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时代，没有资产者阶层是匪夷所思的；没有买办者阶层也是匪夷所思的。没有他们的存在，商业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一种传说，一种愿望。
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当然已经阶层化了。
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咋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的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
在商业时代，没有资产者阶层是匪夷所思的；没有买办者阶层也是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馆里没有鲨鱼，没有巨鱆或没有鲸，没有海豚。也好比动物园里没有狮、虎、豹、熊、犀、象。它们是水族和兽纲中最不可或缺的种类。没有它们的存在，水族馆不算是水族馆，动物园又何谓动物园？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是商业时代繁荣链上最重要的一环，是商业时代的酵母。没有他们的存在，商业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一种传说，一种愿望。恐慌于他们的存在的人，是“叶公好龙”式的人。我们有理由反对的，只应当是“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的滋生、形成和存在。而且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反对。因为这两个以官僚为母体，受孕于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的“杂交阶层”，对于权力的腐蚀性是无可比拟的，对于普遍的商业原则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同时必定等于对全社会的公平意识实行强奸。它们使商业委身于权力，因而使商业的行径近乎于“偷汉子”。它们使权力卖淫于金钱，因而使权力形同暗娼。结果是商业和权力，同时变得下贱、卑鄙又肮脏。
一个“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者”层出不穷的社会，哪怕他们还没有形成为阶层，都是在本质上难以真正建设起所谓“精神文明”的。他们对全社会的污染和危害，一点儿也不逊于黑社会和流氓团伙。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比黑社会斯文，比流氓团伙体面。
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当然已经阶层化了。
资产者中，也当然不乏由我的法国记者朋友定义了的“阶层分子”。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咋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的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在中国经济秩序还没来得及形成的几年里，他们往往很容易地就能从银行贷出大笔款来，而且往往是无息的或低息的，然后迅速投机于最初的股票买卖或房地产买卖。对于他们没有所谓风险可言，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信息灵通，买入顺利，卖出及时。在别人来不及反应和动作时，他们已然作出了反应实行了动作。当别人被“套”住时，他们早已携利别往。当一些地方呼吁建立经济秩序的声浪高涨时，他们的身影早已出现在另一些有机可乘的地方。对于他们，“游戏规则”差不多总是滞后产生的东西。而所谓机会，总好像是有人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或者，为他们预留的。他们的后边，似乎有一个“机会服务团队”，或曰“机会黄牛党”。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个沿海小市掀起了开发热潮。我曾在那里见到过他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身影。因为那在当时是中国又一个提供地皮炒卖大好时机的地方，所以几乎成了他们的一个“会师地”。我是应邀去参与一次电视剧策划的，他们是为地皮炒卖这一种商业“游戏”而去的。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员陪同，充当“高参”一类角色。我到后，黄金地段皆已有主。那当然是一纸空文就了结的事。
他们转手倒卖地契，旋即乘机回归，坐收其利。一亩地价翻涨五六十倍甚至近百倍，他们“创收”之丰可想而知。短短的数日内他们便暴发了一次，并且同时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旅游观光。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进行的。只不过这种合法进行的商业“游戏”，是别人没法儿也没资格“玩儿”的罢了。
如今那小市的开发热早已冷却，因为地价在炒的过程中涨得失去了开发利润。当然也有人倾家荡产在那里，不过绝不会是他们中的某些人。
钢材、木材、煤炭、石油、水泥、烟、酒，凡是曾一度紧俏过的商品，哪怕属于国家调控物资，几乎都为他们中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所染指过。“卖批件”“卖条子”这一种现象，在中国曾经是见惯不怪之事。
