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我这一本不三不四的书，出版已经十四五年了。此间，中国之变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而权力的寻租现象，也分明的越演越烈。当年的高级干部们，本身并不沽权于市，标价寻租。他们干不来那种勾当。即使他们出于私心提拔亲信，那也是绝不收钱的。当年“跑官”的现象照例也是有的，却不过就是带上礼品而已。礼品终究非是钱钞，也很少听说以名车、豪宅、别墅做礼品的事。故当年之“跑官”现象，毕竟还是有别于后来之买官卖官的。买卖个科级处级的行径，肯定也是难以杜绝的。但那类芝麻官职的买卖，是沾不上高级干部们的边的。而今，却是“兄弟齐受贿，贪污父子兵”，官员与妻子或情人共同开拓权力寻租市场，“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买官卖官好商量，“遍地英雄下夕烟”。他们的腐败，早已成亲历亲为的事，亦算是“与时俱进”之一种了。我曾被问及，何以不写“反腐小说”？是啊，我确实是很少写“反腐小说”的。出于反腐义愤，杂文是写过些的，但是小说，每一闪念，旋即摇头。因为权力寻租的方式，贪污受贿的花样，委实太超出于我有限的想象能力了。有所知时，每每瞠目结舌。想象力太低于他们的现实操作经验，只能知难而退矣。
但有个问题我总是很困惑，一位高级干部，在职时大抵已将子女亲属的工作、生活安排妥当了，自己离休之后也能享很高级的待遇，不显山不露水地贪贿个千八百万的，够花就得了呀，为什么非频出大手笔，几千万几亿元狂搂不止呢？
后来我逐渐想明白，症结无非是一个“信”与否的问题。不是信仰的“信”，不是诚信的“信”，而是相信与否的“信”。
即——他们真的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可持续的吗？倘相信，自然便是有信仰的官员。而有信仰的官员，那信仰，必定会多少削弱一些贪欲。而他们的贪欲之大，只能证明他们是无信仰的。
他们在成为高级干部之前，最经常之事莫过于政治学习。何以学来学去，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可持续，竟然也还不能坚信呢？
是他们的头脑太愚钝，再好的主义也装不进去呢？还是他们其实太过聪明，自己们首先就从那“特色”中看出了毛病？
凡贪官，其实都不过是将做官当成一种“营生”。营生营生，实乃为了生活得好而经营某事。区别仅仅在于，是苦心经营，还是靠表面文章来经营。不管哪一种经营，出发点都是以“我”的良好感觉为中心，以“我”的“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点”的。由那“小我”而“大我”，自然仅能延及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再大也大不到哪儿去的。
要使人们，包括身为官员的人们，发自真心地相信并拥护一种制度无可争议的优越性是不容易的。“加强学习”是一方面，制度本身之改革也是必需的。
贪官们无一例外地在法庭上自认“放松了学习”，他们隔三差五地就被集中起来学习一通，却还是没有解决好相信与否的问题，这很耐人寻味……
在中国的资产者阶层中，数量为多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抓住了机遇的人。
对于人，已有多种分类法。比如现实型的，或浪漫型的；激情型的，或理智型的；忧郁型的，或欢乐型的；以及按血型、血质、智商、基因等的分类。最新的分类法是——心血管型的，或癌型的。心血管型的，是指精神长期处于紧迫压力之下的男女；癌型的，是指一些积郁成疾，抑而不宣的男女。这一分类法比较武断，而且令人沮丧。
对于中国的资产者阶层，我这里也可介绍一种简单的分类法——夸富型的，或隐富型的。当然，这种分类法，仅适用于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于这某些人，也不是非此即彼。但只要留意观察，却都不难从他们身上看出以上两类的特征。
夸富型的——唯恐人们不承认他们是“富豪”。很在乎自己是第几“富豪”。被承认是，或不被承认是，又似乎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全部尊严，得到或没得到普遍的公认。是第一或第二的区别，于他们，如同奥运会上的金牌或银牌或铜牌的区别。在常人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吗还非要争个是第几呢？常人们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他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吗不争做第一呢？好比参赛的运动员一般都想竞争到金牌一样。常人们觉得那是梦。他们觉得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即或常人们也认为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但同时又不禁会想，那是几级多么难以跨上的台阶啊！而他们的想法却是——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不能？
