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的机会是分阶段的。在它无序的阶段，机会最多，最富有戏剧色彩，最乐于慷慨地将机会抛给某些智商并不怎么高的头脑。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某些出身于社会最底层，而又精于算计的人，才有暴发的可能性。这个阶段有时较长，有时很短。一旦结束，一旦作为一页翻过去了，那便永远翻过去了。从此它就只对很聪明而且立志投其门庭的极少数人微笑了。即使对很聪明的人，它往往也表现得相当吝啬了。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恰恰非是慷慨大方的，而是惜金如命，极端小气的。
在商业的无序阶段，往往几年就可以成全一位资本家。
而在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千百万个家庭中，再几辈子也产生不了一个资本家了。尽管可以产生不少官员、硕士、博士、作家和教授等有身份的人。除非某人不但精明，不但天生有经商的头脑，不但运气好，而且还是某类极具商业价值和前途的创造发明的直接或间接专利拥有者。
“当年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这样的话除了意味着是牢骚，不再意味着别的。牢骚中连当年的轻蔑和不屑也所剩不多了。
对于许多人而言，许多机会是一次性的，许多事是不可重复的。许多社会阶段是学生的四十五分钟一节的课时那么短暂的，许多时代特征是光怪陆离、刺目而又迷幻的。
你被它炫得捂上了眼睛，转过了身去，你就与它缘缘相错了。商业时代赏给那些最早就亢奋地不顾一切地跃身到它的光影里的人最大最多的实惠。这便是它的公平原则。它几乎从来只持这一种原则。当年的“二道贩子”也罢，“倒爷”也罢，对中国商业时代的复归，对唤醒中国人之商业意识，是不无功绩的。
而且，细分析之，他们的行为，也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贻害无穷。就算是为了达到目的进行贿赂，当年其实也只能塞些钱给小官吏们和小掌权者们罢了。当年他们都还没成气候。他们的身份使他们较难接近大官吏，也根本拿不出几十万几百万去收买大官吏大掌权者。与后来商业领域内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相比，他们的行为倒显得较为单纯，不那么卑污和触目惊心耸人听闻。
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的某一年，一位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同志，邀请几位作家“聊聊”世态民情。我迟到了，见只有领导身旁的一个座位空着，他又在向我亲切招手，便只好走过去坐下。
轮到我发言时，我说了几首民间流传的顺口溜儿。其中一首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成长。”领导笑了，打趣儿地说：“同志们，这是不是太夸张了点儿啊？我看中国的商业还远没发达到如此程度嘛！甚至，在相当漫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可能。但我确实认为，如果世界和平局面允许，全民皆商，肯定比全民皆兵好得多！”
我又说：“国营的不如个体的，有文凭的有专业的不如骑着摩托背着秤的，上班的不如倒卖的，倒卖的不如‘拼缝’的，‘拼缝’的不如坑蒙拐骗的，坑蒙拐骗的不如能弄到‘批件’的！”
他听得很认真，也很感兴趣。我说一句，他往小本儿上记一句。
我半截打住，说：“你要记，我就不说了。”
他又笑了，说：“作家同志你不要太紧张嘛！不会打你个‘右派言论’的！我记在小本儿上，是为了经常看看，经常想想嘛。骑着摩托背着秤的，那又是些干什么的？”
我说：“经商的呀。他们现在发了，不骑自行车，鸟枪换炮，骑摩托了！”
他说：“这很值得我们替他们高兴嘛。我预见，不久的将来，他们还会再一次鸟枪换炮，开上小汽车呢！到那时候，他们肯定比你们作家阔多了，你们作家同志们会不会嫉妒啊？”
问得我和几位作家朋友都不禁笑了。
我又说：“他们还有口号呢！”
他说：“噢？透露透露，透露透露！”
我说：“他们的口号是——骑着摩托背着秤，跟着老邓干‘革命’！
只要老邓不变卦，‘革命’到底不回头！”
他说：“这口号倒也不错。发展经济，是‘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
