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点简单算术
在天文学中，很多最激烈的争论都是通过望远镜的镜片得到最佳解决方案的。在公共政策中，很多最激烈的辩论也都是通过算术这样的“镜片”找到最佳解决办法的。我不是指那种将一排排数字相加的龌龊算术，我指的是那种简单概念上的算术，运用这种算术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如果你在一件东西上花得越多，那么（在你的收入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你在其他东西上花的就会越少。
举个例子，有很多人认为美国人应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高科技产业上。因为那些资源必定来自某个地方，所以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怀疑论者就会本能地问：“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在哪些工业上投入更少的资源呢（我不是暗示这个问题原则上不可能得到完全恰当的回答，我只是说这个问题必须被提出来）？”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因为美国人花在卫生保健上的钱比日本人或者加拿大人都要多，因而就说美国人花的钱“太多”。但是美国人的收入比日本人和加拿大人的都要多，所以算术的定律就要求我们在某一些东西上花得要比他们多（当然，除非我们把我们的一部分收入扔掉）[1]。因此，问题应当是这样的：如果美国人应该在卫生保健上少花些钱，那么他们应该在什么事情上多花些钱呢？在任天堂的游戏上吗？
当然，如果想让大量的数字有一定的意义，那算术学是绝对必要的。比如，某人告诉你，卫生保健费用占我们7万亿美元GDP（GDP，或者说是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一年中所产生的所有收入的总价值）的14%，而你几乎不可能想象得出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那么那些具有煽动性的政客就很容易夸大其重要性了。但是任何拥有计算本能的人都不会受到这种夸大其词的影响。如果收入的14%花在了卫生保健上，那么一个年平均收入在5万美元的家庭一年花在卫生保健方面的钱就有7000美元（包括看牙、配眼镜，还有大约3000美元税款，用来支付政府在医疗保险、公共医疗补助以及其他医疗方面的开支）。那些数字是可以好好思考一番的，而这是展开任何理性讨论的先决条件。
如果人们还没有弄明白算术的定律，或者作为这些定律的基础的基本逻辑，就会出现下面这些情况：我刚刚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一则新闻报道，是关于一种新型胆囊手术的，这种手术最初承诺可以大幅度降低手术费用。但不幸的是（根据这家报纸的报道），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手术非常受欢迎，做这种手术的人非常多，因此做胆囊手术的总体成本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得出结论，如果作为降低医疗成本的一种手段，新型手术显然是失败的。
根据这种逻辑，你的价值2000美元的台式电脑比30年前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型主机要贵得多，因为卖出的台式电脑太多了，总体成本就会很高。根据同样的逻辑，当牛肉的价钱掉下来后，顾客会感到不高兴，因为顾客们会选择多买一些牛肉，导致牛肉的总体成本上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犯了个基本的错误，它混淆了一件商品的价格和用在那种商品上的支出（你用在牛肉上的支出等于每磅牛肉的价格乘以你所买的磅数）。当价格下降的时候，消费者会更高兴。与此同时，如果支出上涨，那是因为消费者选择买更多的牛肉。这种自由选择并不是什么坏事。
胆囊手术也是同样的。如果治好你的胆囊花的钱少了，这当然是一件很实惠的事。如果最终结果是更多的人都治好了胆囊，那就是一件更实惠的事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讲的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完全相同的错误：几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叫作“不切实际的经济学家”，我在书中记录了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很熟悉的）事实：20世纪60年代，汽车变得更安全了（通过安装座椅安全带，给仪表板加衬垫等措施），而司机对此做出的反应却是变得更粗心了，他们如此粗心的结果是，在车祸中丧生的司机人数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自从那本书出版后，研究人员发现，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一些安全改进措施，最终也是类似的结果，比如安装司机侧面安全气囊和车闸防抱死系统等）。有几个书评作者试图推断出，司机并没有从安全带上获益。那是绝对错误的。使用新型汽车座椅安全带的司机葬身于车轮之下的可能性跟从前一样，但是现在，他们系安全带的时候，就可以纵情驾驶了。司机必定很重视能够更加随心所欲、更加纵情开车的机会，否则他们就不会选择争相装备安全带了。（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纵情驾驶意味着行人面临的危险也越来越大。对比司机得到的好处和行人的损失，安全带最终可能受社会欢迎，也可能不受社会欢迎。）
显而易见的类推就是：系上安全带降低了纵情驾驶的代价。当这个代价降低的时候，人们就可以更纵情地开车了，就好像当牛肉的价格跌落的时候，人们就会买更多的牛肉一样。司机死亡的人数就好比你花在肉店里所有的钱，这个数字可以上升，可以下降，也可以保持不变。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有一点我敢肯定，那就是价格的下跌可以使消费者获得更多收益，在上面的例子里，获得更多收益的是司机。