人都是或多或少有些攀比心理的。也可以说人差不多都是有些攀比目标的。常人自然的大抵总与常人攀比，与自己周围的人攀比。而他们的攀比目标往往是李嘉诚，是霍英东，是希腊船王或其他的什么商业巨子。那几级台阶对他们的诱惑，比一幢花园别墅对常人的诱惑强烈一百倍。他们是那么的希望被视为被称作中国的什么什么“王”。
如果他们感到他们的“富豪”地位还没被公认，或虽被公认了，却没被排在应在的榜上，他们的心理就会特别地不平衡。好比一位影视演员或歌手，自认为自己的名字当在“十大”或“二十大”明星之列，却名落孙山一样。这时他们就会通过媒介弄出一些响动，以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哪怕实际上他们所获得的公认，并不像他们感到的那么有限，那么应该觉得委屈，他们也还是要煞费苦心地弄出些响动。他们从来不怕出名，弄出的响动越大越好，越引起社会注意越好，越出名越好。他们绝不是一些害怕为名所累的人。不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是不良的感觉，更不会因而别扭。
我这个写小说的人，不知怎么被挖空心思的出版界人士赐予了一顶“中国的巴尔扎克”的桂冠。某一时期内这七个字常印在我的书上。
请求把我从这“盛名”之下“解放”了也没用，抗议也没用。以至于一个时期内，一从自己的书上见到这七个字，仿佛被电光击眼，脑仁儿倏地疼一下。倘朋友讨书，只得专选没有那七个字的相赠。当然现在我也习惯了。由习惯而麻木了，不那么娇气了，见了那七个字脑仁儿也不疼了，但心里却还是常感到份儿有口难言的别扭。
他们和我这个小说家是不太一样的人。他们是要叮嘱秘书，将些个投其所好的人为他们所写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不三不四的文章从报刊上剪下来，妥善保留的，并在必要之时对人引用——某某报刊认为我是中国的什么什么。
这是中国的什么什么，一个时期内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大大的。凭了是中国的什么什么，足以让他们接近些想要接近的官员，足以当成一种信誉凭证，从银行贷出款来，或使商业合作者另眼相看。
所以，他们爱名的程度，是和爱钱的程度一样的。名在他们那儿，不是虚的，而具有实的性质。为了名，他们有时是很舍得花一些钱的。
这体现为一种先期的商业投资行为，体现为一种个人的广告行为。
因为他们渴望不断提高知名度，需要不断提高知名度，故他们与某些文人、自由撰稿人、记者，乃至某些报刊，力求保持友好关系。当他们觉得有必要替自己的名弄出些响动了，后者们招之即来。他们有时为了他们的名，难免会意气用事，难免会由夸富而斗富，甚至，难免会私下里相互攻讦、触霉头、揭隐私。
隐富型的——这些人唯恐自己被视为“富豪”，唯恐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什么“富豪”排行榜。他们倒不是怕受名所累，也不是承受不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那份儿别扭，他们的隐富心理，主要基于对自己的同胞的防范意识。基于对时代的不信任，基于对中国前景的变幻莫测的谨慎的看法，基于一种由中国近当代政治所传授给他们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他们远避媒介。一切从业于媒介的人，以及一切与媒介关系紧密的人，都是他们本能地冷漠对待和小心应付的人。
一般情况下，他们绝不会自愿地在社会上弄出什么响动。他们也暗中以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结交某些肯定有助于他们事业的官员，甚至结交得很深。但平时不会轻易地以自己和某些官员的特殊关系炫耀于人，也不会凡事都加以利用。好比在打扑克的时候，有些人摸到了王牌，往往用其他的牌将王牌遮挡住，还环顾左右，装模作样自言自语地问：“王牌在谁手里了呢？”他们深知王牌的意义，不到关键时刻是不往外甩的。
他们从不在交际方面浪费时间和精力。
他们的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
他们似乎没有成为中国的什么什么的雄心大志。但是他们的商业眼光比“夸富型”的人们更为准确，商业头脑的反应也更为缜密敏捷。后者们每每什么都想做，但不知道先该做什么，看到别人成功自己嗒然若失望洋兴叹后悔错过了机会；他们却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且果断地悄悄地去做。
对于“富豪排行榜”之类，他们是嗤之以鼻的，深知那一套的不可靠。