对于中国，不亚于一场革命嘛！但是中国要富强，只靠骑着摩托背着秤的当然不行。还老百姓以宽松的政策，只是我们国策的一方面。搞到国营的不如个体的，上班的不如倒卖的地步，当然是很令人忧患的。但是同志们，如果非要求国家做到上班的一定比倒卖的强，国营的收入一定比个体的高，那恐怕也不现实。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从事个体商业的，比在国营单位效劳的人普遍收入高些。这是商业时代的一种新差别现象。国家的使命，既是要保证个体的谋生热情不受挫伤，不再重新附着在旧体制上，又要保证国营的上班的，收入不要比个体的倒卖的低很多。那样的话，国营的上班的就寒心了。至于‘拼缝’的，那要看谁们在‘拼缝’，‘拼’的什么‘缝’，性质上是否合法。国家干部，手中有权，也搞什么‘拼缝’，那就不合法。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合法，在资本主义国家也照样不合法，是要和进行坑蒙拐骗的一起受到法律制裁的。至于搞什么‘批件’的，那分明都是权钱交易的方式，是腐败现象。是一定要坚决反对的！同志们，老百姓中蕴藏着极大的谋生致富的积极性和能量，不可低估，不可小看呀。一旦政策到位，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很快就会较富起来。但我们要使广大国营企事业单位的拿工资的人收入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则就不是那么容易之事了。实事求是地说，是很难的事啊！这需要经验和时间啊！经验我们太少太少，而这时间是属于老百姓的，不能让老百姓期待得太久是不是……”
那是我所听到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非常推心置腹的一次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
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许许多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每况愈下，共和国面临的使命更加艰巨。
但客观公正的中国人，似乎也不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共识——此非“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共和国积重难返的长期隐患全面“发作”的结果。甚至不可以一股脑全推卸责任给共和国的前任领导者们。因为那也同样是不公平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一个人的致富一样需要外部条件，需要机会。中国从前不具备这样的外部条件和机会。正如世界处于东西方冷战时代，中国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提出“改革开放”的国策。
但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不连根铲除商业的民间园圃呢？
但如果不发生十年“文革”呢？
十年后的今天，那些“骑着摩托背着秤”的中国商业时代初期的“弄潮儿”们，相当一部分确实已经富起来了。他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产业——房子、车、店铺或饭庄什么的。他们银行里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可能是一百万，可能是二百万或者更多些。
1949年10月以后划阶级成分之时，他们将被定为“小业主”。“入浅水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鲲龙。”商潮的初级阶段是混浊的浅水。他们每年从“网”中得的是“鱼虾”。经年累月，积少成多。他们是商业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试想哪怕一个设早点摊儿的人，十余年后，若经营顺利而且有方，其发达也是可想而知的啊！
还有一部分人，虽没怎么太发达起来，但东一笊篱西一耙子，十余年后也搂到了十几万或几十万。他们疲惫了，或信心减弱野心收敛。于是想方设法又往体制内迂回。一旦谋到满意的闲职，或干脆花钱买到，摇身一变，又成了端公家饭碗之人。