王宝森不是挪用过两千万人民币给他的情妇去做生意么？他难道不是先成了阶下囚，才详查出这一条罪状的么？否则，“挪用”将不成其为罪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成是北京市副市长亲笔“批给”的。有权支配几十亿美元的一位官员，“批给”谁两千万人民币做生意还不是小事一桩么？公开的对外的对付审计的招牌往往是“集体所有制”，实质上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是“个体”的。非说“集体”，也是他们自己那一个小“集体”。赚了一概划入个人账号，亏了算国家为繁荣“集体经济”交“学费”了。亏个一干二净算全交“学费”了，挥霍了也算全交“学费”了。在中国经济秩序杂乱无章、剪不断理还乱的几年里，国家如此这般交了许多不明不白的“学费”。当然也不能说完全白交了，毕竟使他们先富起来了。甚至，也不能说交的“不明不白”。
切莫以为他们富起来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国人了。其实，除了在资产的占有方面和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方面他们足以高枕无忧而外，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是郁闷多多的，依然是些备感失落的中国人。老百姓的郁闷和烦恼是可以找个倾诉对象诉说的。老百姓是有权利通过发牢骚甚至诅咒骂娘对现实宣泄不满的，他们却丧失了这种宣泄的权利。
因为他们已然是现实的最优先而且最实惠的既得利益受用者了。老百姓发牢骚或诅咒现实的时候，他们只有充聋作哑缄口不言的份儿。老百姓骂娘的时候，他们总感到那等于就是在骂他们自己。他们都清楚，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鸿沟，是再也没法儿填平了。起码在他们这一代是没法儿填平了。而他们的上一代，亦即他们的父辈们，原本是些曾为拯救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出生入死，功勋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国老百姓爱戴的人物。这一种关系的失落，乃是他们于中国当代诸种失落之一种，最心有千结之一种，最欲说还休之一种，最惴惴不安之一种。不要单看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便以为他们并不在乎，事实上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很在乎的。又由于他们也清楚，他们从现实中依赖父辈的权威和名望获得的越多，父辈乃至家族在中国人中的声誉和威望越下降。他们的失落，他们的惴惴不安，包括他们难免常有所生的愧疚，便越加困扰他们。获得和丧失恰成正比，这一正比将是他们心口“永远的痛”。
他们中四十岁以上的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他们的精神父母。而且曾是他们绝对崇敬之绝对忠诚于的精神父母。相比而言，他们的慈父爱母，倒更像是他们的奶娘，更像是受了共产党委托教诲他们成长的监护人了。他们从小就曾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只不过“革命接班人”五个字，体现于他们的意识，与体现于老百姓子女的意识，内容是大不相同的。老百姓子女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着要当比是工人的父辈更不计所得的工人，比是农民的父辈更肯付出的农民，比是教师的父辈更优秀的教师，比父辈更服从国家和“革命”对自己命运的统筹安排，比父辈更勇于更乐于为国家和“革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一辈子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并以此为荣。而他们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着最终要接父辈的班，要像父辈一样身居要职，要像父辈一样为国家为“革命”实践文治武功并受人们的普遍爱戴。这一种意识尤其较早地成熟在男性的“他们”的世界观里。
“文革”粉碎了他们的理想，嘲弄了他们的志向，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正如硬性地，根本不可抗拒地改变了正在成长着的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人生轨迹一样。
最虔诚也自认为最有资格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继承“革命事业”的他们中的许许多多人，竟一夜之间成了方式极为粗暴严酷的“革命”对象，成了“狗崽子”，成了连最起码的尊严、家庭安全和生命保障都没有能力维护的人。这一种袭击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
“文革”结束以后，江山疮痍，人事皆非，改朝换代，百废待兴。
这时的他们，终于算是结束了含冤赍愤流徙民间的苦难，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讨个说法了”。
而仅仅为他们的父辈平反，为他们的家庭恢复名誉那是不够的。
必须也为他们被耽误了的人生做出适当的，较令他们满意的安排。
事实上中国也以它特有的种种方式这样做了。但首先是向他们赎罪。需要直接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安抚的也首先应该是他们。因为他们具有特殊的、意义深远的代表性。这一种安抚亦表明着对他们的活着的父辈的承诺。而这一种承诺又几乎是必须的。因为中国的政治需要他们的父辈继续参与并起巨大的作用和发挥稳定的影响。如同一切做父母的人们一样，这些年事渐高的中国政治老人，不可能不替他们的并不年轻了的子女们未来的人生前途分心考虑。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于当时的中国政治显然是必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种安抚又表明着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建国功臣们的祈恕。同时也是国家良心自身获得慰藉的方式。否则国家精神难以甩掉它所背负的沉重的“文革”十字架，而较快地从冤气孽障之中突围出来。