他们每年的收入极为可观。而这一点便是他们的自信。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大笔金钱的拥有者，比做一个全社会都知道的，而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富豪”感觉更好，活得更轻松更潇洒——这便是他们的人生观。
他们往往不运作任何实业。他们往往只有名分上的公司。那类公司一般仅有数人，并且肯定都是他们最信赖的，对他们无比忠诚的，与他们建立起了唇亡齿寒的关系的亲友。而对于他们，有公司的最主要的意义是有账号。有账号，金钱利益的获得就成了一件极便利的事。
其实除了他们自己，他们再很难信赖任何人。所以连自认为对他们最忠诚的人，都未必完全清楚他们的“商业秘密”。那秘密是他们的“黑匣子”，大抵是在他们“折戟沉沙”之后才被彻底开启。而其中所暴露的内容，又往往管叫那些自认为对他们最忠诚的人目瞪口呆，内容中肯定包括着他们如何利用对他们最忠诚的人的情节，使后者们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始终“与狼共舞”，悔恨交加。悔之迟矣，恨也白恨。
他们中又有人的公司其实只有他们自己。他们中更有人甚至连公司的名分也不需要。连转账这一金钱的拨付方式都拒绝没商量。他们觉得最万无一失的方式往往是——眼盯着成捆的钱塞入自己的皮箱，拎了便走。这情形我们在许多电影中常见到，从前是在外国电影中常见到，如今在国产电影中也屡见不鲜了。当些个中国的编剧们在创作类似情节时，当些个影视策划人以及评论家在认真研究和讨论类似情节的真实性的时候，其实从南到北，这情形正在中国各地发生着。只不过不是发生在摄影机镜头前罢了，只不过交接那塞满了钱的皮箱的双方都非演员罢了。
如果说他们除了自己还真的信赖什么人，那人又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男人，当然也不会是他们的妻子或女儿，更不可能是他们的母亲。几乎注定了必是他们的情妇无疑。
“信赖”是一个有永远的恒定数限的词，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针对于任何具体之人，其数限都永不可能小于一，它只能等于一或大于一，它绝不至于等于零。“信赖”乃是体现为人心的一种近乎本能的需要。好比一个人要活着，他的肠胃最起码需要一个面包或一个馒头，外加起码一碗水。一个真的连一个人都不信赖的人，便会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一个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的人，对金钱也就缺乏积累的意识了。
而他们都是些觉得活着很有意思的人，甚至可以说都是些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
对于他们，能在这世界上还信赖着一个不是妻子不是女儿更不是母亲的女人，也就足够维持他们的心灵的需要了。
所以在他们的名字被写上公检法机构的立案卷宗以后，使他们的“灰色人生”最终画上句号的，也往往是女人。于是关于他们的案卷中，差不多都记录着一则充满了种种欲望色彩的爱情故事。其基本情节类似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或《阳光下的罪恶》中的同谋男女，其基本主题是——“真爱又如何？”
他们是中国当代最有活动能量，最策划缜密，最胆大心细的一批“灰色收入”者。
在当今世界上，以往十几年来，中国也许是为“灰色收入”者们留有最多隙机可趁的国家之一。目前可能仍是这样的国家之一。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这乃是中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有些是合法不合理的，有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我在某些场合不期然地接触过一些专善于替他人拉赞助的男女，他们或她们每年以“吃回扣”的方式获得的“收入”，大抵可买一幢别墅。
据我所知，“回扣”的最高比额竟达百分之四十。甚至一半对一半，乃至倒“四六”。
他们——我们这里所分析的“隐富者”们，当然也是深谙此道的。
不过他们并不仅仅专一于此。
以往十几年来，他们还是一些倒卖商业批件过程中的“二传手”。他们中的大多数，一般并不能直接获得与巨额金钱等价的批件。但经由他们的暗中运作，能使批件本身翻倍升值。所以拥有批件在手的人，往往不但需要他们这些“二传手”，而且不能不重视他们的存在。
他们还是些走私商的合作伙伴。
总之，他们的“灰色收入”，十之七八是通过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方式获得的。一个商业头脑卓越的中国人所能想到的一切可趁之商业隙机中，都留下过他们游刃有余的，进退自如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