有极少数的人，凭着自己不寻常的精明，加上魄力、胆识、冒险精神和好运气和天赐良机，随着最初的商潮泅向了更深更远的“海域”。
他们成了令世人羡慕的富商，骑在了“鲲龙”的背上，大有一个筋斗便能翻出十万八千里去的能耐似的。但商海无情，风骤浪险，波谲云诡，“鲲龙”虽大，却不是那么容易驾驭的。在下一个世纪里，他们的结局究竟会怎样，做出结论还太早。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容争辩的，那就是，在商业时代的初级阶段，他们奇迹般地成了最大的些个既得利益者。起码目前是这样。
当然，还有些人，当年“倒”，现在仍“倒”着；当年“贩”，现在仍“贩”着。始终没机会没运气发达，但养家糊口总归是绰绰有余的。
换一种谋生的方式，可能就养不了家糊不了口了。所以只有继续下去。
更有些人，在初级阶段混浊的商潮中，折桅沉船，下场可悲。到中国的任何一所监狱里去调查了解，都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些人被关着。
他们的故事和传记，都记在中国商业时代初期阶段的几页历史上了。那几页历史上，充满了卑污、欺诈、赌博性和离奇性。其成功者很难引起人由衷的敬意，其失败者也不太能获得人的同情。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能从前几页历史中过渡到今天的时代，并似乎依然有什么商业方面的大作为，似乎而已。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今天，在商业时代的深远“海域”里“弄潮”的，已是另一类“新生代”了。
他们年轻却见多识广，从商经验极其丰富。他们以文质彬彬的外表，不动声色地掩饰着也许只有自己才清楚到底有多大的勃勃雄心。他们起码有大学学历，甚至是博士、“博士后”，或者是“洋插队”回来的外企外商全权代理人什么的。他们精通外语，善于“包装”自己，广为结交对自己的事业有助之人，尤善走上层路线。他们谙熟商业法律，谁企图骗他们上当，门儿都没有。而他们钻商业法规空子的行为，又能做得那么的不显山不露水天衣无缝。他们双手紧紧按住自己的钱袋儿，双眼每时每刻都在商界扫描着。一旦盯住了时机，其反应之快宛如矫鹰擒兔一般。他们中更有的人本身即是科研后起之秀，并是一纸抵万金的某项专利的拥有者。比起他们的科研前辈，他们将科研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的头脑，灵活得前辈们脑筋急转弯也还是望尘莫及。
他们的综合素质之高，根本不是十年前那些“骑着摩托背着秤”的人所能匹比的。
正是他们的涌现，无情地从商域排挤和淘汰了前者们，确立并巩固了自己们的主角地位。使前者即使存在着，也只不过变为一些“大群众”的角色罢了。
正是他们的涌现，促推着中国的商业时代进入了第二阶段——从“猪往前拱，鸡往后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到混沌渐分、层次渐清的阶段；从主要是以“倒”和“贩”激活市场到主要是以新商品、新材料、新技术丰富市场的阶段；从满足基本商品需求到满足名优商品需求的阶段；从无序到开始有序的阶段。
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乃是确保商业生命力强盛的三大要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年，中国的商业时代曾呈现出最乌烟瘴气的现象。商业不择手段只顾赚钱其他似乎什么都不顾了的贪婪性，也暴露得最为淋漓尽致。“假冒伪劣”商品正是在那几年里泛滥成灾，比比皆是，仿佛到了无法可治的地步。
那几年，是中国商业时代第二阶段的开始，也是中国商业时代第一阶段的结束。表象上是第二阶段的开始，本质上是第一阶段的结束，因为它在本质上是第一阶段而非第二阶段的高潮。
正是高潮宣布着前一“情节”的终止。
第二阶段的高潮究竟如何，商业时代这支大手笔，又究竟会让我们看到些怎样的大矛盾、大冲突、大内容、大阵势、大戏文和大演唱，我们则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中国人对玫瑰的刺究竟领教多少？
诚如爱默生所言——“商业是像玫瑰花一样美丽的。”
但他的话意味着——你要玫瑰，就得同时连它的刺一起要。
这世界上还没培育出无刺的玫瑰。
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商业时代，“美丽”到像爱默生所盛赞的程度。