这是一种情感色彩浓重的突围。
它符合中国政治的历史特点。
这是一个国的“韦斯巴芗式”的两难之境。
据说在这位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加冕时，有心测试他的主教，将皇冠和法典放在天平的两端。如果他双手捧起皇冠，天平倾斜，法典就会当众落地。如果他首先捧起法典，以证明自己对法的重视程度远胜过对皇权的重视，那么皇冠也会当众落地，而那对于他意味着不祥之兆……
仪式规定他不可以同时拿两样东西。于是他只得连同天平一起捧了过去。
而中国摆脱两难之境的办法是——只从所谓“太子”中选拔了少数人培养从政。他们的人数在今天一一算来，十个指头数两遍也就差不多全包括了。时值中国的经济要腾飞，其余的他们便被鼓励去经商。
如果中国人较为平和冷静地想一想，则就不难得出结论——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文学和学术等领域，中国的高干子女是很难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他们从小就距这些领域甚远，而离中国政治太近。
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家族的观念中，从政才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高干之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们的思想意识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几十年中，这一点几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血缘原则”。
我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位相当走红的女电影明星，与一位父辈姓名掷地有声的高干子弟双双坠入情网。
而他的母亲坚决反对，并且严厉地批评他说：“中国没适合你的女孩子了？干吗非要从边边角角的人堆儿里找对象？”
而他的父亲已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其实家族中已没了权力支柱。
除了从政，中国以往的高干子弟们还适合选择其他的什么职业呢？
总不能在“文革”结束后，依旧撒手不管地打发他们还去当普通一兵、当工人、当农民、当机关小办事员吧？
于是他们被鼓励去经商，在当年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甚至可以说“幸而”中国又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出路。
当我们中国人析明了以上背景，我们似乎也就对某些高干子弟如今在中国商界的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看待得较为符合中国特色、较为客观温和了。
“那就让孩子们到商业领域闯一闯吧，中国将来也需要商业人才。 ”
这句在民间几乎人人皆知的话，即使是杜撰的，即使严格地要求不应打上引号，想来也跟原版的意思差不太多。
而既然当初是鼓励他们去“闯一闯”的，那么肯定要给他们“闯一闯”的种种必备的条件和万无一失的保障。这些条件和保障如果给别人，别人也会“闯”出一份产业的。但作为中国人，这一种平等的要求，在当年的中国，是单纯幼稚的要求，现在也是，具有“不可理喻”性。正如以这一种单纯幼稚的平等要求的意识看中国现象，皆具有“不可理喻”性一样。
事实上，当我们中国人看着他们中的某些人如今俨然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并且推断他们家私多少心怀嫉恨诅咒世事不平时，我们也许不大能想到，这些上一代共产党人的子女，当初不得不退离中国政治时，是很有几分依依惜别，几分意灰志冷，几分失落和几分对人生前途的渺茫惆怅的。那才是——“若问此愁深浅，天阔浮云远。”
当年我曾在朋友家中“有幸识君”。
当年我三十七八岁，他看去小我二三岁。其父乃调入京城不久的某“地方元老”。他是其家子女中的“老末”。话不多，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仿佛刚丢了什么贵重之物，来找我那位朋友商议报不报案。
朋友当着他的面对我说：“你可别见怪，他不是成心冷淡你。他近来心情不好。”
隔了会儿，又当着他面对我说：“他被从‘梯队’名单中划掉了。”
我困惑，不禁地问：“什么‘梯队’？”
“干部接班人‘梯队’呀！”——朋友回答了我之后，转而劝他：“想开点儿，你现在经商不是也挺好嘛！当官的有车，你也有车；当官的有秘书，你也有秘书，而且可以任由你随时聘换更年轻、更漂亮的秘书；当官的出国，你也可以出国；当官的请客，谱儿大了违反党纪，你请客，不论多少钱一桌那也是商务需要，你还想咋的呀？”
他阴沉着脸说：“但有一点我已经明摆着和他们不一样了。他们的儿女将来填简历时，父职那一栏是高干，我的儿女将来怎么填？”
朋友打趣儿道：“将来你就让你的儿女填‘中国第一代红色资本家’呗！”
一句话把他逗笑了。
他说：“我哥哥总算如愿了。要不然，共产党对我们家可就太欠公道了！”
显然，对于做了官员的别人家的子弟，他们是很羡慕的，也是很不服气的。他们这一种仿佛遭到了排挤的心理上的不平衡，注定了以后必然要通过为个人和家族聚敛财富获得匡正。何况财富是种一旦开始聚敛，必定专情独钟的东西；一旦开始喜爱，永远觉得自己拥有太少的东西。
法国的一位巨商，有次拜见阿拉伯某石油国的国王。金碧辉煌的宫殿使他惊叹不已，头晕目眩。
过后记者问他有何感受？
他说：“这真是一次不幸的拜见。从今以后，我觉得我是一个穷光蛋的感受，恐怕将笼罩我一生了。”
