但现在，他们中某些人的狂热病已基本上发作过去了。那乃是暴富的阶层总是要染上的病症。他们有这个权利。商业现在也又明智地关照着广大市民的购买力了，而不一味儿地只跟着他们的感觉走了。他们的消费心理稍微变得正常了，商业逐渐成熟了，中国的广大市民也不必仍计前嫌，耿耿于怀。
富人有富人爱生的病。
他们比别人更知道怎么样治疗自己的病。
最后，只剩下了一点仍值得格外观察。那就是——中国的某些官员，和中国这个新兴的资产者阶层的关系。
这一关系呈现在世人眼里，有时未免显得太亲近，甚至可以说太亲爱了。这就难免使世人迷惑，怀疑“公仆”二字另有内涵。
这不好。很不好。对于资产者阶层没什么不好。他们喜悦于那么一种关系，心理上依恃那么一种关系，并且以为最有资格拥有那么一种关系。但是对于官员们太不好，有损于他们的“公仆”形象。
某些官员的子女，正是通过这一种关系移居或定居国外，连国人的身份也抛了的，有的甚至由前者们长期包养着。
所以，当听这些官员们大言不惭地高谈什么“爱国”论调之时，我真替他们臊得慌。
中国老百姓以及子孙后代，非中国而无别国可安身可立足，难道他们竟会比你们更不爱国么？
基本情感定位，关乎深层廉政。
一向亲疏倒错，有违党的宗旨。
此风当刹束，不可助长。
《左传》中说：“重而无基，能无弊乎？”
重指权势，基指黎民。
好在我们的党正自省之自查之。
现在，我读罢此章，真的很有些话要补充。首先觉得该说的是——我写此书时的眼量，委实是局限又短浅的。故我当年即使一再地要求自己客观些，再客观些，实际写来，竟还是那么的主观色彩浓浓。我虽然接触过一些当年的资产者人物，但也只不过就是一般性的接触，而没进行过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所以，我笔下的他们，代表性不能说完全没有，却显然是一种大打折扣的代表性。我曾写过一篇较长的时评性杂文《九三断想》，而在那一篇长文中，我将当年即包括1993年在内的那一个时代，形容为一个“贪婪的、粗鄙的、卑污的时代”。我至今也不想收回我当年的那一句书面语，并且我承认，我写此书时，也仍是以同样的眼量来看20世纪90年代的。既然我对时代本身持那么一种不喜欢的看法，我笔下所涉及的那个时代的“资产者”们，当然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当然几乎尽是些可爱之点不足，投机能力有余之人。
然而，20世纪90年代又毕竟是中国转型时期的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交替之际的时期，即使确如我所言，是一个“贪婪的、粗鄙的、卑污的时代”，对于时代有极深刻之洞察力者，也必能从那贪婪的、粗鄙的、卑污的种种世相的后边，看到也有种种值得称道的事物在萌芽。我也不是完全看不到这一点，但我对此点的前景当年其实是悲观的。好比于杂草丛生之地细观所见的好花卉的蓓蕾，欣赏自然是欣赏的，却不太相信它们确能五彩缤纷地开放。
我读中国之史也罢，外国之史也罢，着眼点每在于政治与文化的演进。政治方面看其是怎样逐渐民主的，文化方面看其是怎样以民主思想“化”一个国家的公民的。故对我影响更大的，乃是西方的启蒙文学。这绝不意味着我一心妄想当什么启蒙者；实在是因为，亲自经历了“文革”，对那十年间的黑暗专制深恶痛绝，几可形容为咬牙切齿。并且对中国那十年前的十几年中的林林总总的“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了解得越多越加嫌恶。然而一个国家的史，也是可以相对集中地从经济方面来总结概括的，故西方早就有《世界经济史》《西方经济史》或某一国家的“经济史”类经典书籍。老实说，这类书籍，我是摸也不曾摸过的。而一个人若要对自己的国家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拐弯”时期发表看法，不读一些那样的书，眼量局限浅薄便是必然的了。
当年，我的一位朋友曾是《购物指南》报的编辑，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新工作地址时，我大为诧异，接着说了一通大不以为然的话。
“购物还需要靠一份报去指南么？”
“中国会有几多读那种报的人呢？”
“那样的一份报将靠从何而来的经费给它的编辑、记者们开工资呢？你的工资一定很低是不是？”我对那朋友满怀同情。
而事实上，当年《购物指南》销路相当不错，一个时期还是北京广告收益很多的几家报之一。而我那朋友的工资，自然也是令他极为满意的。
对于后来电脑的普及、手机的普及，以及相关的一切衍生文化产品之广泛的市场前景，我当年也是持大的怀疑的。
完全可以这么说，由于我本人是一个低消费者（我还曾写过一篇杂文是《低消费也潇洒》），故我当年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保守主义者。当年我的眼，根本预见不到中国之经济竟会取得今天这么巨大的成就。
也难以想象，仅仅十三四年后，中国会如雨后春笋般，一批批涌现出了数量令人瞠目结舌的富豪。而且他们的身价动辄几亿、十几亿、几
十亿乃至一百几十亿。我这本书中那些当年的资产者阶层的人，与今天之资产者阶层的人相比，简直是野猪与犀、象不能同日而语了。
当年我的眼，也是根本不能预见到，这后十三四年中，中国之权钱交易、勾结、联袂的腐败现象，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某些官员之贪之贿，亦动辄几百万几千万。更有甚者，为官数载，贪贿所得竟多达数亿。据报载，仅北京市，仅2009年内，由检察院所公诉的，贪贿百万元“以上”的官员便有一百四十四人。“以上”二字，想象空间很大。