商业这支玫瑰的刺，有时确实是含有毒素的。它扎人之后，人的疼痛后果，比被马蜂蜇了一下严重得多。它的气味儿充满社会，社会仿佛就变成一个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了。而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并不甘愿生活在一个类似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的社会里。这的确也是商业时代令人厌恶的一面。韩非子曾说过：“妇人拾蚕，渔者握鳝，利之所在，忘其所恶。”
意思是——鳝似蛇，蚕似大蛆，人见蛇则惊骇，见蛆则嫌恶，然而因利，“皆为孟贲”，都成了勇士。
古文中又曾说过：“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
饲蚕养鳝，劳动者谋生之计，其实无可厚非。何况，对于见惯了蚕的妇女，见惯了鳝的渔夫，并不觉得蚕和鳝很可怕。蚕还被南方的女人们叫作“蚕宝宝”呢。百姓的谋生，和商人的谋利，是有极大区别的。
所以我虽引用了韩非子的话，倒并不赞同他的观点。只不过算作介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利的看法罢了。
我的观点是——人为谋生而勇，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实是可敬的。商人为谋利而勇，是不是同样可敬，就得具体分析了。比如开棺材铺的老板，如果整天都在巴望着闹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我内心里就难以对他有什么好印象了。当然那古文的原意，指的不是这样的老板，而是做棺材的匠人。“不憎人死”，也不过是不在乎自己的行当与死人的紧密关系罢了。
但现实生活中，许多商人的心理，又确确实实和某些开棺材铺的老板是一样的，似乎整天都在巴望着闹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莎翁的名剧《威尼斯商人》，是对他们的入骨三分的写照。
利己是商业的原则。
投机是商业的智谋。
昨兮今兮，亘古如兹。
1861年，一个移居英国的日本人，某天早晨读报时，看到了英国王子病情恶化的消息。于是大喜过望，知道发财的机会来了，奔走于伦敦和附近的城市，低价抢购黑衣服黑布。几天后，王子去世了，在全英国的悲痛气氛中，他高价抛卖黑衣服黑布，一转手赚了约合九千万日元。
商业的利润几乎总是伴着商人的投机行为源源滚入他们的钱柜。一个不善于投机的商人几乎不配是一个商人，起码不配是一个好商人。
商业的利己原则往往是与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背道而驰的。它有时伤害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确实像流氓强奸少女一样。
商人和商人之间为了竞争，有时还会做出些异想天开，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事。
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有一商人做了这样一则广告——用他的厂里生产的万能胶，将一名杂技演员头朝下粘在几米高的大厅穹顶半个小时，以此证明他急于推销的那种胶水的可靠性能。
而他的对手，不甘逊色，用自己厂里生产的万能胶，将一位女郎粘在飞机翅膀上，飞机飞上万米高空，还在另一架飞机的摄影机镜头里翻了一串筋斗……
商人更往往会受利所驱逐臭如蝇食舐成瘾。
还是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之事：两名未成年的少女（少女当然未成年，指她们还不到法律可以正式判处的年龄）参与大宗毒品走私，由国外缉拿归案，下机伊始，立即被众多的人包围。除了新闻记者，还有为数不少的电影制片商、书刊商、电视节目承包人，争先恐后与之签约，打算将她们的犯罪经历拍成电影、电视剧，或写成畅销书。忙得她们不亦乐乎。未出机场，已各自身价数百万。俨然世界冠军或刚从月球归来。这一闹剧震惊美国朝野，引起公众极大愤慨。但此事又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发生的。直至公众忍无可忍，意欲组织游行示威，以抗议商人逐利的无耻行径，才由当局出面对商人们予以制止……
