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我们处于“原初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下，那我们究竟应该在政治治理的问题上达成哪些共识？请注意，现在不要考虑任何与现有政府有关的情况，要根据前提假设，判断我们应该听命于什么样的政府。
具体该从何处着手呢？先假设社会资源既不是十分匮乏，也不是极度富饶。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把每个人都视为自利的个体，那大家的观点就一定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如果你已经十分富有了，无论是因为继承遗产还是因为做生意而变富有的，你都会更倾向于生活在一个遗产税或营业税比较低的国家；而如果你身患疾病或十分贫穷，你则会更倾向于生活在一个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的高福利国家。
为了解决这些偏好的问题，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认为，我们应该站在中立的、没有偏见的立场上思考如何构建社会，即站在“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之后。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完全不知道自己特殊偏好的情况下寻求共识。
之所以要站在无知之幕后，是为了构建一个良序的社会，从而使拥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能够和谐相处。换言之，就是为了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使人们得到其应得之物。在无知之幕后，由于人们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立场，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性别、种族、运气等，于是他们就会寻求一个对所有人而言都公平的社会。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即“通过无知实现的公平”。
罗尔斯站在无知之幕后得到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对自由的共识。人们要寻求平等的自由、自治，要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过上想要的生活。因此，人们想要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当然，还有拥有私人财产的自由。对于站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们而言，持有功利主义的观点就是一种非理性，因为社会若以提高整体福利为目的，少部分人的利益就有可能受到侵害，而你则可能恰好是这少部分人的其中之一。此外，人们还想要政府提供基本的教育与福利保障，在某种程度上对病患、穷人和缺乏才能的人进行帮助，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这些弱势群体中的一员。
以上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运气平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ism），可是，人们是否应该享有由天赋、工作能力、继承遗产等带来的优越与福利呢？对此，有人认为，他们应该得到这些，因为这些都源于他们的选择；但他们的选择源于其性格禀赋，而他们又不应因此而得到任何好处。若继续讨论下去，只能让我们重新跳回到自由意志的问题。
无论这个难题该如何解决，罗尔斯的自由主义还是赞同政府对公民的生活进行调控，即通过税收进行社会再分配，从而提高社会公平。正因如此，罗尔斯受到了自由主义者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极端反对，我们之后再来看这一点。
罗尔斯站在无知之幕后得到的另一个结论是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这就是说，只有当最有利于处于最不利状况之人的时候，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才是可以被接受的。简单地概括一下，就是“经济的不平等是合理的，只要它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最不利者的利益”；再简洁一点，可以直接将其归纳为一个策略或原则，称为“最大最小值”（maximin）。
有一个与之相关的非常流行的经验主义的观点，即“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它指的是在经济发展中，财富若要向贫困人群转移，就需要先发展起来的人群或地区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岗位，比如男仆、女仆等。此外，还有人认为，社会差距越大，社会中的抱怨就会越多，比如富人认为那些宁可挤公交也不打车的穷人做得还不够，而穷人则会嫉妒富人，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
这都是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假如穷人有足够的资源能勉强过活，能过上差不多的日子，经济财富的不平等在道德上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吗？就此而言，我们要考虑到底如何判断“勉强过活”和“差不多”。
当然，有人认为经济财富的平等具有内在价值。可即便接受这个观点，也不能认为经济平等就超越了其他价值，比如自由，比如为了平等而损害所有人的利益。我们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假如平均分配社会资源会导致所有人都活不下去，那么，让一部分人活下去就比经济平等更有价值。想想现实中，在食物有限的情况下，遇难的人们会如何彼此伤害，以便有人能够获得最终的拯救吧。如果平均分配食物会导致没有人能活下去，那显然就不如只有某些人被拯救，哪怕是只有一个人。
设想社会中虽然存在巨大的财富差异，但即便最不富裕的人也能过上特别幸福的日子，并且丝毫不嫉妒富人，那么财富平均主义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当然，最不富裕的人觉得幸福，或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比如奴隶、受到宗教压迫的女性、纵欲者，他们或许会觉得满足，但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而他们之所以不知道，有时是因为贫穷和教育的匮乏，有时则是因为自己的贪欲。
再设想，一个社会里所有人都有很多财富，但是女性永远不能在公共场合露出脚踝，另一类人则必须始终佩戴着星星标志。如果有人质疑这些规定，领导人就会说“我们这里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传统”。如果要全民对这些规定进行投票，大多数人也都同意保持这些规定。可是，即便没人反对，没人因此而感到屈辱，也没有任何好的理由，难道这些规定就没有侵犯任何人吗？当然，如果给出一定的理由，比如“女人就是女人”“女人都有生理期”“佩戴星星标志的人都是同性恋”，这些规定显然就构成了侵犯。
以上内容都强调了平等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处于罗尔斯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们或许也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重要内容指的是，平等主义不能过于重视财富的平等，财富平等也并不意味着尊重他人与尊重差异。这个观点涉及“民主平等主义”（democratic egalitarianism）。
社会的首要价值是正义，而要理解是什么构成了正义的社会，就要通过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去寻找合理的、普遍的答案。无知之幕是找到答案的工具，但它也剥夺了太多的东西，以至于我们要怀疑在无知之幕后进行理性思考与评价的可能性。而且，位于无知之幕后，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美好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就要接受一个小小的偏见，即如果要玩幕布的游戏，就必须认为自由的平等分配是首要的善。然而，要维系幸福的生活，一个社会有时需要有特定的传统与特殊性。
位于无知之幕后，我们将会忽视一些重要的或有争议的价值，比如荣誉和贞洁，比如女性的特有角色，再比如每周的宗教日。可现实生活中，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就无法摆脱它的影响，而且这一信仰也正是你理解社会应该如何构建的关键。
无论通过罗尔斯的方法能构建出什么样的社会，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在当下的社会地位，知道如何理解生活中的对与错，那又为何要重新站在无知之幕后呢？所以，罗尔斯的所有设想其实都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梦想通过理性揭示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梦想有一个自由福利的社会。诚然，其他人也共享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梦，但他们的理由与理性有时指向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指向了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的结论，正如我们将在罗伯特·诺齐克那里看到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