商界使年轻的“中国第一代红色资本家”们眼界大开，在他们接触某些中国香港的、中国台湾的、日本的、韩国的、新加坡的以及欧洲的商人们时，他们肯定的也有自己仿佛是“穷光蛋”的感受。这种感受肯定加剧了他们“只争朝夕”的急迫感。替自己的将来和家族的将来聚敛更多的财富，正是在这一种急迫感的鞭策之下成为一种原动力和使命的。因为他们渐渐地悟到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虽然缓慢，但还是比他们所预料的速度要快得多。在这种速度中，一旦退离了中国政治，那么也就几乎意味着是与它的“诀别”了。今后，若企图使自己们不沦落为普普通通的些个中国人，除了站立在个人财富上，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再能垫高他们自己了。而他们原本是和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们不一样的啊！
我知道这样一件事——他们中的一个，某次与一位意大利商人会晤时，对方问：“打算同我们合资经商，你能出多少本金？”
他犹豫了一下。横横心反问：“三千万如何？”
对方又问他是人民币还是美金？
他说是人民币。
对方不屑地摇摇头、耸耸肩，通过翻译告诉他，请他记住，在和欧洲人洽谈商务时，资金的概念一向是以美金来计算的，否则容易产生故意骗对方上当的误会。
那一项商务由于对方嫌他的资金能力太弱小而没谈成。
他却从此明白了人民币原来在外国人眼里是多么的“跌份儿”。
现在我校改和修正此书时，“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大大提升，“改革开放”在中国之成就也已举世公认。事实证明，中国当年一批头脑清醒的政治老人们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宏观设计，不管有多少令今人质疑的方面，但基本是正确的。并且我进一步认为，非一人之功，而是一个思想解放者的团队的卓越表现。在当年，他们的义无反顾的坚持，以及反对者们的义无反顾的反对，千真万确地仍可用“路线斗争”来形容。此种斗争未再一如既往的残酷无情，亦是中国之一大欣慰。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他们中的某些人，某次在北京接待某几位香港的富商子弟，为了在虚荣心上一争高下，乘坐奔驰600或劳斯莱斯，要求他们的夫人或准夫人佩戴上最名贵的项链和钻戒……
结果当然是他们的虚荣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但过后他们又彼此挖苦和嘲讽自己们的庸俗。
因为宴后当他们欲付账时，对方们中的一个阻止了他们，淡淡地说：“我在这里等于是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在我自己家里朋友们聚在一起吃顿饭，我岂能让你们掏钱买单？”
原来那五星级饭店的百分之九十的股份归于对方家族的名下。
“外向型”的比照，的确常使他们相形见绌。于是他们再多利用一次父辈们的显赫名声或权力关系之念头油然而生。他们知道这是不好的，也明白每多利用一次就贬值一次，但却还是一定要利用的。因为那是他们在现实中唯一可以利用的。有时利用了直接谋利，有时利用了间接谋利，有时仅仅利用了支撑自己们表面卓尔不凡内里非常之虚弱脆薄的自尊。若他们的父辈们已经退位了，或根本就不在人世了，他们则便难免地心生惶惶的危机感，如同即将被富贵生活所弃的娇宠小儿。
他们虽退离了中国政治舞台，却仍密切关注着它的云诡波谲潮汐变幻。时常暗自分析这种种变幻对他们的存在有利还是不利。“反腐败”“反特权”声浪高涨时，他们中某些人的内心里意乱弦惊，悄然遁往国外，很是担忧自己不幸成了祭畜，被政治高高拎起抛给民众以平不满之怨。前几年有些经济学家高谈阔论“中国的资产阶层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需要立法加以重点保护”，这话他们很爱听，仿佛是替他们所作的正义的宣言。有些法学家提出应像西方一样，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条确立为国法至高无上的一条，也很令他们暗生感激，觉得在中国“知音”还是有的。
我没通读过我们的宪法和刑法，不知这一条是否已经确立了。但是我可以肯定，即使确立了，他们也难以高枕无忧。
现在，众所周知，中国宪法已补上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一条。
这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当时曾戏曰：“老百姓没有多少财产可被侵犯，故几近于富人财产保护法条。”我并未公开反对过，内心里却是有几分不以为然的。如今想来，我当时的不以为然，确乎意味着思想上的几分偏执。我未免太纠结于“私有财产”的是否清白，而又未免太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宪法若无以上一条，首先对于招商引资是大不利的。其次，即使当时看不出那一法条与财产少得可怜的一般公民有什么意义，但却总归也会发生些关系的。比如现在的“拆迁纠纷”，觉得显失公平的公民若依法维权，往往也得在法庭上依据“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后来的“物权法”据理力争。
他们最是中国一些处于“不可名状”之状态的人。
他们总担心中国哪一天又发生“文革”般的动乱。而他们多年来苦心聚敛的家财私产顷刻化为乌有。不管谁向他们保证这一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都不能彻底打消他们的忧虑。
他们观察着中国的现实常不禁地暗问自己：我是可以无忧无虑地以富人的身份在这个国家里永久居住下去的么？
于是他们将人民币兑成坚挺的美元，并且储往国外银行。
于是他们常将一份或几份外国护照放在随手可取的保险之处。
非走不可时去香港么？
香港业已回归。
去台湾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