所以美国有一则讽刺商人的幽默，讲的是——书商出了一本书，赠送总统，不久探问总统看了没有。总统秘书说看了，总统觉得很有意思。于是紧随其后的大批再版此书的扉页上，印了这样一行字——总统看了觉得很有意思的书。又有书商效仿之，也赠了一本新书给总统。总统接受上一次教训，说：“没意思。”“没意思”三个字也可做广告。再版此书的扉页上印了这样一行字——总统看了说没意思的书。第三位书商见前两位的发行很是成功，央人硬送给总统一本书。这一次总统根本不看了。而此书的扉页上印的是——这是一本总统连看都不愿看的书。
商人有时要利用什么人什么事大赚其钱，往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表现得极端厚颜无耻。
公而论之，美国的商业，乃是世界上相当成熟相当法制化，因而也相当规范相当文明的商业。文明的“玫瑰”的“刺”，有时也如此这般地令他人反感令社会不耻，不能不说商确有“恶习难改”的一面。
在中国，从商业时代的初级阶段到现在，闹剧、俗剧、丑剧更是不胜枚举。
比如从动物园里租了老虎囚于店堂招待顾客便是一例。
报载某省某市商场开张大吉之日，为了营造轰动效应，意欲租用一架直升机，打算来个“天女散花”，自空中撒下数万元人民币……
我们的某些领导人，稍一疏防，就被商人所利用。不是将他们与商人握手的合影悬挂于商人的会客室，拉大旗做虎皮，就是被直接印在了产品广告单上，成了变相的促销员。所以国家不得不专发文件以禁止……
我知道这样一件事：某“个体企业家”，为了高攀上层人物，赞助某社会公益活动一百五十万。条件只有一个——名字见报，形象上电视，但一定要坐在某某领导身旁。一切疏通就绪，他却在头一天晚上因嫖娼被北京市的公安机关拘留，衣袋里还揣着第二天上午的请柬。于是活动不得不取消。
某某领导在电话里生气地指责：将我当成什么了？难道我们的同志们现在不分什么人的钱都一概照接了么？！
这还是为公。那中饱私囊的官员，对商的亲爱有加，与对百姓的冷漠无情，早已形成极鲜明的对照了。
又据报载，一位经商大款，席间当着些社会名流一语惊人——某某副市长算什么，我一个电话，让他半小时内出现在我面前，他不敢三十五分钟才到！
言罢掏出手机拨号下达“指示”，副市长果然半小时内超前到达！
我的在电视台工作的记者朋友告诉我：一次他出差外地，在歌舞厅消遣，适逢一大款向一歌星小姐献花，还未下台，有人却又向他献花，朗朗曰：“这一束花，是在座的××副市长命我献给您的！并为您点歌一首……”
世界的丑陋
在全世界，卖淫、走私、贩毒、色情业的方兴未艾，文化的色情化，贿赂的丑闻，无不与商业瓜葛甚密。十之八九，是在合法经商的招牌之下进行的。连昔日韩国的总统，也东窗事发，原来曾被商所俘过，在全世界的睽睽注视之下站在了被告席上，并且被判处过死刑。
那些日子里韩国是多么的举国激愤啊！
出租汽车司机大瞪着两眼将车摇摇晃晃地开上了人行道。
警察发现他滴酒未沾。他是由于心理被刺激成那样儿。他接受不了他们的前总统原来是一个勒索巨贿的家伙这样一个铁证如山的事实。
而一个月薪一百万韩元的政府较高级官员，于头脑清醒之时算了一笔账，结论是他若想挣到他们的前总统受贿那么大数目的一笔钱，得延长工作四十余年。他算完这笔账倒不愿意清醒着了。于是跑去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并用酒瓶子击碎了酒馆的玻璃，当众搂抱住女招待非礼无忌起来……
但是谁若问韩国人还要不要商业时代了？回答将是肯定的——当然还要！
一个理智的国家理智的民族，明白商业时代再有一百条一千条不好，却仍有另外一百条一千条别的任何时代所不可能带给人们的好处；却仍是人类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
总统索贿巨款，将他绞死就是了么！
韩国人尽可以许多许多次地选出一个总统，而对商业时代的选择却是不容反复的。一旦动摇了它的基础再要重新恢复，最短大约也需二十年。韩国人是明白这一点的。世界上几乎所有高度民主的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也都是明白这一点的。一个繁荣的商业局面光临的时代，对于这些国家的普遍的人们来说，不啻是上帝对世间的一次巡礼。而总统对他们算什么呢？不过是比较认可的一名公仆罢了！
诚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中所言：“民主社会中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能比商业更伟大、更辉煌了。它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丰富了大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想象，把所有的旺盛精力都吸引过来。无论是谁，无论是任何偏见，都不能阻止人们通过商业而致富的愿望。民主社会中，所有大笔财富的取得都要靠商业的增长。”
