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政治家喜欢用平等机会、平等自由等术语来讨论社会公平问题。比如说，他们担心穷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因为穷人只能接受较差的教育。于是，他们认为对穷人进行补偿才是更加合理的，比如让他们接受继续教育，或者让他们更容易申请到大学的入学名额。但事实上，那些关爱他人的富人往往只是在口头上承诺给穷人平等的机会，因为他们总是会想尽办法为自己的子嗣谋求更好的生活，比如支付昂贵的学费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送孩子出国旅游，让孩子继承遗产，等等。
许多人生活得很差，从结果上看，这就是一种不平等或不公正。虽然有时他们之所以生活得差，是因为他们懒惰或浪费了自己的天赋。而对于这类人，人们通常认为，过成这样只能怪他们自己。但是这种看法也有问题，就像我们并不认为盲人要为他们天生的眼盲负责，那这些人为何要为他们天生的懒惰负责呢？假如盲人的例子有效的话，我们就不应该鲁莽地给出上面的结论。毕竟，天生懒惰的人难道不也是因为运气差才具有这样的性格的吗？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人们才能培育出真正值得拥有的欲望和性格，才能做到自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对人民进行家长式的干预，似乎不应该遭到道德上的抵制。因为很显然，许多人都同意人们的一些欲望应该被改变。比如为了孩子好，我们会教育他们，培养他们健康的饮食习惯，让他们抵制垃圾食品，教导他们热爱学习、抵制暴力电影。政策和风俗也不鼓励吸烟，而是提倡体育锻炼。正如大多数情况一样，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划定干预的界限，这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
政治领域关注平等机会没什么价值，因为它通常会引出另一个观点，即如果某个特殊群体与普通群体之间出现了差异，那一定是因为社会出现了某些问题。比如说，在学校里，女孩通常比男孩学习成绩好；公司的领导和工程师往往都是男性而非女性；一流大学的学生往往来自重点高中而非普通高中。然而，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存在不平等就认为一定存在不合理，就认为这种情况需要被改变。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我们要具体了解不平等出现的原因，以及问题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如果真有问题的话。而如果要求在疾病、运动、职业和兴趣等方面，都必须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这似乎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有时甚至不是真理。
因此，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讨论这里所涉及的形而上学问题。设想我们为每个人都提供了相同的长笛和长笛课程，但仅仅把这些资源平等地分配给每个人似乎是愚蠢的，因为必然有些人没有学长笛的天赋或兴趣，有些人则有成为长笛演奏家的潜力。所以，更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一方面，通过正常的课程帮助具有天赋的人；另一方面，以其他方式帮助普通人培养对长笛的兴趣，提高他们吹奏长笛的水平，比如通过类似于改变基因的生物干预手段等。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的思想实验：
职业药丸已经投入使用了，它能够让人们获得某种职业天赋。只要吃下某个药丸，你就能获得相应的天赋，比如获得成为卓越的长笛演奏家、足球运动员或者哲学家的天赋，再比如让你擅长种地、维修下水道或者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熟练工。哲学家是国家的工程师，负责分发药丸，但谁得到哪种药丸，完全是通过公平的类似于抽奖的方式决定的。而与现实世界不同，从事那些最令人讨厌的工作反而能获得最高的报酬。除此之外，我们还假设那些药丸在使人们获得天赋的同时，也使人们产生了从事相关工作、履行相关义务的兴趣。
通过这个思想实验，我们会忍不住思考，我到底是谁，那个控制我自己的我到底怎么形成的。无论药丸是否由国家分发，我们会得到何种药丸，拥有什么天赋，接受什么教育，我们的性格以及与他人不同的欲望和个性等，这些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而不是他人的特性，其实都完全不受自己控制。我们最终拥有什么全凭运气，而这运气或许是好运，或许是厄运。
完全摆脱运气的操纵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把外在赋予的所有东西都扔掉，如果全扔掉，我们就不存在了，而只剩下虚无。
关于虚无，以及人的存在与虚无的关系，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十分重视。萨特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还是一个烟鬼。受到康德的启发，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观点，即无论进化论和传统习俗如何影响人的自然天赋与后天培育的特质，人始终都无法逃避选择，所以，最起码我们要把自己看作自由的。即便你相信决定论的思想，你仍然要选择今天穿红色的裙子还是蓝色的裙子，选择是去健身房还是阅读一本启迪心灵的书籍。当然，我们可能会寻求他人的建议，但最终还是要选择是否听从他人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