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美国的公司基本与慈善绝缘。解释这一现象的合理而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公司的股东们不希望高管替他们选择捐赠对象。人们雇用裁缝的目的是让他们帮我们做衣服，雇用木匠的目的是让他们帮我们修理房顶，作为一名公司的股东，雇用高管的目的是让他们帮我们运营公司。裁缝、木匠、高管可能都非常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很擅长帮我们把钱捐出去。
所以，多数情况下公司完全不涉及慈善领域。但为了维护良好的公共关系，又不得不屈从于“联合劝募会”的安排。
“联合劝募会”根本就不是慈善组织，它从事的活动基本与慈善无关。与接受联合劝募会资助的数十家代理处相比，基本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找到一家——以通常的价值观和信仰来看——可以更有效率地使用善款的代理处（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代理处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世界最忽视他人需求奖”了）。让联合劝募会将我们宝贵的善款捐赠给数千家毫无意义的“慈善组织”，其实就是与慈善背道而驰。公司的公关部会非常开心地看到我们将善款捐给联合劝募会，甚至我们会因此而受到一些“礼遇”，但为了获得这样的“高看一眼”就转而不向最有价值的受赠者捐赠，这是不是慈善的悲哀？
社会学家通常将行为理论区分为描述性理论和规范性理论，描述性理论研究人们“是”怎样做的，规范性理论研究人们“应该”怎样做。经济学家们通常将自己严格地限制在描述性理论的范畴内，不敢越雷池半步。
所以这一章单纯地描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方式：真正热心于慈善的人们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捐赠对象；但大多数人确实在不断变换自己的捐赠对象，这说明多数人并不是真的因为慈善而做慈善。
传统的经济学家分析到此一般就会停止。我们已经获得关于人性的有用信息，这一成就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足够，我们的任务是了解人性，而不是改变人性。
但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尝试，背离先贤的金科玉律，想做一些“规范性”研究。因此提出以下建议：如果我们真的想支持慈善事业，就应该坚持资助同一个慈善组织，而不是不断地变换自己的捐赠对象。
这一理论为何与其他理论不同？部分是因为它的结论与人们的直觉完全相反，我相信很多人从来没有这样思考过这一问题。所以，当我发表这一观点时，我相信很多人会重新思考下自己的行为。
和其他人一样，当我在一次午餐闲聊时第一次听到这一观点时，我本能地抗拒它，换句话说，我不理解它，我寻找各种理由来反驳它，在花费大量时间之后发现，这些反驳都是错误的。即便在弄清它的内在逻辑之后，仍花费了大量时间才将它融入我的正常思维程序，改变了我旧有的思维习惯。所以我才斗胆提出这一“规范性”理论，希望以我“皈依者”的热情带动更多像我这样的人，真正热心于慈善。
以沾沾自喜为目的的给予也是给予，当然应该受到欢迎，但称之为慈善就过誉了。先贤曾告诉我们真正的慈善是不自夸，当然也不张扬。我们可以因收到一打慈善组织寄过来的感谢信而沾沾自喜，当然也可以集中自己的力量，全力支持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慈善组织而真正做慈善！
附录：为纯理性辩护
当我在《石板》杂志上发表本章内容的精华版文章时，收到了潮水般的读者来信。当然，读者的水平良莠不齐，但整体而言我还是非常欣赏他们的来信。当然也有令人沮丧的情况存在，有的读者表现出对这一思想前景的敌意，让我无法接受。
举个例子，有的读者以这样一个问题来反驳这一观点：“难道人们不可以认为CARE和癌症协会同样值得捐赠，同样应得到大家的善款吗？”人们当然可以这样认为，我也这样认为，以及许多我非常乐意称为朋友的人也都这样认为。但问题是：既然我们认为两家组织都值得捐赠，我们是不是有义务，或者至少应该有意愿去思考如何将这一信念更好地转化为行动？
只有当恰好是那种极其罕见的、认为只有一个组织值得捐赠的人时，我们才能合理地避免这一两难境地。其余的人，包括《石板》的记者在内，都要不同程度地经历内心价值观的天人交战。当我们的价值追求相互矛盾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跟着感觉走，让本能引导我们；二是运用逻辑思维进行分析，看看哪一个价值追求更值得。我提倡大家选后者。
通常情况下，确定自己的想法是否符合逻辑的最优方法是：将自己的观点用数学的方式表述出来。21世纪初，杰出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向他的同事们提供了这一建议：当面对一个经济学难题时，首先将它转化为数学问题，然后解决，最后再转化成经济学语言，并将之前的数学忘掉。我是马歇尔的信徒，经常遵循他的建议行事。当然，也有读者想了解解决经济学问题的数学过程，好检测自己在哪个环节出错，为了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我已经将相关的数学知识摘录到本书的附录中。
对逻辑的抵制通常表现为对数学的仇视。我的一些《石板》的读者甚至坚持认为，没有数学化表达的观点与道德困境真正相关。但“数学化表达”与“内部一致性”是一回事，所以很明显，这些读者认为除非我们打算自己反驳自己，否则就不应该用数学化的方法解决道德困境。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被数学学霸所左右，也不意味着应该被恰好我们不懂，但其实很平常的数学技巧所动摇。如果运用的数学方法不能很好地捕捉观点的真正含义，或者这一观点本身就有缺陷，对数学方法的运用并不能为我们的观点增色。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数学方法的运用，还是这一观点本身，都不具有多少意义。数学方法的运用只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诚实和防止微小的内在不一致。
如何在数学上区分“一阶收益”（比如救助快要饿死的孩子）和“二阶收益”（比如减少全世界饥饿儿童的数量）非常重要。一阶收益用于证明慈善捐赠，二阶收益用于证明慈善多样化。微积分恰好就是一种描述这种细微差异的方便语言，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将这一精确语言引入道德讨论这种需要精确度的研究中来呢？
道德问题值得严肃对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讨论道德问题时，不能脱离开数学的伟大力量而草率地鉴别问题的本质和去除无关的干扰因素。当我们把所有在乎的因素都考虑进来，统一命名为“F”，并构建一个可能令人惊讶但非常重要的恒等式，这一恒等式不随F取值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推导出的结论不仅适用于自己，而且适用于所有人，甚至我们讨厌的人。这说明你已经掌握了深奥的道理。当我们梳理我们的道德义务时，深刻的道理是值得努力探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