然而商业这支“玫瑰”，对于与之久违了的中国人而言，却未免太是光怪陆离、杂乱无章、浮华而又浮躁了。它使人欲膨胀，人心贪婪。
它使腐败现象如同倒片机将蝴蝶变成毛毛虫的令人厌恶的过程放映给人看，它使一小部分人那么不可思议地暴发，使他们中某些人暴发之后为富不仁……
所希冀的和已经面临的似乎根本不是一码事，于是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迷惘、困惑、失落、痛心疾首而且愤懑了。开始以诅咒勾引坏了自己好儿子的娼妓般的语言诅咒商业时代。
但这似乎主要是几年前的情况。几年前商业在中国的混浊的初级阶段，确实是“刺”多“蕾”少的。现在它的“刺”已被共和国的法修剪掉了一些。现在它当年的一些“蕾”开花了。
现在，普遍的中国人，已经能够比较冷静比较明智比较客观比较平和地凝视商业时代了。谁若问普遍的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将商业时代这看起来总有点儿离经叛道的“新娘子”再一次逐出国门？
普遍的中国人寻思一下，大约会宽容地这样回答：让“她”留下吧！世上哪有没毛病的“媳妇”，我们日后慢慢调教“她”吧。
这么想和这么说，都无疑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成熟。而这一种成熟，又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商业时代改变了太理想主义的期望。
中国是一个动辄容易陷入理想主义思维怪圈的民族。而西方人却早就对商业时代的本质有所洞察了。
《民主和教育》一书的作者杜威说：“认为商业的事情在它自身的范围内可以‘自觉’地成为一种理想的文化，认为它可以把为社会服务作为自身的宗旨，并让它来代表社会的利益和良心——这样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先生们，我们在承认商业的贡献的同时，绝对不可以把它想象得很温良。因为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要给它套上鞍镫。我们跨在它背上的时候，要穿带马刺的靴子。只有在这一种情况下，它才能收敛它自私自利原则之下的欲望，满足自己的同时也对社会做些回报。”
杜威的这段话，对当前的中国人，尤其当前的中国首脑们，是非常有参考意义的。
一切有关商业的法规、法令，都是为了更好地驾驭它，使它更大限度地造福于社会的“鞍镫”和“缰辔”。同时也是不断激励它按照社会福利的总目标奋进的“马刺”。优秀的骑手和坐骑之间，常常达到一种“合二为一”似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国家和商业时代之间的最佳境界。
税法是商业法规、法令中最重要的一条。
密尔在《功利主义》一书中说：“买卖人对一切顾客买一样的东西收一样的价钱，并不随顾客出钱能力的大小而开高或降低他的价目，世人都认为这是公道的，而不是不公道。但是若以此原则制定税法，就与人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便利的感觉太不相容了。国家应对富人特别制定某几项高税。因为我们冷静分析不得不承认，国家这台机器，历来为富人的效劳比为穷人的效劳多。”
卢梭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则说得更明白：“如果富人显示阔绰的虚荣心可以从许多奢侈之物中获得极大的满足，那么让他们在享受奢侈时增加一些开支，正是征收这种税的充分的理由。只要世界上有富人存在，他们就愿意使自己有别于穷人。而国家也设计不出比以这种差别为根据的税源更公平更可靠的税源。”
世界上许多商业发达的国家都早就这样做着了。
中国将如何开始呢？
再给它点儿时间吧。
如果，一个时代为了“造”出一个富人，不惜以产生三个甚至数个穷人为代价，那么不管它是不是商业时代，不管多少有思想的人极力加以赞颂，它总是要完蛋的。
罗斯金在《到此为止》一书中说：“既然穷人无权占有富人的财产久为人知，我同样也希望，富人无权占有穷人的财产这一事理明昭天下。”