一百四十四这一数字，亦实在发人深省。这当然非是一个一网打尽的数字。可是，网外的仍在贪污受贿着的官员，他们又该是多少呢？
2010年2月5日的《北京晚报》告诉我们，商业部巡视员郭京毅因贪污受贿东窗事发。就数额而言，区区千八百万，实不足引起公众关注。
但其贪污受贿之手段，却尤其发人深省。那标题乃是——“郭京毅式立法腐败”。
何谓“立法腐败”？即——一旦掌控立法、释法、监督法规之大权，为了满足贪欲，是可以玩弄其法于股掌之上的。
由而想到一个很没水平的问题——一个贪官或一个贪官团伙，他或他们究竟贪多少钱，才能引起普遍的中国公众的公愤？
对我而言，几千万不能。几千万是一个司空“闻”惯的数目。
几亿也不能。
十几亿、几十亿呢？
老实说，还不能。
只不过，引起我的一点儿讶然——要那么多钱干吗呢？难不成连孙儿女辈的富有生活，也想靠贪污的方式方法一揽子承包？
我确实得承认，我对这方面的人数和钱数已完全麻木。麻木的意思就是完全没了脾气。好比言及“80后”“90后”们的“自我中心”一样觉得毫不奇怪。一家只那么一个“宝”，他们又怎么能不“自我中心”呢？
我曾问过许多人对腐败的感想，大多数人一笑置之。不是讳莫如深，而是同样没了脾气，同样麻木了。
倘若某一天，某报以通栏标题显示一条新闻——某贪官将一百亿贪贿巨款转移到了国外银行，我猜测恐怕也未必会在普通的中国公民中激起多么强烈的心理反应。
“文革”期间有一部小说名为《金光大道》。书中总希望日子过得比别人好的富农的名言是：“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发家致富，各有各道。”
曾有朋友这么对我说：“他们（贪官们）好比是猪，百姓好比是鸡。他们的拼命贪和百姓的拼命挣，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嘛！他们往前拱他们的，咱们往后刨咱们的吧。只要他们并没有偷偷划走咱们卡上的钱，他们爱怎么贪就怎么贪去。说到底是党管干部，不是人民管干部，何况想管也管不了。谁如果因为太关注他们是怎么往前拱的，而耽误了自己往后刨，那不是瞎耽误工夫吗？想通了这个道理，就应该心平气和地看待那些事了。”
好一个“心平气和”！
由而联想到，“改革开放”初年，曾有一种“睿智”的论调是——“腐败未尝不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
若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对腐败修炼出了一种特高级的心平气和，并且还能总结出特“先进”的理论，倒真叫人不知该视为幸事，还是视为悲哀了。
但是却仍有对腐败还有点儿脾气的中国人。
他们的脾气通常发在网上。
我对于终究还有那样一点儿脾气的同胞心怀敬意，因为在我看来，对该发脾气的人和事还能有点儿脾气，起码更像人，而不简直就是鸡。
我在前边的原文中写了一句话是“商业时代拒绝神话”。现在我得说，那是我笔下最愚蠢最没有常识的话。
人类的历史证明，恰恰是商业的时代，最能制造一个又一个神话。我这么说，绝不含有任何暗讽的意味，完全是一句正面的话。
举凡一切科学、文艺以及一切发明创造，大抵是通过商业行为来实现其价值和意义的。没有商业行为的刺激和运作，照相机、摄影机、留声机、录音机、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都难以像今天这么普及地服务于人类；一切医疗诊断、手术以及千般百种的药品，更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广泛地用于救治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将肯定地看不到《2012》和《阿凡达》等令我们感到震撼的电影。没有商业之手的推动，电脑以及所衍生的一切商业产品，不能如神话般地使人和社会和世界的关系变得空前紧密，比尔·盖茨也就不能成为比尔·盖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频频产生商业的神话。不少民营企业家的成功经历，都或多或少具有神话的色彩。在我所知的他们中，我钦佩马云、李书福等人物。
马云和他的团队所打造的“阿里巴巴”网络世界，其名字就带有神话色彩。
李书福这一位民营企业家而竟在他的厂里生产出了小汽车，我也不能不对他实现梦想的一往无前的精神心悦诚服。
中国的民营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不论从吸纳就业的人数方面还是从占国、地税之比例的数字来看，都是功不可没的。
而这一点，也是我当年在写这一本书时，自己的眼量所预见不到的。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总希望紧紧抓住一只权力的手，而贪官们，往往将一只手友好地伸向民营企业家，同时将另一只手伸向民营企业的钱柜。
如果民营企业不靠拉着权力的手而自己也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那么权钱交易现象便会少许多。这在今天是一个悖论。而社会的进步，通常也是一个消除悖论的过程。
中国之悖论目前还太多太多，但愿以后有所改观。
最后，我要以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作为这一章的补充，表明我对中国之从前、现在和将来的基本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