一切鲸吞、瓜分、巧取豪夺、挥霍浪费国家财产的人，都既不但对国家犯罪，同时也对人民犯罪。犯有制造贫穷罪和占有穷人财产罪。因为道理是那么的明白——那一部分财产原本是靠劳动者积累的。国家原本是可以用它救助一部分穷人，消灭一部分贫穷现象的。
萧伯纳在他的小说《巴巴拉少校》前言中说：“金钱大量地聚积在一部分人手里，对他们来说多得没有什么价值了，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少得可怜难以为生时，它就变成该诅咒的东西了。”
这样的现象往往是由于——“给四个人每天三先令，让他们干十到十二小时的艰苦劳动；而却常常向另一个人提供不劳而获的机会，使其轻而易举地便会得到一千或一万英镑。”
这绝不是一个健康的、成熟的、人人衷心拥护的商业时代的特征。
健康的、成熟的商业时代的基本特征应该是——普遍的人们为了挣到使自己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的钱其实并不太难；某些个人企图挣比这更多的钱其实很不容易。
在中国，目前相反的现象还随处可见。但是要消除这一种现象，中国又只有万桨齐动，中流击水。回头恰恰无岸。
商业时代的一切负面弊端，只有通过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才能疗治。
这一点是走过来了的国家向我们证实了的。好比一个在冰天雪地中决定何去何从的人，思考必须变得极为简单——哪里升起着炊烟哪里就是继续前行的方向。
而商业的炊烟，一向袅袅升起在时代的前面。商业不在其后插路标。它不但一向一往无前，而且总是随之带走火种。你需要火，那么就只有跟随它。国家是人类的公产，就像个人是国家的公民一样。
人类进入了商业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公民”都只能“跟着感觉走”，迁移不到外星球去。
中世纪的罗马教堂曾发放过“赎罪券”——这意味着上帝也曾集资。
宗教经商，赎罪靠钱，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商人是商业的细胞。商业是人类社会的动脉。
商业其实从来不仅是人类的表象活动，也不仅是由它影响着人类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最悠久的最实际的意识形态的变种。它使政治像经济。它使外交像外贸。它使经济学像发财经。它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它使商人像马克·吐温说的那一种人——“如果金钱在向我招手，那么无论是《圣经》、地狱，还是我母亲，都绝不可能使我转回身去。”
它使道德观念代代嬗变。它使人文原则更弦易张。它给一切艺术随心所欲地标价，不管是最古典的还是最现代的，最俗的还是最雅的。
它使法绕着它转。今天为它修正一款，明天为它增加一条，以至于法典最厚的美国，律师们喟叹当律师太难了。
它殷勤地为我们服务，甚至周到至千方百计净化我们每天所吸的空气和每天所饮的水的地步，但同时一点儿也不害臊地向我们伸手要钱。
你不需要几万元一套的马桶，但是有别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润，于是商便合法地生产之……
你不需要全金的水龙头，但是有别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润，于是商便合法地生产之……
它还制造格林童话里的国王才睡的黄金床……
它还在月球上开发墓地。将来肯定也要在月球上开发旅游热线。
人觉得地球上的商品已经太多太多，但明天商业还会向人提供令人感到新奇的东西。
商业早已开发到了人的头脑里，人的心灵里。人的思想人的精神其实早已入股商业了。
人还敢嘴硬说人拒绝商业时代么？
人有什么资格拒绝有什么资本拒绝？
人每天的心思一半左右与商业时代有关。它本身微微地摇摆一次，万亿之众的命运和生活就不复再是原先的状态了！
物理学家说：人是熵的减少者。
化学家说：人是碳原子的产物。
生理化学家说：人是核酸与酸的相互作用器。
生物学家说：人是细胞的聚体。天文学家说：人是星际的孩子。而商业时代说：我是人类的奶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
谈到将来，便确实产生了一个终极关怀的话题。人类不再吮“她”的乳汁行不行呢？这话题太沉重，也太遥远，还是不讨论吧！
邓小平同志的一种思想方法，不失为很实际的方法——如果我们的
智慧不够，不妨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